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喊道：“营长！土匪摸上来啦！”
“准备战斗！”炎林来不及扯下红花，立刻组织部队迎击土匪。。。。。。
第一节 西南军大八分校
五○年六月初，炎林在迁移途中正与司令部干部说着话突然倒下去，司令部干部见他脸色铁青一把将他抱起，摸摸炎林全身冰凉。警卫员见营长脸色发黑嘴皮发紫，流着泪边喊边掐住炎林的人中对他进行急救，司令部干部冲他喊道：“这时候还掐什么人中穴？快叫团卫生队抢救！”
团卫生队见他的症状与别人不一样，不知这是个啥病，更不知道是心脏病发作。团长立刻向师里汇报，师部指示马上送到军区医院抢救。医生抢救后摇头说生还希望不大，警卫员听到这话嚎啕大哭，恳求医生一定要把营长抢救过来。一位老中医给炎林下了猛药，半个月后炎林回来了。
师里说老红军为革命做出贡献，身体有病需要照顾，将他调入西南军区军政大学八分校，从此告别战斗部队。
八分校前身是二野五兵团十八军军区军政干校，后改为十八军随营学校、川南军区军政干校，五○年四月刚改编为西南军区八分校，校址在乐山五通桥乐山中学里。
炎林任一大队二中队长，一大队长丁国文也是红四方面军四军出身，副中队长是胡从宽。小云在三大队与丁国文的爱人李莉同一个区队一个班，胡从宽的爱人李淑琴是区队文书。
八分校四个大队各有特色，当时学员队流传一个顺口溜：“一大队的背包，二大队的枪，三大队的皮鞋，四大队的油条豆腐浆。”
一大队从大队长至学员都是主力部队来的，作风硬派。一大队学员是战斗部队保送来的班排干部，他们作战勇敢表现突出，举手投足彰显军人风范。全校紧急集合就属他们动作最快，背包打得又快又好，内务最整洁，正步走得最标准，谁都别想挑出毛病。往操场上一站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令所有学员刮目相看。
二大队一千二百多学员全是学生兵，他们是一群有为青年。穿新军装、打新背包，一切都是新的，连武器都是清一色配备的苏式步枪。全校几个大队一到操场集合，准能看见庞大的二大队学员扛着乌黑锃亮的苏式步枪站在那里。整个操场上就数二大队最牛逼、最神气，让人看得眼热。
三大队是八分校的一道风景，从大队长、政委到学员全是女兵，她们头戴有沿大盖帽，春夏季军装是崭新的苏式裙装，胸前小白布上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腰上扎宽皮武装带，脚上穿着部队军工厂为其特制的半高跟皮鞋，这种待遇在当时很高级。冬天身穿列宁式略收腰偏扣军棉袄，所有学员都有一身军呢大衣，苏式呢子军大衣的衣领上挂两块红牌，红牌上有醒目的军政大学字样。
那时条件差吃不到油水，女学员身材苗条，穿上苏式裙装更显得英姿阿娜，仪态大方的女学员在操场集合时，成为万绿丛中一抹红，引人注目。
四大队学员有一定的特殊性，是从国民党军校起义或投城过来的，在解放军南下时他们认清形势，冒着炮火迎着曙光投奔到解放大军的队伍，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人民解放军非常欢迎这样的有识之士，党和军校对他们从思想上关心，在生活上照顾，他们的伙食开得最好，连学校领导也不能享受。
早上四大队学员喝豆浆吃油条，香脆的油条一咬下去满嘴流油。中午必有浑菜，浓郁的肉香味能穿过整个食堂，晚餐也是换着花样给他们做。
伙食开得好不好有比较，其它三个大队学员每天早上啃黑面窝头，稀饭清得能照见人影。四大队的眼镜多，说话文绉绉连嗓门都不愿意提高一点，和一大队的学员形成鲜明对比，常被女兵拿来说笑。
军校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起床军号声和哨声不断，各区队先跑上几圈，早饭后听教员讲课，学习内容有政治和文化以及军事课程。
三大队请来一大队长丁国文亲自训练，他看上去很冷静，训练起来很严格，不少女兵被他训得掉眼泪。“记住！平时不好好训练战时就会流血牺牲！只要你是一名军人，你就要刻苦训练！”这就是一大队的作风，女兵都说要是分到一大队就惨了，小云还不知道，炎林比起一大队长有过之而无不及。
野外训练科目有投弹和射击打靶，军大学员紧张有序地学习训练，从思想上军事上都得到很大提高。这期间西南军区首长多次来分校看望学员，鼓励大家好好学习，成为军中的栋梁，为解放西藏做贡献。
每人发了一个精美的笔记本，小云拿着漂亮的笔记本舍不得用，文化教员问她为什么不记笔记，她低头不语。笔记本是一九五○年八月一日前赶制出来发给学员的，封面和封底用红色丝绸包装，很精致。上面用繁写体印着西南军区军大八分校学习薄，笔记本中间还印着闪闪的五角星和八本书一支沾水笔的图样，难怪小云不舍得用。
