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前面说过的，科举考试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
四
伤害了文学，倒是问题不大。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所遇到的最大困境，产生在包围着它的社会心态中。
本来是为了显示公平，给全社会尽可能多的人递送鼓励性诱惑，结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举赛场，一切有可能识字读书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全都抵押在里边，科举考试的内涵大大超重。
本来是为了显示权威，堵塞了科举之外许多不正规的晋升之路，结果别无其他选择的家族和个人不得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恶战，创设科举的理性动机渐渐变形。遴选人才所应该有的冷静、客观、耐心、平和不见了，代之以轰轰烈烈的焦灼、激奋、惊恐、忙乱。
早在唐代，科举制度刚刚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装饰，太重的渲染，把那些被录取者捧得晕头转向。
进士们先要拜谢“座主”（考官），参谒宰相，然后游赏曲江，参加杏园宴、闻喜宴、樱桃宴、月灯宴等等，还要在雁塔题名，在慈恩寺观看杂耍戏场，繁忙之极，也得意之极。孟郊诗中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张籍诗中所谓“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就写尽了此间情景。
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当时的读书人一中进士，根本应付不了没完没了的热闹仪式，长安民间就兴办了一种营利性的商业服务机构叫“进士团”，负责为进士租房子，备酒食，张罗礼仪，直至开路喝道，全线承包。“进士团”的生意一直十分兴隆。
这种超常的热闹风光，强烈地反衬出那些落榜者的悲哀。照理落榜十分正常，但是得意的马蹄在身边窜过，喧天的鼓乐在耳畔鸣响，得胜者的名字在街市间哄传，轻视的目光在四周游荡，他们不得不低头叹息了。
他们颓唐地回到旅舍，旅舍里，昨天还客气地拱手相向的邻居成了新科进士，仆役正在兴高采烈地打点行装。有一种传言，如能够得一件新科进士的衣服，下次考试很是吉利，于是便厚着脸皮，怯生生地向仆役乞讨一件。乞讨的结果常常是讨来个没趣，而更多的落榜者则还不至于去做这种自辱的事，只是关在房间里写诗。
这些诗写得很快，而且比前些天在考场里写的诗真切多了：
年年春色独怀羞，强向东归懒举头。莫道还家便容易，人间多少事堪愁。
——罗邺
十年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
——温宪
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
——赵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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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莫道还家便容易”？为什么“泪血滴来千里书”？因为科举得失已成为一种牵连家庭、亲族、故乡、姓氏荣辱的宏大社会命题，远不是个人的事了。
李频说“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王建说“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都是当时实情。因此，一个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属，在心里上都是千难万难的。
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一个姓杜的读书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中，正想回家，却收到妻子寄来的诗：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
这位妻子的诗句实在是够刻薄的，但她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着夜色偷偷回来的心情却十分真实。
收到这首诗的丈夫，还会回家吗？因此不少人硬是困守长安，下了个死决心，不考出个名堂来绝不回家。这中间所造成的无数家庭悲剧，可想而知。《唐摭言》卷八载，有一个叫公乘亿的人一直滞留在京城，参加一次次科举考试，离家十多年没有回去过。有一次他在城里生了场大病，家乡人传言说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长途来奔丧，正好与他相遇。他看见有一个粗衰的妇人骑在驴背上，有点面熟，而妇人也正在看他，但彼此相别时间太长，都认不准了。托路人相问，才知道果然是夫妻，就在路边抱头痛哭。
这对夫妻靠着一次误传毕竟团聚了，如果没有误传，又一直考不上，这位读书人可能就会在京城中长久待着，直到垂垂老去。钱易《南部新书》就记载过这样一位屡试不第的老秀才，在京城中等着明年春试。除夕之夜，全城欢腾，他却不能回家过年，正沮丧着，听说今夜宫中有傩戏表演，就挤在人群里混了进去。
不想进去后就被乐吏看成了表演者，一把推进表演队伍，跌跌撞撞地在宫内绕圈，绕了几百转，摔了好几跤。又要他执牛尾表演，做各种动作，闹腾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老人已累得走不动路，被人抬回旅社，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举考试也耽误了。看来，老人还得在京城熬下去。
