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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的隐士在后期有包括陶渊明、周续之、刘遗民在内的“浔阳三隐”。作为隐士诗人之宗，陶渊明曾多次出仕、多次归隐，四十岁之后彻底过起田园生活：“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这是一个时代即将结束时的士人的选择。在《饮酒》中，诗人则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和前代比起来，魏晋隐士在钟情老庄上表现得更明显，无论是陶渊明，还是刘遗民，抑或周续之，都倾心于《老子》《庄子》。尤其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带有老子风格的“小国寡民”的世外理想之境，千年以后，引得后人探寻和追慕。他们与庐山高僧慧远关系密切，并加入了莲社。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表明佛教对中国隐士有了影响。与陶渊明同一时代的宗炳，在具有隐士身份的同时，还是那个时代第一流的山水画家。朝廷屡次征召其出山，皆被拒绝。他是继许询、王羲之之后，又一个狂热的山水爱好者。按史上记载，他“每游山水，往辄忘归”，“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他潜幽谷，行远山，达三十年之久。晚年时，不能再远行，于是把自己曾去过的山水都画于家中墙壁上，“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随后南北朝时的陶弘景，是古代隐士中的一个典型。他36岁辞官，“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后隐居于茅山。陶弘景深知广谋，梁武帝萧衍建梁前，与陶弘景过从甚密。后萧称帝，朝廷每有大决策，必派使者入茅山征求陶弘景的意见，“书问不绝，冠盖相望”。时人称之为“山中宰相”。陶本可以隐居到更远的名山，但却没这样做，而是隐居在了离京城建康（今南京）很近的茅山。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是有想法的人：因为离京城近，皇帝才可以跟他形成互动。在追逐自然适意的人生体验的同时，又参与着国家大事的制定，取得隐士与权力的两全。对他来说，权力角色未必是其终极追逐的，他也许只是把决断国事当作构成隐士价值的另一个部分。这需要与京城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地理上的距离和精神上的距离），这个度是不好拿捏的，但陶弘景很好地完成了这个角色。
隐逸内涵发生微妙的变化，是在寄居江南的东晋王朝时期。东晋名士除了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外，向外又发现了山川之美。东晋前，即使严光隐居于美丽的富春江，在他那里，第一重因素也是出于对人格和精神独立的坚守。而东晋之后，士之隐，虽也存在严光这样的心理，但纯粹的山水审美和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已日益显得重要起来。再后来，山水情结由停留于欣赏自然景观上升为一种陶冶心性的生活，最后至唐朝时化为一种人文情怀，正如李白所说：“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诗中既描绘了自然的美景，又追慕了隐士生活的清幽，还表达了一种生命的理想状态。隐逸生活的具体内容，往往又为旅行、读书、弹琴、品茶、修道、参禅、诗歌、书画、名士互访等所环绕，如此的人文生活孕育了山水诗歌（或称之为隐逸诗歌）和山水画。反过来，这种文艺映照又使隐士文化本身显得更为深幽可人。
李白一生就至少隐居五次，甚至一度还模仿竹林七贤，与孔巢父等人搞了个“竹溪六逸”。他被征召到长安出任翰林学士，隐逸的背景给了很大的推力。如果说李白的隐逸，多是出于个人的性情，那么另一批唐朝隐士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把隐作为出仕的跳板，代表人物是卢藏用。卢实际上考中了进士，但由于暂时没被授予官职，所以直接去了长安旁的终南山隐居，以退为进地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的身份被授官左拾遗。另一名隐士司马承祯则坚持不仕，返回天台山前，卢藏用为之送行，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意思是，在这里隐居就可以了，何必远赴天台？承祯答：“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宋士对唐人的这种做法是看不惯的，《新唐书》：“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好终南、嵩山为仕途捷径。”这就是“终南捷径”的由来（为什么偏偏是终南山和嵩山？因为终南山和嵩山，一个离长安近，一个离洛阳近，而且一个是道教名山，一个是佛教名山，崇道信佛的唐朝皇帝们基本上就在这两都之间转悠，所以隐居在这里会很容易地被朝廷发现）。
