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仅凭外表和举止就能分辨出两种人，打扮时尚的人来自香港，另一些人则是土生土长的大陆人。然而这种差别逐渐
消失了，到 1992 年邓小平时代结束时，许多广东南部的大陆人和香港居民已经难以区分。
从 1978 年到 1980 年代初，中共在香港的组织枣新华社、中国银行、华润集团、工会、「爱国学校」和「爱
国」商人枣是大陆官员了解香港形势的主要依靠对象。但到 1983 年邓小平开始接见更多的香港商业领袖枣如船王
包玉刚枣时，代表大陆的那个小群体已经基本完成了他们作为联络员的特殊使命。
在香港工作的中共党员不属于香港社会的主流，他们缺少接触香港精英的渠道，而现在北京急欲得到后者的合作。
北京和广东的干部开始绕开香港的共产党同志，直接与香港的主流领袖接触。1982 年，邓小平把一名前省委书记许家
屯派往香港，担任中共在香港的最高代表，许和邓本人及北京高层均有直接联系；他到港后开始直接和香港精英接触。
对于香港的工厂主来说，中国的开放可谓恰逢其时：由于香港劳动力短缺，工资和成本上升，他们已经开始在国
际市场失去竞争力。而边境另一边低成本的劳动力，不但能够挽救香港服装厂、玩具厂和电子元件厂的厂主，还可以为
他们提供广阔的机会。转变迅速出现，而且往往令人吃惊：据香港报载，香港一些工厂的工人早上到了工厂时发现，全
部生产设备一夜之间就被运到了边境另一边的村庄，那里已经建起了新工厂。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香港繁荣期掌
握了先进建造技术的香港建筑公司，突然发现在边境另一边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欧洲和北美的商人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初去中国时，通常都会取道香港，先乘火车到广州，再从那儿飞往
其他目的地。动身前往大陆之前，他们会向香港商人了解情况，而后者有时会成为他们的合伙人或在中国大陆的代表。
外国人受到本国法律的禁止不能行贿，便通过受限制较少的香港代理人为自己在广东的生意铺路。台湾商人由于其政府
在 1980 年代初禁止与大陆通商，也通过香港的合作伙伴与内地做生意。邓小平开放连接广东和香港的「南大门」的试
验，使这里成了外来投资、技术、管理技能、观念和生活方式进入中国的最重要通道。
中国到 1980 年代末时已经更加开放，内外交往扩展到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其他许多地方。香港商人与大陆打交
道时使用的语言，就反映着这种交往的变化过程。在 1978 年后的最初几年里，香港和广东之间的交际语言是粤语，这
是通行于香港和广东很多地方的一种方言。然而到 1980 年代末时，中国很多地方都越来越开放，于是普通话渐渐成了
新的通用语言。深圳和珠海的很多居民来自北方，他们只说普通话，不讲粤语。香港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粤语也在继
续使用，但是香港商人要与全国的合作伙伴交往，于是他们也开始学说普通话。这种语言上的变化反映着从地区性试验
逐渐变为全国范围的对外开放的过程。
广东和福建的起飞
在广东和福建获得特殊地位后的三十年里，中国的出口增长了一百多倍，从 1978 年的每年不足一百亿美元增加
到一万多亿美元，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广东。1978 年时广东没有一家拥有现代生产线的工厂。三十年后来到广东南
部的人，却可以看到摩天大楼、世界级饭店、高速公路和滚滚车流。
从广州到香港之间的整个珠江三角洲都发生了巨变。在 1980 年代，这个地区的村镇（过去的生产队或公社）迎
来了一些小制造商在此地建造工厂，他们先是来自香港，后来是台湾等地。到 1980 年代末时，从香港到广州一百六十
多公里的路段上，道路两旁的工厂已经连成一片。＇14…27＇ 1979 年时毗邻香港的深圳只是一个有两万居民的小镇，二十年
后的深圳市则已经扩展到了周边农村地区，人口接近一千万，而且还在迅速增加。虽然没有确切的数字，到 1992 年邓
小平退休时，估计有一亿人次涌入广东的沿海地区，其中不少人后来又返回家乡，但也有数千万人留在了那里。
习仲勋和杨尚昆设法使北京批准了一系列导致广东经济起飞的措施，但是从 1980 年到 1985 年间领导广东经济
起飞的却是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他的搭档梁灵光省长以前是轻工业部部长，被派到广东帮助其发展轻工业。邓小平退
出后，就像全国人民感谢邓小平搞了改革开放一样，广东人也感谢任仲夷的大胆领导。多年以后胡锦涛视察广东时，曾
