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久？”我插进去，“几个星期前做的？”
“这个月的第一天……我想在六月一号左右。”
我的神经开始发烧。我必须知道。如果我能证明新闻报道在先，数据被更改在后，至少别人就不能怪我的办公室走漏了消息。
“我现在就要那份文件，而且要打印出来。”我告诉她。
她停了许久没说话，回答时听起来在犹豫。“我不太确定该怎么做。”她又停了一下，“但明天一早，我可以给你我手上的所有数据。”
我瞄了手表一眼，接着拨了艾比的传呼。
五分钟后她打过来。
“艾比，我知道你不能说你的消息来源，但有些事我一定得知道。”
她没有回答。
“在你对布兰达·史代普的报道里，你说她被一条黄褐色布带勒死。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我不能——”
“拜托你。这点非常重要，我一定要知道。”
她停了许久后终于说道：“我不能说名字，是医护队的人，在现场的一个家伙。我认得很多医护队的人……”
“所以消息绝不是从我办公室里漏出去的？”
“绝对不是，”她强调，“你在担心马里诺警官提到的有人侵入电脑……我发誓，我写的东西绝不是从你那里来的。”
我脱口而出：“不沦是谁侵入的，艾比，他可能在档案的图表里故意打入黄褐色布带，使整件事看起来像是你从我办公室拿到消息，换句话说，是我的办公室走漏了消息。这个细节是错的。我不相信原来的电脑数据是这个样子。我想不论是谁侵入，他是从你的报道里看到了那个细节。”
“上帝！”这是她唯一说出口的话。
第十五章
马里诺狠狠将早报挪在会议桌上，轰隆一声巨响，纸张四散，内页飞了出来。
“见鬼！这是什么？”他的脸气得通红，另外他也很需要刮胡子，“上帝！”
韦斯利平静地踢开一把椅子，请他坐下。
那则新闻是星期四的头条，在上半页用醒目的大标题写着：
DNA，最新证据
勒杀案凶手
可能有遗传性机能缺陷
没有艾比的名字。这篇报道的作者是一个法庭记者。
还有篇短文提到如何用DNA作证，包括以DNA进行“指纹指证”的全过程插图。我在想那个凶手会如何反应，他大概会愤怒地看上一遍又—遍。我猜不论他在哪里做事，今天他可能需要告病在家。
“我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这码事？”马里诺对我怒目而视，“我交给你那件套头连身装，我尽了我的责任。结果接下来，我就从报上看到这等狗屁字眼！什么缺陷？DNA的报告刚进来，哪个屁眼立刻就漏了，还是怎么？”
我没开口。
韦斯利平静地回答：“这次无所谓，彼得。我们不在乎报上写什么，把它当成件好事。我们现在知道凶手有股奇特的体味，或至少他像有。他以为凯的办公室抓到了他的小辫子，说不定他会做出愚蠢的事。”他看看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我摇摇头。目前没有任何人试图侵入法医办公室的电脑。如果这两人二十分钟前来到会议室，他们会发现我正埋在纸张里。
难怪昨晚当我要玛格丽特印出那些文件时，她显得很犹豫。这包括到五月为止全州三千个案子。那一叠叠绿条报表纸足有整株大楼那么长。
更糟的是数据经过压缩之后根本不能读，要读它就像在一碗字母形状的通心粉汤里找完整的句子。
我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布兰达·史代普的档案号码。当我发现在“衣物、个人用品等”下记的是“颈上缠有肉色丝袜”时，不知道该算是高兴还是惊吓，也可能两种情绪都有。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所谓的黄褐色布带。我的办事员里没有人记得在案子输入后，他们曾进行过更正，或加入新的数据。有人改过记录，一个不是我办公室的人。
“那些心智有缺陷的玩意儿是哪棵葱？”马里诺粗鲁地把报纸向我推来，“你从DNA的巫术阵里发现了什么，让你以为他脑子里缺根筋？”
“不，”我如实回答，“我想这篇报道要说的，是由于某种新陈代谢机能失调，可能引发某些病症。但我没有证据指出那些问题一定会发生。”
“哼，我绝对不会以为他脑子有问题。上帝！这种屁话又来了：这个畜生是个蠢蛋，低等生物，可能给人洗车，要不然就在打扫阴沟……”
韦斯利开始表现不耐烦。“别再说了，彼得。”
“是我在负责侦查，但我得看报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们有更大的问题，好了吧？”韦斯利回嘴道。
“嗬，是什么？”
于是我们说了。我们告诉他，我与塞西尔的妹妹通话后的发现。
他安静地听，眼睛里的怒意逐渐消退，一脸疑惑。
我们的结论是那五个女人绝对有一样相同之处——她们的声音。
