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万吨。讨论这个指标时，康世恩苦笑着对李天相说：“好你个李天相，连1600万吨都不敢要，给我签了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可见，胜利油田在当时即便是一年内只多产10万吨，也非常艰难！这个方案八易其稿，终经石油部通过。又向国家能委、计委、经委、财政部作了汇报，得到了一致同意。同年8月，石油部正式下发了《关于胜利油田实行原油产量包干试点的通知》。10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石油部又联合行文下发了这个通知。
此时，身为国务院领导之一和国家能源委主任的余秋里同志，一直十分关注着全国的石油生产尤其是“一亿吨包干”的事。他在北京召开的石油部厂矿长会上明确指出：“今后石油要继续大发展，要继续大踏步前进”。具体要实现“一个加深、三个开展、六个稳定发展”的奋斗目标。即：加深从松辽盆地到渤海湾盆地的广阔东部地区的勘探；开展准噶尔、陕甘宁、柴达木盆地的工作；继续稳定地发展大庆、胜利、华北、辽河、中原、克拉玛依油田生产。他为石油工业勾画的这幅发展蓝图，事后证明，之后几年的我国石油工业基本上是按这个轨迹运行的。
“全国稳产一亿吨，其中大庆5000万吨，胜利油田怎么办？”将军在此次会议上，向胜利油田的干部职工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也是他继抓大庆油田稳产5000万吨后，致力“建设第二个大庆”的一个宏愿。
1981年8月下旬，余秋里奔赴胜利油田。这个油田他不陌生。早在1964年，他两次在这儿蹲点，长期坐镇指挥，与石油工人一起，在一片盐碱滩上创建了这个油田。此次故地重游，老将军或巡视现场看望工人，或听汇报找人座谈，与油田的领导干部和地质专家们切磋，深入研究与讨论了胜利油田的现状与发展前景。油田干部大会上，他深情而又严肃地指出：胜利油田仍大有作为，大有发展前途。面对当时在胜利油田发展问题上存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少数人认为胜利的黄金时代已过去，主张把现有产量大幅度降下来；大多数人则认为，胜利油田的生产基础比较雄厚，勘探领域还很广阔，资源十分丰富，还大有发展前途。对此余秋里明确表态：坚决支持大多数人的观点。接着，他用大量的事实与数据，从领域广阔、资源丰富、基础雄厚、潜力巨大以及技术装备不断进步等方面，向人们展示胜利油田大有可为的前景。
“你们现在搞到的储量相当于大庆储量的一半左右，大庆现在每年产5000万吨，你们为什么不能在这几年搞到2500万吨？”将军发问胜利人。继而他告诉他们：“从战略上讲，今后在勘探的深度与广度上，胜利油田不是走下坡路，而是要走上坡路；不是小发展、中发展，而是要大发展。这个油田，你们今天在座的同志，这一辈子是搞不完的。你们的儿子、孙子搞不完，你们孙子的孙子也是搞不完的……”
胜利人感到了鼓舞，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对把自己的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有了信心。这信心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靠科学。胜利油田有依靠科技攻克难关的好传统。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地质人员克服没有先进设备的困难，采用“手摇计算器”、“手拉计算尺”的办法，处理了数以百万计的数据与资料，人称“人工三维地震”，在油田的勘探开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1年初，胜利油田又发动广大地质人员，广泛收集与重新研究以前的“五老”（钻井、测井、地震、试油、地质）资料。在此基础上，车卓吾、刘兴材、陈斯忠、钱凯、李小孟、杨申镀等十几位石油地质专家，集中讨论了十五天，得出胜利油田近期勘探的重点。随即油田又召开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地质论证会。这实际上是胜利油田的一次地质“会诊会”，也是胜利油田的一次“规划会”。与会者情绪活跃，畅所欲言，座谈会连续开了半个月，有车卓吾、刘兴材、陈斯忠、钱凯、李小孟等34名地质学家作了综合报告和专题发言。这些报告，以大量的数据与资料，向人们展示了胜利油田广阔的前景。与这个座谈会相呼应，会议期间的许多夜晚，又有一些专家聚集一起，促膝商讨，彻夜长谈。他们计算着，思索着，争辩着……胜利油田的勘探部署和找油计划逐渐清晰起来。在论证会即将结束之际，主持人指着墙上那幅硕大的地质图，激情满怀地说：“综合各路专家的意见，胜利油田近期的勘探部署，可以按照刘兴材等同志提出的‘三类三十块’来实施：第一类可增加几十、百把万吨储量的十来块；第二类可增加几百、千把万吨储量的十来块；第三类可增加几千、亿把吨储量的十来块——当然这第三类目前只是个方向……”（胜利油田在并不长的若干年后，大大超过了这个预测。）