国庆那天八分校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西南军区首长及十八军首长都到场检阅，一大队高举军旗豪迈雄壮的走来，赢得阵阵掌声和欢呼。一大队是全校最标准的军人典范，几个大队各有特色，整个阅兵典礼庄严隆重显出军威。
五一年炎林调入西南军区某步兵学校任副大队长，小云也在同一个步校。不知怎么又迁到大邑县安仁镇住进刘文彩庄园，炎林所在大队住进安仁镇文彩中学。庄园里的高堂大殿中有精雕木刻与石刻，十分精美，小云班里住的房间宽大明亮。步校有严格规定，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准动用庄园的一针一线。每天学员把两块砖头放进背包到文彩中学长跑，再不就是长途行军训练。
五一年，八分校除四大队外其它几个大队都进入甘孜修机场，小云原来的班长王金荣随五十三师来到甘孜，部队全部住帐蓬，后来才修的窑洞，条件很艰苦。只有伤员住藏民的二层木楼上，护士班要上去治疗也没有梯子，把一根大树桩砍缺一点靠着当梯子往上爬，王金荣身怀六甲一手端治疗盘一手扶着树桩往上爬，滚圆的树桩上一步滚一下，她身子一歪摔下来。
每天除了正常工作每人还要拣一立方米的石头，表面的拣完了就下河在冰冷的水里拣大鹅卵石，大着肚子照样干，革命战士的思想境界很崇高。
后来下雪太冷，女兵自己挖窑洞上面搭树当房顶，下大雨把窑洞边上全部浸湿，王金荣和师卫生队女兵班睡在窑洞边，八分校几个女兵和女兵班几个女兵睡中间。半夜大雨把泥土冲松，房顶搭的树木被大雪压垮当场砸死九个睡中间的女兵。
佛晓天还没亮又下着大雪，喊不到人，王金荣和几个睡在边上的女兵被砸伤也顾不上自己伤有多重，奋力的用手刨救人，双手刨得血淋淋的，九个女兵都已死亡，天亮后被人发现送去医院抢救。
甘孜机场有一块并不高大的墓碑，九个年青的女兵默默倒在这里，滴滴嗒嗒的雨声仿佛在向人们讲述她们为十八军进军西藏建设机场把生命留在甘孜的感人故事。年青的英雄女兵，一路走好！
第三节 男儿有泪不轻弹
一九七六年八月的一个下午，酷热的重庆烈日炎炎，随处可见的黄角树盘根错节攀附在路边斜坡岩石上，粗壮的树干以奇特的形状弯散撑开，重重叠叠的大树叶为路人遮天蔽日。
总后某军院八一办公大楼正墙外高悬的五角星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军人们已经下班，炎林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他坐在椅子上沉思良久，桌上倒掉的烟灰缸里又挤满烟蒂，小战士见他不走也不肯离去，不时来添茶倒水。
炎林被下午的一件事情所触动，往事在心中翻江倒海，那是一段抹不去的的回忆。
这天下午重庆市铁路公安系统几位外调人员满头大汗来到办公室，据他们说，李齐茂现在重庆铁路公安某派出所任副所长，因他有一段被捕经历未能讲清被打成叛徒，组织上要他交代这段历史问题，而他在政审中始终讲不请楚这段历史。
据李其茂的回忆，四六年九月吴子实到武工大队，他是吴的警卫员，吴子实肩负着地方工作来了一趟就走了，见武工队全是干部炎林身边连个通信员都没有，吴子实便把他留下给炎林当通信员。他不爱说话也不爱打听，只知道大队长姓朱。
他只记得武工队撤离武当山地区突围到洋坪一带被编入江汉军区警卫团直属队，四七年快过年那几天武工队后半夜被国民党部队包围，他翻墙跑出几十米远想起大队长的文件包没拿，又返回去取包时敌人冲进屋里他不幸被捕。
唯一能证明他没有出卖武工队的人就是大队长，可是他只记得武工大队长姓朱，武工队其它的情况他一概不知。
重庆铁路公安系统设专案组调查，没有部队番号，只知道曾在武当山呆过的武工大队长姓朱，外调同志很为难，偌大一个中国茫茫人海，上哪里去找？
本着对同志负责的态度，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叛徒，外调人员开始了艰辛的寻找历程。先从武汉军区查起，武工大队长是鄂西北军区的这点错不了，在武汉军区找了个遍也没找到一点线索，于是把范围扩大，外调组数年来走遍全国八大军区也没有找到这么一个人。是查漏了吗？再回武汉军区查，还是查无此人，武汉军区建议外调组去北京找李先念首长了解情况，兴许能有收获。
外调组去北京找到李先念办公室，据接待同志分析说此人在武当山呆过很有可能是张才千部队的，大队长必是老红军。那时的情况特殊而复杂，也有可能跟随刘邓大军南下到了四川，要他们重点在四川查找。
外调人员顿开茅塞来到成都军区，成都军区的同志回忆说，有一个红军干部很象你们要找的人，以前在成都开会见过几次面，具体是哪个单位记不清楚，请外调组问一下总后重庆驻渝办事处，外调组几个同志心中忐忑不安，全国各大军区都找遍了，难道要找的人就在重庆？
外调组同志顾不上休息连夜赶回驻渝办事处了解，渝办代管几个军事院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