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化军事训练的高级阶段
随着军事训练与学习的深入，兵团首长提出军事训练要适应中国革命战争特点。1940年开始了以“近战”教育为主的第二阶段。
近战教育的主张是肖劲光司令员根据我军当时的装备情况，并通过总结抗日战争两年多的经验而提出的。即必须采取“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以我之长击敌之短。要求部队神速隐蔽，乘敌不备或立足不稳，以猛烈的火力突袭敌人；以连续的冲锋、肉搏，以及短距离的包围迂回，反复击败敌人的反冲锋；连续突破敌人的纵深；最后以火力追击，迅速歼灭敌人。正规战的进攻战斗的一般程序是：运动接敌、展开、冲锋、纵深战斗和追击几个阶段。“近战”就是强调冲锋纵深阶段，这是战斗最紧张、最复杂、最顽强的阶段，是最能发挥我军特长的阶段。肖劲光据此写了《近战战术》，作为部队开展近战训练的教材，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成小册子发给部队。
近战教育训练很快在部队展开。技术方面强调发扬我步兵的近战威力，着重训练“射击、刺杀、投弹、近迫”作业“四大”技术；战术方面，首重演练射击与运动的联系，训练如何突破前沿连续纵深战斗，击败敌人的反冲锋，以及追击和战斗动作上的迂回包围。研究近战战术，就是研究尽快地接近敌人，熟练“四大”技术，从而发挥我军现有武器的威力，坚决、果断、勇猛、迅速地消灭敌人。
为了使训练具有真实、实际的效果，指战员能够处理实战的多变情况，进一步的训练是“实兵对抗演习”。即把一个演习先分成几个局部的课目加以演练，待局部动作熟练后，再综合起来。如袭击村落、堡寨，就要先分为行军、侦察、通讯联络、进入战斗，展开白刃格斗，以及袭击后其他动作来分别演练。各级军、政、后机关干部在演练中要各司其职，通过学习不断改进本职工作，以加强领导机关的建设。
再一种训练方法，就是在部队的防区中划出一块演习地区，预先假设一个方案，再将其分成几个课目来演练，最后综合起来进行完整的实习。实践证明这是最好的战备训练，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使干部能提高指挥能力，战士能熟练掌握手中武器，有利于加强战斗中的互相协调。
为进一步推动军事训练，留守兵团司令部搜集了100多个战例，编成册子供干部学习。毛泽东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临演习现场观看，极大的鼓舞了部队的训练热情，全面地推动了部队建设。留守兵团军事训练中的许多经验成了我军建军史上的宝贵财富。
●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境内基本无工业，农业也很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七七”事变后大批外地青年及革命志士，为了参加伟大的抗日斗争，纷纷奔赴延安。机关、学校的人数不断增加，经费开支亦随之上升，边区人民的负担达到了极点。国民党当局不但不给予经济援助，反而停发薪饷，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造成整个边区经费和物资供应上的严重困难。
当时战士每月有1元津贴，干部每月2元，朱总司令每月也只有5元钱。每天指战员只有5分菜金，1斤半粮食。每个连每日也只有4、5元钱的菜金。按当时市价，每元钱只能买蔬菜30至40斤，或清油2斤，或柴禾100斤。若买了菜就买不起油、盐，根本谈不上吃肉了。有时因粮食接济不上会饿肚子。战士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有的下雪天还打着赤脚。每连的办公费只有几元钱，要用来买灯油、笔和纸，这还不能按时发给。部队中也发生个别情绪消沉、工作不安心，甚至动摇逃跑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根据毛泽东批示，部队决定开展农副业生产。
1938年8月8日留守兵团批示：为改善后方部队的物资生活，决定开展深入的大生产运动。具体要求是：
l、立即创办各种合作社，以盈余红利改善生活。
2、大量种植各种蔬菜，10月1日后做到自给自足，并储藏过冬。
3、开展磨坊、喂猪、养羊、做豆腐、生豆芽等副业生产。
4、9月底以前做到全部学会打草鞋，每人除穿外，能存1双以上。尽量发动做布鞋，各班分工合作，11月后，作到自给自足，同样要存1双以上。
5、在节省的伙食费中，抽出一部分购买羊毛、驼毛，分给战士织造，保证10月底每人有双毛线袜与手套（如能做成背心、衣服更好）。
6、提倡战士学会缝补衣服、上袜底。
7、对司务人员加强节约教育，防止浪费。