不知道这位老人是否还有老妻在家乡等着，他们分别有多少年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这些子女是否在挂念孤身在外的老父亲？除夕之夜他在宫中转圈时，明明体力不支为什么不早一点拔身而出？难道他在傩戏的扮演中获得了某种有关人生恶作剧的感悟？
由于屡试不第的沉重压力，一旦中举之后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喜报到处，怪事丛生，但次数一多，怪事也被适应，反被人们看作正常了。我在《玉泉子》中读到这样一则记载——
一位级别很高的地方官员设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将军携家人参加。将军的家属人数不少，还带来一位已出嫁的女儿。这女儿嫁给一个叫赵琮的读书人，赵琮多年科举不第，穷困潦倒，将军的女儿抬不起头来，将军全家也觉得她没脸见人，今天既然一起跟来参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挂一块帷障遮羞。
宴会正在进行，突然一匹快马驰来，报告赵琮得中科举的消息，于是将赵琮妻子棚座前的帷障撤去，把她搀出来与大家同席而坐，还为她妆扮，而席间的她，已经容光焕发。
使我惊异的是，在赵琮考中之前，他妻子也是将军的女儿，竟然因丈夫落第而如此可怜，而对这种可怜，将军全家竟也觉得理所当然！
家属尚且如此，中举者本人的反应就更复杂了，一般是听到考中的消息欣喜若狂，疑是做梦。“喜过还疑梦，狂来不似儒”（姚合），狂喜到连儒生的斯文也丢得一干二净。
有的人比较沉着，面对着这个盼望已久的人生逆转，乐滋滋地品味着昨天和今天。请看那个及第者曹邺自己的描写，得了喜讯之后，首先注意到的是僮仆神情的变化，然后想到换衣服。而从旧衣服上，又似乎还能看到前些年落第时留下的泪痕。有的人故作平静，平静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例如韩偓及第后首次骑马去赴期集，这本是许多进士最为意气昂昂的一段路程，他竟是这样写的：
轻寒著背雨凄凄，九陌无尘未有泥。
还是平日旧滋味，漫垂鞭袖过街西。
他把得意收敛住了，收敛得十分潇洒。
不过这种收敛的内在真实性深可怀疑。对于多数士子来说，考上进士使他们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长久以来的收敛和谦恭可以大幅度地解除。虽然官职未授，但已经有了一个有恃无恐的资格和身份，可以在社会上表现真实的自己了。
这中间，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卷二所记的那位王泠然了。
王泠然及第后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笔给高昌宇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大意，我可以把它译成白话文：
您现在身处富贵，我有两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官职。我至今只有这两件事遗憾，您如果帮我解决了，感恩不尽。当然您也可能贵人多忘事，不帮我的忙，那么说老实话，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职的升迁难以预料，说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与您一起并肩台阁，共处高位，到那时我会侧过头来看您一眼，你自然会深深后悔，向我道歉。请放心，我会给您好脸色看的。
这封无赖气十足的信，可以作为变态心理学研究的素材。但我更看重它隐藏在文词后面的社会普遍性。
当年得中的士子们如果有机会读到王泠然的这封信，也许会指责他的狂诞。但就他们的内心而言，王泠然未必孤独。
五
面对着上述种种悲剧和滑稽，我们不能不说：由一代又一代中国古代政治家们好不容易构想出来的科举制度，由于展开方式的严重失度，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社会心理的恶果。
这种恶果比其他恶果更关及民族的命运，因为这里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急剧退化。
科举制度实行之后，中国的任何一个男孩子从发蒙识字开始就知道要把科举考试当做自己的人生目标。一种在唐代就开始流行的说法叫“五十少进士”，意思是五十岁考上进士还算年轻，可见很多知识分子对科举的投入是终身性的。这样的投入所产生的人格恶果，不仅波及广远，而且代代相传。
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颠坏了。
科举像一个精致的闸口，本想会聚散逸各处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过于险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浑又脏。
在我看来，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伺机心理。
科举制度给中国读书人悬示了一个既远又近的诱惑，多数人都不情愿完全放弃那个显然是被放大了的机会。机会究竟何时来到，无法预卜，唯一能做的是伺机以待。等待期间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想的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历来有这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