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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修龄在《农史研究和历史语言及外来词》中举过一个相当有趣的例子，摘引如下：
海内经提到的：“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对膏的解释，晋郭璞云：“言味好皆滑如膏”，并引外传曰“膏粱之子，叔豆粢粟也。”把膏字按汉字的实义解（味好如膏），说明郭璞及以后历代的《山海经》的注释家都已不知道膏是南方方言的名词带词头这一现象，如果膏作汉字的味好解，为什么在众多的古书中以及农书中形容味好的作物时不见使用膏菽、膏稻、膏粟等的称呼，而独见于《山海经》？也不见类似的用法如膏麦、膏麻呢，现今壮侗语言中，动植物名词带词头仍是普遍现象，如草＇ko’tum6＇、乌桕＇ko’kou4＇、樟＇ko’gu：n＇等，词头为＇ko＇，＇7＇ 因此，膏当是词头ko的译音，稻、菽、黍、稷，有实义可译，故将其意译为汉语的稻，菽，黍，稷，加上词头，便成为半音半义的外来词，其方式同现代的“剑桥”，“冰琪淋”（ice cream）之类的译法相似。
游先生的这种推理具有相当的说服力，确凿的证明了五藏山经中记载了多民族多语言的现象，再如北山经中有一座山叫敦薨，有的学者就认为这是‘敦煌’另一个译名，东汉应劭解释‘敦煌’说：“敦，大也。煌，盛也。”这种解释就很牵强附会，其实这些强解‘印度’‘身毒’差不多。
五藏山经的文字最可信，却也最难论定，因为它内容的详实确凿，已经精确到令人不可思议，第四纪冰河末期的人有如此的跋涉能力，有如此的语言文字能力，那实在令人无法想象。
至于海内经、海外经、大荒经则是图画阐释的三个不同版本，蒙文通、袁珂等人都认为大荒经成书最早，海内经成书最晚，他们的观点略有差异。不过我的观点和他们正好相反，我认为海内经最早，大荒经最晚。
这三类文字，大荒经叙述最为详尽，也最为丰满，其中记述了很多海内经、海外经遗漏的图画信息，这在前文已经略有论述。同样的图画，三代学官在阐释的过程中有分歧是正常的，第一代学官的阐释应该是最简的，海内经恰好如此，简略而单调，而大荒经对海内经、海外经的修正是绝对必要的，例如海外经称奢比之尸为神或奢比尸国，而大荒经则把它们修正为‘奢比之尸’，大荒经记述的内容基本上涵盖海内经、海外经所有文字，当然有些是对图画理解不同，如把帝杀形天解释成成汤斩夏耕，把钟山烛阴解释成钟山女魃。所以可以肯定的说，大荒经参照了海内经、海外经，成书最晚。
至于海荒经研究的是几幅图，这很难说，可能只有一幅图，也可能有四幅图，当然也有可能是五幅图。我个人倾向四幅图之说，例如海内北经、海外北经、大荒北经叙述的是同一幅图，内容逻辑基本上一致，而海内北最简，大荒北最详，这可以看出学官们研究这幅图的历史演变，由简到繁，由略到详。
但有一点这些学官们是完全错误的，这四幅图内容多是连贯的，而这些学官把讲述同一个故事的图画，割裂成不同的卷，他们以为一幅图就是一幅图，而这些图的内容关联性非常大。我初步猜测，这些图可能是铸在鼎上，因为鼎有四面（底面有没有不知道），这就诱导学官们误认为这是四幅天下地理图。
关于图画的始成年代，似乎可与五藏山经同时，其实世界的岩画史异常漫长，中国的岩画也至少可推至三万至两万年前，有冰川擦痕为证（宁夏大麦地岩画）。当然五藏山经的文字和海荒经的图画，都是异常艰繁而逻辑严密的，年代自然要后延许多。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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