专程去看望已退休 20 年的任仲夷，向他表达敬意（关于任仲夷，请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根据 1982 年 1 月的一份文件，涉及 3；000 万元以上的轻工业项目和 5；000 万元以上的重工业项目，广东必须
报送北京批准。＇14…28＇由于突破额度而受到北京指责时，任仲夷会巧妙地规避，说那不是一个项目，而是恰好相互关联的
若干个项目，而每个项目都在上限以内。任仲夷的部下喜欢他为广东发展与制度斡旋的热忱，以及他敢于为他们撑腰的
勇气。其实任仲夷自己就曾说过，他在广东的任务是作一个变压器，电流（广东的政策资源）来自北京，他要使其符合
当地需要。广东干部的说法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得到任命的省级领导人在赴任之前，很少受到最高领导层的接见，但任仲夷和省长梁灵光却应邀与邓小平单独见
了面，此外还去拜会了华国锋、万里、陈云和叶帅。邓小平与他们见面时说，他们的任务是为未来探索一条出路。邓小
平了解广东的地方主义问题造成的强烈情绪，关于如何对待这个过去遗留的问题，他向任仲夷和梁灵光说了自己的看法：
不可能完全不谈过去，但要全面地看问题，不要纠缠于小事。邓小平说，只要在新的岗位上拿出适宜的政策，工作就能
顺利进行。邓小平还表示，他希望广东和福建的干部能够用自己的经验为其他地方提供指导。万里在会见他们时则大胆
地说，如果北京的指示不适合地方的情况，他们就应当做符合当地需要的事。＇14…29＇
广东的试验走在最前面，很容易被人批为搞资本主义。对于那些害怕资本主义、不愿看到对其他各省同样有吸引
力的广东试验被推广到全国的人，任仲夷和他的一班人便成了他们的靶子。任仲夷手下的干部为他的机智所倾倒，佩服
他作出战略选择的能力，但是最为赢得他们忠心的，还是他在北京的批评面前敢于承担责任。
即使没有来自北京的政治压力，干部们也感到难以勾画出一幅全新的路线图。例如，在研究建设广深公路时，他
们担心预算有限，也无法想像汽车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便错误地采取了谨慎策略，决定建一条双车道高速公路，结果没
过十年就被一条八车道的高速公路所取代。政治上的顾虑以及缺少经验，也使得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即如何与外来商
人打交道）产生了不少失误枣他们既想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又不想被人指为对外来资本家示弱。最初，他们不知道如
何确定税收减免的合理数位、需要多少地方基础设施、应当如何进行计价，以及哪些当地产品在国外有市场，因此犯了
很多错误。还有些当地人办事拖遝，甚至欺骗境外投资者。此外，新工厂的建设速度超前于相关管理规章的颁布，结果
新规章并不总是奏效。敢闯敢干的地方领导走得太快，把较为谨慎的官僚抛在后面，结果反而验证了持怀疑态度的保守
派的噩梦枣这类情况并不少见。
试验的教益
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发现，为了吸引外资设厂，必须建立「一站式」的决策中心。早期的外来投资者为了安排电力、
运输、建材和劳动力，拿到各种批文，必须跟不同的官僚机构打交道，这让他们不胜其烦。到了 1980 年代中期，最能
吸引外来公司的地区都是那些对政府机构进行重组、将决策集中的地方，这使地方官员在一个办公地点就可以作出所有
关键决策。
在如何向外来投资者收费方面，人们也获得了不少经验和教训。最初，地方政府对如何在市场经济中计算成本几
乎一无所知，一开始索取的费用往往不是远远高于、就是大大低于国际标准。过了几年后，他们对海外市场的价格找到
了感觉，开始定出更为适当的价格。由于前来打工的劳动力数量几近无限，劳动力成本仍然大大低于多数工业化程度较
高的国家。
此外，为争取投资而相互竞争的地方干部早就发现，如果不让外来投资者得到他们认为合理的投资回报，他们就
会另寻他处。最初，干部们听说运到海外的产品能卖高价，于是也向外国人开高价，认为不这样做就是让中国劳动力受
外国资本家剥削。但是渐渐地，中国官员开始接受国际市场的价格，认识到即使工人所得比在海外销售产品的商人少得
多，对政府和工人仍然有利。
做到信誉牢靠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地方干部认识到要想留住外方合作伙伴，使其扩大投资，就必须讲求信誉。
外国投资者希望确保在出现问题时可得到公正解决，中国的干部便以签订协定、引入法律程序等方式予以保障。地方干
部发现，过去几年做得好的地方，都是尊重协议的地方。这其实并不奇怪，如果外国投资者感到一个地方的干部队伍靠
得住，能在早期野蛮的、不讲章法的中国市场上解决不可预期的问题，必要时还能在解决问题时发挥创造性，他们当然
愿意继续投资。在外资公司工作的当地经理也学会了按时完成任务是多么重要，学会了如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