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怎么啦？他是国家主席，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邓小平也是！”
“我们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将军回到家，回到中南海的“小计委”办公处，大发雷霆。他从来都是嫉恶如仇、刚正不阿、赤胆忠心。他受不了别人如此污蔑。
秘书赶紧关紧房门，并悄悄告诉他：小计委重要人员贾庭三同志已经被公开点名批判，上不了班啦。
什么？贾庭三同志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他有什么错？将军一震，追问。
还不是因为彭真同志。据说北京市委的所有领导同志都被揪下台了……
凭什么？
你还不知道吧？咱们计委有个副主任到山西出差去看了一下彭真同志的母亲，这几天计委机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都在说这件事呢！
将军再次震惊：这算哪门子事？看一下彭真同志的母亲也是罪？
唉，首长你还没有清楚？现在是谁要跟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这些人沾点边，都得被划成黑帮！
黑帮？我余秋里不也是接受刘少奇、邓小平的领导吗？将军喃喃道。
可不，您首长更得在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千万别让他们抓住小辫子。
我才不怕他们那些狗屎呢！将军怒气冲天。随后，气冲冲地走到林乎加、李人俊他们的办公室，说：“文化大革命”可以不怕乱，但全国的生产怕乱，我们该干什么照干什么。
三人正要商议从总理办公室送来的一大堆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急电报，周恩来秘书周家鼎神色慌张地匆匆进屋，又把将军拉到另一个屋子，说：“余主任，总理写了一封信，请你看一看，看完后签个名，我马上要带走。”
将军急忙拿过一看，是总理写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及他等人的，信的大意是：运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只能因势利导，发气发火无济于事。要十分注意你们的言行，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节外生枝，增加对“文化大革命”的困难，不要叫人抓住把柄，造成被动。要遇事三思，切勿草率……
将军见已有老帅和其他副总理的签名，便提笔落下自己的名字。但总理秘书走后，将军对天长叹一口气：原来真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总理是在保护咱呀！
既然如此，帮着总理一起守住生产建设这一块吧！只要生产建设不乱，那几个乳臭未干的红卫兵又能怎么样？将军一向对耍笔杆、耍嘴皮子的“文人”不感兴趣，这回看到张春桥、姚文元，当然连同陈伯达他们这些整天只知贫嘴的人更加异常反感。
我看他们能翻得了天？将军的拳头砸在桌子上，发誓要保护来之不易的全国经济生产好形势。但这回他想错了，席卷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几乎在一夜间将所有国家机器打乱了：火车不能正常运营了——装煤运客的车子变成了“小将”们的天下，而且还远远不够；工厂已经开始关门“闹革命”去了——炼钢的去贴标语了、织布的去涂糨糊了、生产油盐酱醋的去制造写大字报的墨水了……这还了得？老百姓还吃不吃饭、穿不穿衣服了？将军急出一身冷汗！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向国务院“求救”的电报少则几十封、多则几百封，他“小计委”一时成了“救火消防指挥中心”了。
“你们，你们无论如何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粮食吃，人民怎么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一天，疲惫不堪的周恩来深夜把将军和谷牧找到身边，焦虑而恳切地说。
看着总理如此焦虑和疲惫，将军心急如焚，原有内心造反派对自己的那份攻击和污蔑的怒火随之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救国救民的一颗赤诚之心。
喂，喂喂，无论如何，你们必须保证生产正常运营。工人不能不上班啊！这是纪律，也是界限！听明白了吗？
喂喂，我找你们省长！什么？省长揪下台了？那书记呢？书记找不到了？那我找你们造反头头，我要跟他说话！
你们听着，大串联可以，闹革命也成，但你们不能鼓动工人停工停产，这是界限！
我执行的什么路线？我执行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路线！将军“啪”地放下电话，怒不可遏：妈的他问我执行什么路线！老子在中南海能执行什么路线！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路线嘛！
“余秋里，你必须交代谁是你的黑后台！”
“你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计委的大黑手！”
“打倒余秋里！”
将军还没有反应过来，还准备向一个个省、一个个市、一个个区，打上十个百个电话，要求他们无论如何必须保证落实周总理的指示，必须保证一线生产不停工。可是他未曾料到自己却被从办公室揪到了批斗现场——嚯，日他娘的，阵势比大庆会战的“万人大会”场面还要大，不止万人吧？
一块写着“刘少奇的黑干将”大牌子挂在将军的脖子上。“黑干将”？我是刘少奇的黑干将？将军不服，直着脖子就是不愿挂这牌子。
