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里真的被感动了：“好！同志们，我要向你们学习。同时还要把你们的战斗口号宣扬到整个会战所有战区！我们一起跟天公比个高低！就是上甘岭战役，我们也得冲上去！你们有这个决心吗？”
“有！”地窨子里震起比雷声响十倍的声音。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战斗激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姿态？也许今天的人已经无法想象，但昨天的共和国建设就是这个样——在他们心目中没有别的，只有为国家建设出力流汗，甚至不惜英勇牺牲的心愿。
余秋里离开薛国邦的采油队时，虽然被会战指战员不畏困难的精神所感动，但他作为五万余会战大军的最高指挥官，他依然忧心忡忡：地处松辽腹地的大庆油田发现和开发初期，整个会战大军完全是在毫无依托的一片荒芜的大草原展开的。这里霜期有近五六个月时间。进入5月，大地刚刚解冻，雨季便开始了，而且1960年的雨下得特别的多。松辽油田的所在地，又是地势低洼的松花江和嫩江两条江河的自然泄洪区，这给油田会战的五个战区全线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原有的几条土公路，已寸步难行。汽车出门，都得拖拉机保驾。就是拖拉机上路，也不时陷入泥潭。更让人头痛的是当时气温很低，一般不过零上四五度。会战队伍面临想干活工地一片水汪汪，又等不到物资供应，想干也没法干；一旦停工，别说总指挥部定下的计划落实不了，就是职工们呆在工棚和宿舍里也遭雨淋遭寒冷……职工们的干劲和精神是一回事，但没有物质保障的会战必然会造成战斗力的严重损害，这一点当过司令员和政委的余秋里十分清楚。什么都不重要，人是第一位的。他想命令后勤人员迅速给各井场和分队的职工们送去能够暖身子的生姜和辣椒，后勤供给部门的同志告诉他，几十辆车子全部出去一天也送不了几个井场；生产部门的人更是叫苦，说空车子往外跑还能走上几里，一装上物资连几百米都走不动——全线物资供应断档。
“有一个油建小分队五个人，困在几百里外的暴风雨之中，已经五天失去联系，不知是死是活……”有人报告说。
“部长，今天装卸一中队七分队的三十名复员战士，为了赶抢一批泡在一米多深积水中的材料给井队前线送去，他们从早晨三点一直干到晚上六点，十五个小时奋战在水中，硬是把250吨钻杆和油管装上了车……”有人兴冲冲地前来报告一个战况，可余秋里听了不知是喜是悲，心情反而更加沉重。
“老张，当务之急，必须让所有车子都动起来，否则我们全线几万人会陷在大草原上的！”余秋里把张文彬叫到他的牛棚办公室，异常焦虑地命令道，“你得用主要精力解决好这个问题。道路不通，物资送不到井场和野外分队，我们整个会战就是死棋一盘。必须限期解决，分秒必争！明白吗？”
“明白！我马上去执行！”张文彬二话没说，领了“军令状”就走。
余秋里有个特点，在关键时刻，他用兵总是爱挑那些曾经是军人出身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张文彬是石油师的老政委，许多人都这么说过，余秋里生前对张文彬总是特别的重用，余秋里欣赏张文彬办事稳当、脑子灵光又为人忠厚。会战几年里，张文彬不仅是领导小组成员，而且又是每次召开大会的主持人，或者代表会战领导小组在五级三结合大会上作总结报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张文彬被余秋里任命为工委副书记兼副总指挥、主持油田全面工作。
张文彬接受任务后，知道这份责任之重大和紧迫，可他其实一点经验也没有。过去在玉门和新疆油田工作时，队伍可能遇到的危险就是随时随地呼啸而来的沙尘暴。这沙尘暴说穿了，别看它漫天狂舞的挺吓人，可只要躲它一阵子它就没脾气了。然而眼下东北大草原上的雨水让张文彬有些束手无策。
怎么办？张文彬知道余秋里的脾气，交代的事办不好、办不利索，那是要受到“军法”处置的。轻则一阵狗血喷头的臭骂，重则撤职受罚。而这也是张文彬格外欣赏余秋里的一个地方：军人嘛就得有点军人的血性。黏黏糊糊，拖拖拉拉，还能干什么呀？当年战场上你慢一拍、愣一下，就是一条命、一场战斗胜利的结果可能就没了。石油会战就是战场，就是人与自然较量的恶战，含含糊糊，不是余秋里的作风，也不是他张文彬的作风，更不是全国人民时刻在期待扔掉贫油帽子的中国作风！
找群众去！这是张文彬从余秋里和其他指挥者那儿学到的秘诀，也是他本人多年养成的传统。车子动不了找谁呀？当然找会开车的人嘛！
果不其然，张文彬找到在三战区工作的运输处。运输处的同志发动全处职工献计献策，两天之内就设计出了40多种方案，画了59张图纸。一区队二分队司机郑学书听说余部长给张文彬下的“军令状”后，自告奋勇报名参加“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革新活动。这郑师傅还真有能耐，他在汽车轮上设计出了一套“防滑鞋”——用钢板制成的又可固定在轮轴上的“铁鞋”，而且不仅雨天能穿上，晴天还可以卸下，又不磨损轮胎和钢圈。钳工、电工连的同志们加班突击，把郑师傅的“防滑鞋”进行技术加工，待完工后套上汽车一试：嚯，效果好极了！汽车再不怕翻泥浆和陷烂泥地了，装着货物也能跑得飞快。