部队指战员积极响应，热情高涨，展开了生产运动大竞赛。仅半年时间，部队物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蔬菜能自给了，每周也能吃上l、2次肉。部分单位还解决了毛衣、毛袜、手套、鞋子等换季服装问题。一些军需品如挂包、子弹袋、裹腿等也得到解决。我们警备五团还给每人发了一块军用毛毯。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为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长期抗日战争，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中共中央财经部部长李富春在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等出席大会并讲话。毛泽东说：现在日本侵略军、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在我们面前摆着三条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紧接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向边区军民提出：“自力更生”的方针，发出“自动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留守兵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种蔬菜外，还要种粮，各部队要解决储存1个半月的口粮任务。如此我团需生产约13万斤粮食。干部、战士积极响应，努力生产，许多人披星戴月上山烧火开荒。战士黑树才每天开荒3亩半，大家称他为“气死牛”，得到留守兵团嘉奖，并树为标兵。团里还举办了“五卅生产大竞赛”，“纪念刘志丹生产周”等活动。全团开荒1200亩，收获12万斤细粮。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同时还自己解决了1289人用的毛毯、被服、鞋袜等。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在边区地方政府领导下，我团派出沙得胜到瓦窑堡设立公司；袁德良在马头关、凉水崖设立公司；刘定华在临镇设立公司。主要输出食盐、甘草、牛羊；输入棉花、布匹、药品、电池和一些自己不能制造的日用品。运输只能靠毛驴和骡子，故此种贸易又被称之为“驴骡经济”。封锁线上碉堡密集，岗哨林立，干这项工作是风险大和非常紧张劳累。沿途人烟稀少，道路崎岖，还会遇上虎豹豺狼。有时遇上道路塌方或泥石流，运输就更困难了。有的同志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大家仍不畏艰险，前仆后继，为边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团经过不断努力，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既改善了部队生活又减轻了人民负担，还产生了袁德良（后为广州军区后勤部长），刘定华、徐生发、胡守安（后为空军二航校校务部长）等一批模范劳动者。为使边区成为抗战的经济基地，大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率留训团赴晋察冀征兵
1941年胡宗南调集大批兵力，由南线进攻边区，增加了封锁边区西北方向的兵力。而留守兵团兵员不足。留守兵团所属部队既要承担剿匪，抗击日寇，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又要从事生产自救，任务十分繁重；加之缺医少药而造成减员，更使兵员难以补充。当时每连实际只有5、60人。为了反封锁，经中央军委批准，留守兵团计划到晋西北、晋察冀、晋东南征6000新兵补充部队。
上级决定由我任留守兵团临时训练团（简称留训团）团长兼政委，率领留守兵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李芳元、四团政治处主任李庆和，分三路到所指定的边区征兵。各路配备一个连和百余名班、排、连干部。
3月8日我率留训团从延安出发，经延川、清涧、绥德、吴堡、佳县，在罗峪口渡过黄河到达一二O师政治部驻地山西兴县，将中央军委命令呈交甘泗琪主任，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保证在晋西北动员2000新兵补充留守兵团。我派李庆和率一个连和百余名干部留晋西北边区执行征兵任务；又护送李芳元等200余人到晋东南边区，我率200余人去晋察冀边区征兵。
我率部从兴县出发过蔚汾河，经普明袁家村到娄烦，在此地住了3周。原因一是日寇正在同浦线两侧进行“强化治安”，实施烧、杀、抢的“三光”政策，群众逃避一空；二是铁路沿线日寇戒备森严，一个日兵带3个伪军，一个伪军带3个百姓，牵着狼犬沿线巡逻；三是过路的地段一直无法选定。直至4月5日接到护送我们过路的部队通知：当晚12时到铁路边高村附近会合。我们立即进行动员，并做了周密的安排。对于政治部委托我们保护的9名高级干部程子华、卓雄等人的家属，我为他们每人配备了一匹马，并派两名健壮的班长随行。
部队3时30分出发。在自己的边区内，我们以每小时12华里的速度行军；出了边区则以每小时15华里的速度前进。8小时后准时到达接应地点高村。双方交接后，我们立即离开铁路边去西潘方向。9位家属提出休息片刻，而接应我们的同志说：这里正处在日军炮火射程之内，过滹沱河后才能休息。也许她们太累了，怎么劝说都不走，最后我们只好用“敌人都追来了”吓唬她们，这才起身。
我们过了河到达陈家庄已是6日下午2时。20小时行军200里，大家都很累。但这个村是日寇的“治安模范区”，危险很大。我要求大家过村镇时要绝对肃静。此处道路时有时无，要加倍小心，既不能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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