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忍细看- 第38部分

如何看待官定命价的巨大价差呢？在当代人看来，蕴涵了人命不平等观念的法规不是很可恶吗？这要看怎么说。一、二品贪官犯了死罪，法定赎金是12000两银子，如果坚持“与民同罪”，1200两银子即可赎命，岂不是纵容大贪官犯罪？清朝督抚一级的大员，每年合法的养廉银就有10000两，够他们赎8条命了。反过来，寻常百姓每年收入20两银子，也要12000两赎金，这条法规便形同虚设。人们对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确实不同，支付意愿也不同，命价在事实上就不可能相同。清朝根据这些不同定出不同的价格，买不买听凭自愿，比起明朝的一刀切来，应该是一个正视现实的进步。

实际上，当代的命价也不一样。同样死于交通事故，在现实操作中，赔农民的钱往往不及赔城里人的一半。美国的价差也不小。“9·11”事件后，联邦赔偿基金确定的遇害者赔偿办法据说有很大差别：如果遇害者是家庭妇女，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能得到50万美元的赔偿。如果遇害者是华尔街经纪人，他的###和两个孩子却能得到430万美元。这种差距招致许多受害者家属的强烈抗议，美国政府被迫承诺修改赔偿金发放办法。但是话又说回来，真要修改了，是压低华尔街经纪人的命价呢，还是提高家庭妇女的命价？经纪人一年就可能赚三五十万美元，纳税额也非常高，压低了明显亏待人家遗属。把家庭妇女的赔偿金提高到430万美元，纳税人又会有意见：干脆你把我这条命也拿走算了。

买命计算之一

最典型的买命，即以钱换命，发生在绑票和赎票的交易中。关于这套规矩及其术语，蔡少卿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写道：

如果土匪绑架到一名富家女子，就像抓到了一个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种行为就叫做“请观音”。如果绑架到一个有钱的男人，就像逮到了一头肥猪，称之为“拉肥猪”。如果绑架到财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

赎票的价格和付款时间的限制，由匪首根据被绑户的经济状况和具体要求评定，是有所不同的。在绑架未婚少女的案子上，如果这年轻妇女要求天黑之前回去，那就是一种特殊的“快票”，即当天付款当天赎回。如隔夜再赎，婆家就不要了。因此快票得款特别快，索价比较低。赎票除用现金外，鸦片、粮食、武器、马匹等均可抵偿。

土匪勒赎票价的高低，没有统一的规定，主要根据被绑架者家庭的殷实状况，同时也随时间地点之不同而有所变化。据民国陆军少将钱锡霖1918年报告：“山东土匪抢架勒赎，动辄数万元，少亦数百元。”（陆军部档1011，2，269）这个报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时报》载，1917年，“濮县盐商姜振卿，因事赴聊，半途为匪架去，声称赎资六万元。”（《时报》1917年9月14日）

同年，山东土匪毛思忠攻陷曹县，架走绅民杨希儒等3家6人，各家属邀公民李翔臣为代表，赴毛思忠处求情。毛思忠云：“汝来义气可钦，看汝之面，减去一万元。回籍后速备军费二万元送来，即放六人去也。”（《时报》1917年9月11日）

山东土匪的绑架勒赎，后来发展为四处抢掠，逢人即绑时，票价就降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可缴者用鸡子一百个亦可赎票”。（《时报》1923年9月1日）

河南土匪绑票勒赎的情况，与山东土匪相似，“从前只拉富户，今则不论贫富，逢人便拉”（同上）。洛阳地方的土匪竟扬言：“贫富都要，不值一双鞋，亦值一盒纸烟。”（《时报》1927年7月31日）

1927年，洛阳城曾多次发生土匪绑架小商菜贩、城市贫民的案件。某日，“城中郭某，使子出城，负粮一斗，归至关盐店地方，遇匪四人，欲架子去。郭子言：我家贫，架去亦不值钱。若要肩上麦，可以相赠。匪不听，必强之去。时方午，郭子呼救，匪情急，乃乱刀将郭子砍死。”（同上）

绑票术语，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吊羊、接财神、请猪头、养鹅生蛋、肉票、架票、绑票、新票、彩票（富人）、当票（穷人）、土票（农民）、花票（女人）、水头（票价）、压水（说票者）、叫票（讲票价）、领票（赎回肉票）、看票（看守人质）、票房（拘留肉票之处）、票房头（管票房的头目）、叶子（肉票）、叶子官（看管肉票的头目）、滤叶子（审问拷打肉票）、撕票（杀人质）等。

我们详细分析一下这种交易。

首先，所谓买命，譬如买儿童人质的命，意味着儿童的性命在土匪手里，儿童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土匪掌握了人质的性命，却不在乎人质的生死，只关心钱。人质的亲属关心孩子的生死，不那么在乎钱。即使不算亲情只算钱，养育儿童的花费，儿童未来对家庭的贡献，也是一笔可观的大数。而对土匪来说，这个数字无非是绑架、看守和喂养人质的那些花费，感情更是扯不上。对同一条性命的估价如此不同，这就是交易的基础。