二靠先进的技术。有了主战场，发现了主要“敌人”，靠什么来打赢这一仗、来歼灭这股“敌人”？在石油业来说，就是要靠以钻井技术为主的一整套石油勘探开发的先进技术与工艺。在主管钻井的副指挥姚福林组织领导下，与钻井总工程师于万祥、钻井指挥部指挥张兆礼等人反复研究，提出了实现“解放钻速，解放泥浆，解放油层”的具体措施，并组织专门队伍对关键的技术工艺进行攻关。1986年他们提前50天完成350万米的全年钻井任务。尤其令人鼓舞的是他们在全国率先攻克与推广高压喷射，优选参数钻井技术，使全油田一百多部钻机的钻速大幅度提高，钻井质量也明显改善。而正是这一贡献，使日后在钻井指挥部召开的总结庆功大会上，年逾古稀的老部长康世恩，把屡建奇功的钻井队长与钻井工程师们请上主席台，当着几千人的面，向这些功臣们恭恭敬敬行了三鞠躬大礼。1987年，他们又一鼓作气，全年打井1959口，钻井进尺434万米。胜利油田依靠先进技术，取得突飞猛的进步，余秋里听取李晔的汇报后，异常兴奋地说：“胜利”的胜利，是科学技术的胜利。
三靠人心。这是余秋里传下的石油作风。胜利油田的随矿职工家属，当年只有3000多户，这还是文化大革命前经层层申请批准解决的。70年代以后，职工人数超过10万人，前几年虽然组织了一部分职工家属参加农业劳动，但还有大量户口在农村的职工家属不能随矿，即便随矿了多数也还是“黑人黑户”，不供应粮食，不分配住房，不准参加农副业劳动，娃娃上学没着落。这是胜利油田面临的“老大难”问题。1981年以后，油田领导班子几经慎重研究，在山东省的关怀帮助下，划拨给几个农场和几十万亩盐碱荒滩。由负责后勤生活与职工家属工作的副指挥侯庆生统一组织与实施。于是，全油田彻底解决了职工两地分居问题。当时宣布：只要自愿，可以敞开大门让职工家属迁来油田开荒种地。真是石破天惊。“家属敞开来”，当时在石油厂矿是头一家。其反响与效果，不亚于几口千吨井同时喷油。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工人们喜迎家属团聚。剩下的就是万众一心，为找油而战了！此刻，油田上下，人气大增。
四靠人才。1981年初，胜利油田地质勘探处副处长、副主任地质师刘兴材给油田领导班子成员每人一份11万字的地质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积他在胜利油田二十年潜心研究成果，立论严谨，从方方面面论证了胜利油田仍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深信胜利油田不但有油，而且有大油。为此，他还因不合“时宜”而屡坐“冷板凳”，被人贬为“刘大吹”。他无奈无助。刘兴材的报告得到了胜利油田领导班子的赏识，并根据他的表现，提拔了这位党外人士为油田副总地质师，之后不久，刘兴材升任为油田副总指挥兼总地质师。从此，刘兴材在这个岗位上，和许多同行在一起屡献良策，屡获成果，对胜利油田的发展和石油勘探理论都有重大贡献。这一期间，像刘兴材这样的技术人才获得重用，在胜利油田比比皆是。正是这些受重用的知识分子们努力的结果，为胜利油田能否成为“第二个大庆”提供了技术上的可靠依据：1982年初他们郑重提出的油田的“六类四十块”有利战略新生代：一类是新增2亿吨储量的一个——埕岛油田；二类是新增1亿吨储量的3个；三类是新增5000万吨储量的4个；四类是新增1000万吨储量的18个；五类是新增天然气储量20亿立方米的4个；六类是很有勘探前景的10个。事后经过勘探验证，以上前五类的目标都已基本实现。至此，在渤海湾盆地关于复式油气藏成油理论也逐渐形成，并于1985年获得我国首次颁发的国家级科技进步特等奖。
胜利油田在“第二个大庆”的征程上，开始了阔步前进。
1984年，胜利油田的地震与钻井工作量超过1982年、1983年之和。老井增产的292口，平均单井日产118。8吨，油田年产原油达到2304万吨。此后，一路攀高，到1988年实现年产原油3330。26万吨。
胜利油田稳居全国油田“老二”，直逼大庆。用胡耀邦当年在胜利油田定下的“第二个大庆”标准——“你产量达不到5000万吨，但如果地质储量先搞到30亿吨，产量又逐步上去，有一个可观的数目，比其他油田多，那也叫大庆嘛！叫第二个大庆嘛！”（引自《胡耀邦在胜利油田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
“但就在这个时候，‘妖风’刮来了。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批示认为：胜利油田储量没落实，所以不支持大规模开发胜利油田，也更不提建设第二个大庆的事了。我也莫名其妙地由‘营长升为团副’……”李晔悲切地对我说。他所说的“妖风”是“上面”有人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反对把胜利油田建设成“第二个大庆”和胡耀邦、余秋里他们致力的“建设十来个大庆”的战略思想。至于他所说的由“营长升为团副”，是指他及胜利油田的其他领导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