张文彬让运输处的同志将穿上“防滑鞋”的汽车开到总指挥部。余秋里见后大喜，命令政治部的同志给郑学书师傅和运输处的同志记功嘉奖，同时又立即召开会战总指挥部领导干部会议，进行抢送物资和防雨工作的大动员。
于是全线机关和后勤人员全部出动，帮助供应部门突击抢运前线所需物资。各战区也针对前期对雨季的认识和准备不足的问题，纷纷成立了防雨指挥部和防雨突击队。指挥机关连续七天七夜人不下班、车不熄火，及时将3000多吨物资送到野外深处的40多个井场和工地以及数百个点的小分队。各战区的同志更是按照余秋里的统一部署，在自己所属的工作区内和井场周围展开了挖掘排水沟等堵漏防漏的与老天爷争夺时间和比高低的阻击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九天九夜不休息”的动人故事。会战后来一直坚持的“九天制工作周”就是从这个时候全面形成，即工作九天休息一天的周十制。一周十天，这是余秋里和大庆人发明的。那个时候没有《劳动法》，多快好省为社会主义建设是全国上下的大法。毛泽东对石油工业还有一句话叫做“革命加拼命”，余秋里领导他的队伍执行的就是这个法。
历史阶段不一样，“法”的内容和含义也不一样。现在我们对劳动者的尊重是在确保他的劳动权利的同时要保障他休息好福利好在内的权利。五六十年代那时，让所有劳动者拥有参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权利是对他的最大保护，这种保护带着一种荣誉和自豪感，是政治和精神方面的因素更多些。一个人如果没有权利参加建设事业，那他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公民和积极分子了，他很可能是人民的敌人和一个对社会无用的人。那时的人们绝不愿意做这样的人，他们宁愿干死，也不愿做让人唾弃为不劳动的寄生虫。
九天工作制是大庆会战的一个特殊产物。余秋里领导的会战团队在那个时候还发明了许多这样的产物，如“九热一冷”制，即把九成的时间用在热火朝天的生产实践上，一成时间用在冷静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提高认识上。每月月末有三天时间召开“五级三结合技术座谈会”便是在他提议下、大庆人一直坚持了几十年的好作风。其中有一项叫“大游地宫”的活动，便是会战初期召开的一次“五级三结合”会议上由康世恩同志提议而形成的一种走群众路线、让群众自觉行动起来学习技术知识的活动。“大游地宫”是针对当时会战队伍绝大多数的参战人员来自非石油专业和不懂地质技术及对地下情况不明而开展的一项学习地质科学知识的群众性活动。“地宫”现在仍是大庆油田的一个引以为自豪的标志性博物馆和科普场所。会战时期的“地宫”可是多得不得了，不少施工钻井队也有自己的“地宫”——岩芯是“地宫”的主要成员，排列整齐、一目了然的效果，使得过去从未接触过石油勘探和地质知识的职工们很快了解和掌握了石油生成与开发的基本知识，从而对打井找油的大会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余秋里后来回到北京有人告诉他，这个5月份的黑龙江松辽地区，是有史以来同期降雨量的最高峰，为107毫米，比有记载的历史最高记录的1919年5月的83郾2毫米高出近24毫米。老天爷给余秋里和石油会战大军来了个“下马威”。但一番激战之后，输家还是老天爷。老天爷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一支摧不垮、打不烂的建设大军：
大雨滂沱中，他们连搬钻机的样式都变了——5月4日，1247队在萨15井中，利用雨水打滑泥地所产生的润滑，并依靠钻机自身动力，将钻机整体从这一井位挪动了100米。几天之后，他们第四次试行，仅用18分钟时间，将钻机移动250米，安全准确到达新井位……在石油史上创造了又一个创举。这个队的队长叫段兴枝，也是大庆“五面红旗”之一，他领导的这一创举，为会战的生产队伍提高劳动效率所起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
大雨滂沱中，一支野外地质小分队为了追回因泥泞耽误的时间，在冰冷的溪沟里，顺着湍流趟水八个多小时，一天走完晴天两个工作日的普查线路；
大雨滂沱中，“八一部队”的3000余名官兵在负责铺设管道中，几乎天天是在一米多深的水沟里挥锹挖、用手抠，突击完成输水管线28公里、输油管道28公里，共完成土方46郾4万方……
“余部长，哪一天需要，我准备到你这儿借一支队伍，再战一次上甘岭也不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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