我提醒他马特·彼得森说的话。“我记得他说到他第一次在派对遇见洛丽时，曾提及她的声音。他说她有那种引人注意的声音，非常好听的女低音。我们想到这五个案子相同之处在声音。说不定凶手没有看到她们，而是听到她们的声音。”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韦斯利补充道，“一想到那种跟踪潜伏的人，我们就假定那精神病人曾见过被害人，可能在购物中心或慢跑时，也可能他从住宅窗外偷看。通常即便电话是因素之一，也都发生在最初的接触之后。他先看到她，之后说不定打电话给她，光听她的声音或许就足以让他想入非非。但我们现在所想到的则更可怕，彼得。凶手的职业可能容许他打电话给不认识的女人。他手上有众多电话号码和住址，他打电话给她们。如果她的声音引发他的幻想，他就选上她。”
“你这样说好像可以缩小范围似的，”马里诺抱怨道，“现在我们要去查这些女人是不是列在电话簿上，接着我们要考虑凶手可能从事的职业。太太小姐们每个星期都会接到那种电话，卖扫把、灯泡、公寓的等等，再加上做市场调查的，那种问上你五十个问题的家伙。他们想知道你已婚还是单身，赚多少钱，怎么穿裤子，刷牙后用不用牙线之类的。”
“你知道我们的问题了。”韦斯利喃喃道。
马里诺的连珠炮仍在继续。“所以有人迷上了奸杀。他还可以每小时领八块钱，坐在家里翻遍电话簿。万一有女人告诉他，她单身，一年赚两万，一个星期后，”他转向我，“她就躺在你这里。好，现在你们告诉我，凭哪一点可以找到他？”
我们不知道。
声音这个因素并没有缩小排查范围，在这一点上马里诺是对的。事实上，这只让我们的调查更为困难。我们或许可以查出被害人在某天曾遇见哪些人，但很难确定她曾与哪些人通过电话。就算被害人没被杀死，也不见得想得出来。那些打电话来推销、作市场调查，甚至是打错电话的人鲜少会报上名来。我们每天每夜都会接到许多电话，但没人注意，也不会记得。
我说：“他杀人的模式让我怀疑他在外工作，从星期一做到星期五，整个星期压力不断积压。星期五晚上或午夜之后，他出去动手杀人。如果他一天要用二十次硼砂肥皂，不太可能是在自家浴室洗的手。据我所知，平常杂货店卖的洗手肥皂并不含硼砂。所以如果他用硼砂肥皂，一定是在工作场所。”
“我们确定是硼砂？”韦斯利问。
“检验室用色层分析法检验过，确认我们在尸体上发现的发亮残余物含有硼砂。这点确定无疑。”
韦斯利思索了片刻。“如果他在工作场所使用硼砂肥皂，然后下午五点回家，凌晨一点时应该不会剩下多少。他可能在晚上上班，使用男盥洗室的硼砂肥皂。午夜下班约凌晨一点时，直接去被害人家。”
我认为这个想法很有可能。如果凶手晚上做事，白天就有很多机会在别人都去工作时，到他下一个被害人居住的小区勘查地彤。他也可以在稍晚下班时再去，说不定在午夜。那时被害人及其邻居不是不在家，就是在睡觉。没有人会看到他。
哪些在夜间工作的职业会用到电话？
我们思考了一会儿。
“多数电话推销员会在晚饭时打电话来，”韦斯利说，“通常九点过后便不会再打。”
我们都同意。
“送比萨的，”马里诺建议，“他们任何时候都送。也可能是凶手接的电话。你打过去，接电话的人首先就会问你的号码。如果以前你打过，你的地址将立刻出现在电脑屏幕上。半个钟头后那畜生拿着热比萨在你门前出现，可能一眼就发现那个女人独居。他喜欢她的声音，也有她的地址。”
“去查查。”韦斯利说，“派几个家伙去各处有外送比萨的地方看看。”
明天就是星期五了。
“去看有没有哪个卖比萨的地方是这五个女人都曾经光顾过的。应该都在电脑里，很容易找。”
马里诺走开了一会儿，带了本电话簿回来。他找到比萨店的部分，开始记下名字和地址。
我们想出越来越多可能的职业。医院和电话公司的接线生整晚都在接听电话，找你捐钱的人就是晚上十点了也会拨电话来打断你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而且总会有人拿着电话簿随手乱拨——比如联邦储备银行的警卫坐在空无一人的门廊时，或加油站的工人在深夜顾客很少时，都可能因穷极无聊而打电话消磨时间。
我的心思越来越紊乱，无法有条理地思考。
我觉得不对劲。心底深处有个声音告诉我，你把它搞得太复杂了，离你真正知道的事越来越远。
我看着马里诺多肉潮湿的脸和转来转去的眼睛。他很疲劳，压力又大，仍旧满腔陈年怒火。他为什么这样易怒？他那套关于凶手的想法是什么意思？说凶手憎厌职业女性，因为她们太傲慢？
每次我找他，他总是“在街上”。他去过所有勒杀案的现场。
洛丽·彼得森的案子发生时，他完全清醒。那天晚上他睡过觉吗？他立刻把谋杀推在马特·彼得森头上是不是有点奇怪？
我告诉自己，马里诺不符合我们对凶手的分析。
大多数时候他都在车上，并不靠打电话维生，所以我看不出他与那五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