唐有卢藏用，也有李泌。李泌，同样有道士背景，最后却做到了宰相。他的传奇当然不在于此，而在于他进退有据。时逢“安史之乱”，李泌为唐肃宗近臣，为平叛出谋划策，深得皇帝欣赏，虽还没做宰相，但却“权逾宰相”。李泌虽得宠，但有保身之道，“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往往假借神仙之名摆脱困境，同时也给竞争对手无意于世俗功名的印象，他与肃宗有约：“俟平京师，则去还山。”后长安收复，李泌就真的告别皇帝，去衡山隐居了。后来，世间风云变幻，他几出几隐，唐德宗时代，又被召回长安出任宰相。李泌深具儒道两家的气质，既能从儒家的角度为国家建功立业，又能很好地践行修身养性的道家理想，无论是出山还是退隐，都心怀平和，荣辱不惊，这在古代是少见的。
李泌的经历，实际上也道出中国古代士人的三种互为关联的理想：隐、仕、仙。
虽然卢藏用这样的行为也成为一种现象，但相较之下依旧是少数。在唐朝，更多的隐士是像我们故事主人公契虚的朋友司马郊那样的，在红尘与权力面前保持着人格的高贵和独立，坚守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不移。这是隐士文化中最光辉的部分所在。往大里说，在权力和主流的对面，它树立了一种别样的人生样式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所包含的是人格的高贵、精神的自由、志向的坚守和选择的决绝，在优美的山水中，开辟出一条让我们欣喜的文化和生活的道路。
谈隐士文化时，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与其相辅而生的山水文化和田园生活。“隐士”二字从字面上讲，一为隐，一为士。在哪里可以隐呢？自然是峰峦叠翠、林木清幽的山水间。华夏大地，本来就多奇秀山水，在进入工业社会前，没有环境的污染与破坏，那时的一山一水，更有古朴的魅力。在唐时，终南山冠盖整个帝国，其他隐逸名山则有华山、嵩山、庐山、衡山、天台山、四明山、青城山、武夷山、太白山、罗浮山……
继续说契虚的故事。
隐居华山的他，多年以后，已达到不用进食的辟谷境界了，每天喝风饮露。
辟谷分“服气辟谷”“服药辟谷”。在这里，契虚采取的是“服气辟谷”。反正，他越来越有仙人范儿了。
后来，司马郊去世，百鸟聚庭院而鸣，契虚也很难过。
唐朝远山，空谷幽兰，如此生活，夫复何求？但对契虚来说，还有一桩心愿没完成，那就是——成为稚川永久的居民。司马郊死后，契虚继续在华山隐居修行。当时，有叫郑绅与沈聿的，自长安来，至华山，逢大雨，二人投宿于契虚的茅屋。
由于契虚不再吃五谷杂食，所以当郑、沈到来后，契虚没食物给他们吃。
二人奇怪于契虚不吃饭却能神采丰奕。契虚把自己的经历说给他们听。二人办完事，返回长安时，郑绅单独去华山脚下契虚所住的草庐拜访，但草庐已空。郑绅颇为感慨，在他看来，作为隐士的契虚已成仙得道，去稚川定居了……
贩茶求仙记
讲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它发生在一批茶叶贩子身上。
玄宗天宝年间，安徽寿州大茶商刘清真带着十九个员工，运送大批茶叶去洛阳、长安贩卖。他们这趟生意带了多少茶叶呢？每人“一驮”（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多斤）。刘清真作为老板，自己当乘马押送，这样算来，共带了一千九百多斤茶叶，可以说是个巨大的数字了。而且，唐朝时，寿州茶很有名，这趟买卖当值不少银子。
一路上，刘清真带人晓行夜宿，十分谨慎。
此日一行人进入河南陈留地界，遇见了强盗。还好，盗贼不是很多，加上刘清真等人拼死保护，茶叶没被抢走。后听路人说，陈留一带不是很太平，总有过往客商被劫。为安全起见，刘清真听从了一位当地人的劝说，改变了方向，不再西行洛阳、长安，而是一路北折，往魏郡方向而去。
魏郡在唐朝时属河北道魏州，治所在河北大名，人口众多，在当时很繁荣。
在去魏郡的路上，他们遇到一位老僧，同行了一段路，彼此熟悉起来，即将分别时，老僧劝他们不要去魏郡了：“那里未必是佳处，还是去山西五台吧。”
“五台？”刘清真问。他心里想，这里距五台路途遥远；最主要的是，这些茶叶是不是适合贩卖到那里。
老僧见其犹豫不定，说：“若诸位嫌远，不妨先跟我回寺，再作商议。”
刘清真认为：一路疲惫，到寺里休息两天后再择地赶路确也不迟。另外，还有一点，对佛道都很感兴趣的刘清真，观老僧之貌，听其谈吐，认为老僧来历不凡。于是，他们去了几里外老僧修行的寺院。
寺院不大，但很肃穆。入寺后，老僧整日为众人讲经论法，说得刘清真等人悟性顿开，最后的结果令我们诧异：一行人竟都有了远离尘世之念。于是，刘清真等二十名茶叶商人放弃了贩卖之旅，终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