从二十几岁参加工作时的月薪万六千，到七十五岁吃劳保时的五十千，看来唐代的通货膨胀情况，还说得过去。从苏轼羡慕白居易的诗“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可以看出，即使如洪迈所称的清贫，诗人仍拥有这样的兴致和乐趣，使一生颠沛流离的苏东坡向往不已。这证明诗人的工资收入相当可观，才能过上优越的生活。
那时，他在洛阳龙门一带，经常请客聚会，野游踏青，笙歌弦诵，赏花吟月，晚景是很惬意的。苏轼还写过一首诗，提到了“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他认为自己与白居易同样很浪漫，但没有白公在洛阳家中拥有一个小歌舞班的条件。这素与蛮，一位善舞，一位能歌，都是相当漂亮的年轻女子。奇…书…网诗人能供养得起这样具有艺术才能的女侍以娱悦晚年，可让苏东坡着实羡慕。
洪迈说白居易一生清贫，是以自己的标准衡量的。洪迈的父亲为洪皓，礼部尚书，大哥洪适，尚书仆射兼枢密使；二哥洪遵，中书舍人，官至资政殿学士。一门皆为官宰，大富大贵的官宦人家，自然会在《容斋随笔》里说白居易的生活清贫了。其实，诗人行将下世时，还不能说薄有资财，他曾在诗中交代：“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
看他拥有的这一份房地产和府中供奉的小歌舞团，别说中国诗人望尘莫及，外国诗人怕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苏轼为北宋人，洪迈为南宋人，按说，东坡先生的话似乎更可信些。孰是孰非，也就不去管它了。但白居易，一不假清高，不耻谈钱；二敢在作品中，为他人之不为。这两点，值得称道。
诗人的嫉妒
——看文学史上的一段悬案
李国文
说来你也许不信，当舅舅的把自己的外甥杀了，只是为了一首诗。
行凶杀人，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发生的事情。而至亲骨肉，夺命相残，虽比较稀见，但此类刑事案件，未必不会发生。可为了这个无论如何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杀人，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
在俄国，有通过决斗，想杀死对方，而自己却被对方杀死的诗人；在中国，有先拿斧头，杀死情人，然后又举起斧头，把自己砍死的诗人。这两位采取极端手段的诗人，情之所至，犹可理解。但唐代这位诗人舅舅，为一首诗的署名权，把同是诗人的外甥，置之死地，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翻开《全唐诗》卷五十一，宋之问有一首《有所思》，卷八十二，刘希夷有一首《代悲白头翁》，除了第三句，宋的“深闺女儿惜颜色”，与刘的“洛阳女儿好颜色”，有六个字的微小变通外，其余悉皆相同。依拙见，就这点改动而言，名气大的宋之问，比较造作，远不如名气小的刘希夷，比较自然。正是这首诗，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悬案，一桩出了人命案的笔墨官司。
据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传》，这个宋之问，就是刘希夷的舅舅。
自古以来，文学上的流派之争、门户之见，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如果文人像大熊猫一样，是珍稀动物，躲藏在深山密林之中，不通来往，肯定没有太多的是非。然而，称之为文坛的这块地方，常常有很多自我感觉良好的文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最好，都认为别人不如他好，于是，白眼相向，互不相能，针尖麦芒，各不退让。打过来，打过去，真是好不热闹。
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分析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即使再好的作品，再大的作家，也不是无可挑剔的。他还说：作家难免“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因此，一些观点褊狭的作家诗人，意气用事，各较短长，彼此顶杠，信口雌黄的风气，也就是不足为奇的毛病了，于是，曹丕发明了“文人相轻”说，便成了数千年来的定论。
其实，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出发，仅仅是“文人相轻”的话，甲看不上乙，乙看不上甲，或者，另外一个丙，对甲和乙的作品大摇其头，而甲和乙对丙的文章，联合起来大撇其嘴，这种相轻，我认为不一定是坏事情。对一个有点出息的文人来讲，知道别人的不足，知道自己的不足，是件好事。问题在于有些人，乌鸦跳到猪身上，笑话别人的黑，而看不到自己其实也很黑。这类眼睛长在额头上，嘴巴撇在耳朵边的翘尾巴作家，也算是近年来文坛的一道风景线。
应该说，一位作家，唯其知不足，才肯进步；唯其怕落伍，才要奋斗；唯其有竞争，才不敢懈怠。这样，文学才能日新月异，百花齐放。若是小酒捏着，小烟抽着，小菜吃着，小女子陪着，如《颜氏家训》所说：“有一士族，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犊珍玩，交诸名士，甘其饵者，递共吹嘘”那样，甲誉乙为文坛泰斗，乙誉甲为文学大师，丙跳出来吹捧甲和乙文章传世，众人休想望其项背云云。“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甲和乙也吹捧丙进入了文学史，甚至还能在KTV包间里与小姐耳鬓厮磨，荷尔蒙饱满，就业已不朽，传之万世云云……作家要是都这样自慰自渎起来，恐怕文学的前途也无多大指望了。