造反派便上来两个人，狠狠地将那颗高昂的头颅往下一压：敢不挂？！
来，拿墨来！有人叫喊起来。
拿墨干什么？将军还没有明白过来，他的那只唯一的手臂被涂满墨水……
哈哈哈……大黑手！大黑手！造反派们狂笑起来，并命令将军把手高高举起。
将军不举。
又有人上来架着。
“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余秋里！”
“打倒工业战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后台！”
“打倒……”
批斗大会上的口号通过麦克风，又传向高音喇叭，响彻计委大院，震荡三里河一带。“我们那时常常看到计委大院那儿开批斗会。每回那个一只手的余秋里总被他们斗得怪可怜的。人家一只手，还给涂上墨，一举就是几小时，稍稍想放一放，有人就上前拳打脚踢，真没人性……”我爱人小时候的家就紧对着计委大院，她记忆犹新地对我几次说过计委造反派们批斗将军的那悲惨的一幕幕……
人性？那时哪来人性？
头几次挨批，将军还想回到中南海到总理面前发发牢骚。可后来再没这想法了。为什么？那天将军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从批斗现场回到办公室，周恩来就让秘书叫他和谷牧等人上人民大会堂跟工交战线的造反派对话。正在造反派们吵吵嚷嚷要周总理回答为什么不让揪几个部长时，周恩来突然站起身，手里拿着一张照片——那照片上有个人躺在地上血肉模糊：这是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同志，你们看看，他是昨天刚被人打死的！周恩来说到这儿满眼泪水，无比悲愤地：这么一个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是国务院总理，你们说叫我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吗？啊，你们还要我说什么？
会场上没有人回答。但这只是暂时的，丝毫没有影响在林彪江青一伙人煽动下的造反派们揪“走资派”的疯狂。
打这以后，将军不再感到满腹屈辱了。你造反派批斗吧！白天批我，晚上我回办公室照样工作；你上午批我下午我回去还照样工作。
工作不能停，国家机器不能不转。这是周总理特别交代的话，任何时候都一样。将军牢牢记着这一点：即使是个人受天大的冤屈，必须尽一切力量守着“摊子”——国家的摊子。
然而“文革”的发展已非将军等少数几个人所能扭转乾坤的。他和谷牧刚刚满头大汗安排好150多万红卫兵小将们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事宜，上海那边又传来噩耗：11月初，以上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为首的上海一些工厂的群众，串联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由于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周恩来、将军他们下发的关于工矿企业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通知，没有给予承认，因而被王洪文之流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10日凌晨，王洪文带领两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时被铁道部门下令停车。王洪文便煽动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大动脉中断31小时，使上海站36趟列车无法发出。由此引发全国性的交通严重问题。这就是震惊世人的“安亭事件”。将军等为此几日几夜安排调度，王洪文等竟然倒打一耙，说有人蓄意破坏“文化大革命”，迫害工人革命行动。上海的王洪文借此大出风头，身在北京的张春桥则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回到上海又在火上浇了一把油，于是原来只有“学生娃娃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迅速蔓延到了产业工人中去，问题的关键是毛泽东对此还给予了肯定。全国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不收拾也得收拾。周恩来一边苦口婆心地向造反派们解释，一边来到将军他们那儿千叮咛万嘱咐：无论如何也要尽可能防止国家的经济建设出现瘫痪。
将军因此建议：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联。“这样才能落实毛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嘛。”将军对总理说。
你们马上起草一份文件，我们一起向主席报告。周恩来吩咐道。
而在此刻，陈伯达在中央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也起草了一份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他把文稿送到将军他们手里，说是让看看，其实是让将军他们按照他的意见定调的。将军等拿到陈伯达的文稿，在请示总理后，趁工交会议的各地代表在京，又在征求和听取意见后，突击几天几夜，完成了一份关于工交战线“文革”的《十五条》通知精神——陈伯达起草的是十二条。几天后，陈伯达把将军和谷牧叫去，见了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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