其次，票价差异巨大，因为肉票的价值确实不同——赎命者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不同。这一点无须解释。不过这个道理隐含着一个逻辑推论：当平民百姓普遍贫穷时，绑票也会逐渐无利可图。我们看到，票价在10年间下降了数十倍。这时候当土匪的风险依然，收入却未必足以糊口了，土匪也就不能再当，大乱便可能转向大治，真所谓物极必反。另一个推论是：所谓“吃大户”，“劫富济贫”，号称也是一种道德，其实在经济上这是合算的买卖。后来竞争激烈，生意不好做了，就要吃到小户头上。势之所至，不得不然。非把经济选择说成道德选择，未免有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之嫌。

再次，滤叶子（审问拷打肉票）、叫票（讲票价），这些都属于定价程序，是绑票者确定赎票者的支付能力的过程。这方面出现误差，不能成交，便要出人命。

最后还要注意，掏钱赎票者并不是人质本人，而是他的亲属、代理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对人质的性命的估价，对人质生死与自身利害关系的预测，直接决定着掏不掏钱、掏多少钱。这道弯子可以绕出无数离奇故事。

美国记者阿列霍·利利乌斯在20世纪20年代末多次与中国海盗出航，亲眼看着海盗绑票勒赎。在《我与中国海匪同航》一文中，作者写道：海盗说，一般一条性命值几百元。有时有些亲属不在乎人质的安危，还希望海匪杀掉他算了，这样亲属们还能早日继承遗产呢。但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

作者转述的一个“狗人”故事，算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

在重庆附近的一个村庄中，住着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名叫高良泰。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每个富足的中国人迟早都会列入被绑架者的名册之中，所以他们总要另外准备一些钱作为被绑后的赎金之用。土匪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后来高良泰最终落入了土匪之手。这位商人对此并没有太多的担虑，只是马上派出一名土匪送一封信给他的弟弟，要他把土匪提出的赎金带来。他认为这件事定会毫不迟疑地得到解决。

但情况恰恰相反，他的弟弟非常愿意看到高良泰仍被监禁着，这样他就可以分享这位不幸者的所有财产了。于是他写了封信给土匪，要求他们把他的哥哥当作一名囚犯，并许诺每月付给他们一定的看管费用。这样，高良泰被土匪装入了一只仅能容下身体的竹笼内。

整整14年中，这个不幸的商人一直待在这个竹笼之中。在此期间，他的身体都快变形了，丑陋得令人毛骨悚然。在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中，他得以获得自由，然而他却再也无法站立行走了，只能像狗一样，用四肢在地上爬行。

后来，作者见到了这个“狗人”，果然不能行走，需要人架着。他已经当了海盗头领，追踪他的迁居澳门的弟弟，寻机报复。

而作者所见到的最离奇的买命故事，是一个英国人讲述的。

1932年9月，两个英国人，医生的女儿廷可·波利和一家英国洋行的雇员，在辽河边上的牛庄被中国土匪绑票。土匪为这两张洋票开出了天价。

下边是土匪写给人质父亲的信：

“第一封信想必已经收到，但数天来何故迟迟不复？波利女士的赎金为七十万大洋，科克伦先生为六十万大洋，外加一百枝步枪、三万发子弹、两百盎司上等烟土、五十码黑缎、一百只金戒指、三十只金手表、两挺重机枪、五万发子弹、四枝毛瑟枪、一百二十把左轮手枪、一百二十枝来福枪并配子弹。倘若一个星期内不予答复，就割下波利女士和科克伦先生的耳朵奉上。倘两个星期内不见答复，就毙了他俩。万勿以为我等心慈手软，仅危言耸听而已。不照此办理，定然说到做到。”

信里还提到，如果日本人一周内撤出满洲，他们就无条件地交还洋票。

价格如此巨大，就连印加国王的命价都不及此数，但土匪硬是开出来了。对此，绑匪北霸天和波利有一段对话：

波利说：“我俩都是小人物，你怎么老是看好我们值一大笔钱。肯掏钱救我俩的只有我父亲，可是他的钱根本就不多。”

“你们政府会掏钱的。”他肯定地说。

“不，不会的。他们为什么要掏钱？假如你们中谁被绑架了，你们的中央政府会为了他出大把大把的钱吗？当然不会，你心里一定很清楚，对政府来说，你我都算不了什么。”

“那么让日本人掏钱，他们有责任，就该负担这笔钱。”

我转过脸去，不耐烦地耸耸肩。关于赎金的争论，每次谈到这里就卡住了。随你怎么解释，北霸天总认为日本人应该、能够而且愿意为我俩出钱。

离奇的是，后来日本人确实掏钱了，他们出面谈判，达成了协议。1932年10月20日，日本人用马车拉着两个红色的大箱子，装了崭新的票子，从中国土匪手里赎回了英国人质。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