因此，文人相轻，很可能成为文学较量的激化剂，似应提倡。但这种文学上的较量，一旦远离文学本身，借助于文学以外的种种手段，以达到压倒对手的目的，而成为文学的强者，结果，无非如宋之问收拾刘希夷那样，终究要遭到历史的嘲笑。
刘希夷，是个不太走运的诗人，《全唐诗》里有关于他的一段记载：
“希夷善琵琶，尝为《白头吟》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乃更作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复似向谶矣！’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希夷，而以白头翁之篇为己作。至今有载此篇在《之问集》中者。”
《全唐诗》是官方出版物，“或云”这两个字，就很有政府新闻发言人那种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口吻。文人笔下的《唐才子传》，这段史实，就写得率直真实，爱憎分明了。说：“希夷天赋俊爽，才情如此，想其事业勋名，何所不至？孰谓奇蹇之运，遭逢恶人，寸禄不沾，长怀顿挫，斯才高而见忌者也。贾生悼长沙之屈，祢衡痛江夏之来，倏焉折首，无何殒命。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所较者轻，所失者重，玉迸松摧，良可惜也。况于骨肉相残者乎？”
真实情况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年轻人苦思冥想，写出了这首诗后，多少有些情不自禁，就拿去给宋之问看，想讨个好。他忘了他舅舅也是个诗人，而且还是有名气的老诗人，这可坏菜了。人一老，就容易倚老卖老，所以，老诗人、老作家、老演员、老交际花，有其可尊可敬之处，也有其可嫌可厌之处。你除了向他鞠躬外，万万不可招惹他。因为，他要张嘴，你没法听而不闻；他要伸手，你没法视而不见。所以，上海话里的“老娘舅”，其实是一句貌似恭谨的贬义词。现在，这位挺麻烦、挺不好对付的老先生，让刘希夷摊上了。
至少，他应该晓得，这位老娘舅，基本上是个马屁精呀！只不过因为此人甚不讲究口腔卫生，那时，又找不到什么口香糖，可以稍稍遮住口臭，因此，女皇武则天对他不感兴趣，何况他并非小白脸。他拍不上武则天，退而求其次，拍武则天的情人张易之。大唐王朝，是个诗歌王朝，张易之做了莫名其妙的“控鹤史”这个官，总得有两首诗临场朗诵才是。宋之问就是凭借写诗献媚，以此混饭吃的。当娘舅的一看外甥这首好诗，连呼精彩；尤其“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联，让他拍案叫绝，“真亏你想得出来。”接着，便拉下那张老脸，对刘希夷说，“我的贤外甥啊，你的这首诗就留在我这里吧？”
“舅舅，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还用问，此诗以后就算是舅舅的作品了。”
“那怎么行！”刘希夷不甘心被他仗势强蛮的舅舅蹂躏，说什么也不给老诗人这个面子。《唐才子传》载：“舅宋之问苦爱后一联，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人悉怜之。”
起初，我不大相信野史所说，后来，细细琢磨宋之问一生不怎么光明磊落的行状，倒也有可能干出这种事来。
《新唐书》载他“倾心媚附（武后宠幸的）张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刘）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看来，他给别人当枪手惯了，窃别人的劳动成果为己有，也就顺手牵羊，不以为意了。《旧唐书》载他“及易之等败，左迁陇州参军，未几逃归，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仲子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由此深为义士所讥。”从他捧着尿壶、尾随权贵的表演看，从他背叛朋友、出卖灵魂的行径看，把自己的外甥干掉，夺得这首诗的版权，并不是不可能的。
“文人相轻”一旦到了“文人相嫉”的地步，尤其那些才情不如人，功力不如人，又不甘心不如人，更不服气不如人，一定要在文坛上出个头、露个脸的诗人、作家、评论家，以及什么也不是的文学活动家，恰巧手中握有一点权力，拥有一点本钱，在嫉妒心的邪念驱使下，便可能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干掉对手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隋炀帝了。这个花花公子，酒色财气，香车美人，没有他所未曾拥有的，可他并不满足。觉得自己在文学的声望上，他还未能拔尖领先，登峰造极，而且，居然还有不逊于他的，或稍胜于他的，那还得了？据唐人刘所著的《隋唐嘉话》载：“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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