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举国欲杀”。幸亏此时江南出了个“刺马案”（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电影《投名状》之原型），两江总督马新贻被旧友所杀，遍布两江的湘军旧部出现不稳定的迹象。恭亲王赶紧让曾国藩回任，顺带就把李鸿章推上了直隶总督的宝座。
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国年轻领导集体，能将曾国藩这样的权臣驾驭控制住，其政治智慧和手腕不容小觑。但对于恭亲王，曾国藩也在私下场合与其心腹幕僚赵烈文有过有趣的辩论。赵当时在上海看到了恭亲王的照片，他说：“（恭亲王）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
曾说：“然貌非厚重，聪明过人。”
赵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他认为，恭亲王身处“姬旦之地”（即辅佐幼帝的周公），“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只有些小聪明而已，国家的大难还是难以避免。
曾国藩大不以为然，他以恭亲王的“勤政”、“免征”、“免报销”及处理官文几件事为证，认为这些“皆非亡国举动”，不存在“抽心一烂”的问题。
但在重新入朝之后，他告诉赵烈文：“两宫（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恭亲王、文祥、宝洌В┦耍ü酥鳌９й〖厦鞫蔚床荒芰⒆悖晃陌卮ǎㄎ南椋┱啥婺Ｏ涟嗖恢笕俗愿ǎ槐ε搴猓ū︿＇）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几乎一棍子横扫当时中央的所有人，曾国藩的孤傲内心只有在心腹面前才表露无遗。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其实主要只和两个人互相纠葛：一个是洪秀全，另一个就是恭亲王。这三个人都具备了南面称帝的条件，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洪秀全当了十来年的人间天王，最后去见了他的天父天兄，他的尸体被湘军焚毁，骨灰塞入炮膛，发射到江里，只留下疮痍遍地的大半个中国。
曾国藩挟不赏之功，忧谗畏讥，处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终于实现了平安降落，美国史学家称他是清代第一个得到善终的汉人将领。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大清总理恭亲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在收复南京的第二年（1865年）就差点被打倒，虽然在满洲亲贵们的支持下，重新站了起来，却永远地失去了“议政王”的头衔。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那只名叫曾国藩的蝴蝶，终于没被帝位这一带刺的玫瑰所扎伤，平安降落在历史的荆棘丛中……
第二十九章 春意盎然李鸿章
【 李鸿章心中的“一段春”，绝不是“百官气”能养出来的，而是因为他
明白自己的定位就是吸引“敌人的火力”，让“百官气”向我开炮，所以才
敢放手一搏，不惮成为众矢之的，以掩护恭亲王、掩护慈禧太后、掩护中央，
心里有底如此，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自然春意盎然……
东方风来满眼悲。
1895年的春天，对于恭亲王、李鸿章及大清国来说，东风拂而格外冷。74岁的李鸿章，即将起航前往日本马关，与伊藤博文等进行谈判。日军的凌厉兵锋，直指北京，谈判一旦破灭，北京必将被日军攻占。尽管李鸿章早在十多年前就不断地呼吁军事改革必须与1：1：1。俱进，否则北洋舰队无法应对新形势下的军事挑战，但总是遭到强有力的反对及强有效的掣肘，比如翁同龢掌管下的户部，就在“大国崛起”的幻觉支持下，基本对北洋舰队采取了“财政封锁”政策。如今北洋舰队已灰飞烟灭，李鸿章成为举国皆曰可杀的罪魁，那些从来袖手旁观，乃至暗地里猛使绊子的新老愤青，爱国唾沫空前横飞，密集程度如同前线的枪林弹雨。
64岁的恭亲王，则托了日本人的福。如果不是这个帝國到了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聲的危险时候，他还将如同这十年一样，继续待在政治冰柜中。国难思良臣，家贫念贤妻，恭亲王终于走出了后海边那座华丽的“牛棚”，被“结合”进了中央核心，参与决策。
冰冻了十年，之前那睿智、敏捷的恭亲王似乎不再保鲜，但在这举国群情汹汹的情况下，他率领军机大臣们，在写给皇帝和太后的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了：“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据说，李鸿章为此老泪滂沱，心甘情愿地踏上了轮船，前往日本去完成那不得不完成的艰难的“卖国”任务。
泰山顶上一颗“葱”
三十年了，大清国的第一波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最终被日本联合舰队击沉。在这轮改革开放中，无论军事、经济各方面，李鸿章都被后世毫无悬念地当做改革的旗手，而恭亲王则在很长时间内被当做是一枚橡皮图章，随波逐流地卷在浪潮之中。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除了有意识的政治选择外，更在于李鸿章曝光度高，类似于大清改革的新闻发言人和操盘手，而恭亲王总是在幕后，不显山，不露水，甚至还经常表现得有点怯懦、有点摇摆。
似乎美国人看得比中国人还明白，这样的搭档是黄金搭档。或许，中国人即使看明白了，在很多时候也只能假装糊涂，时问久了，或许就真糊涂了。美国史学家西格雷夫就坚信，李鸿章就是恭亲王的“手”，他甚至大胆假设，李鸿章除了作为恭亲王的实践者之外，还帮恭亲王办了些“脏活累活”，比如可能的暗杀同治皇帝。
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作为权力金字塔上的老二，恭亲王的地位不允许他表现出任何“积极要求进步”的迹象，位极人臣，功高不赏，你再要求进步，老大就该犯嘀咕了：你什么意思？什么动机？！而李鸿章就没有这种顾忌，他只要让中央相信，自己虽然拿着枪杆子，但自己更是中央的一杆枪杆子，就基本可以放开手脚，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同样是美国人，格兰特总统在拜访了恭亲王和李鸿章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恭亲王受地位所限，决定了他“不可能如李鸿章那样走得那么远”。
恭亲王执政期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但凡要推出什么改革措施，中央一般都先把问题和困难摆出来，征求地方大员们的意见。如同文馆所涉及的教育体制和干部制度改革、建立阿思本舰队时涉及的军事改革等，都是将政策向地方大员和前线大员们事先交底，官员们则可以畅所欲言，不会出现扣帽子、打棍子的情况。这样一种“官场内部民主”，的确令不同的意见得到了表达的机会，并且形成争鸣；脱离了暗箱操作后，那些显然是敷衍、塞责的意见，在阳光下无可遁形。这令恭亲王的改革，总能比较稳妥地推进，既相当技巧地减少和化解了反对派的阻挠，又从反对派的充分表达中汲取了营养，完善了改革方案，更从不同派系的博弈中，来了解和掌控改革的力度、分寸。在这样的一个沟通过程中，作为舵手，恭亲王尽量地保持了中立的角色，从而可以尽可能多地团结“左”与“右”两方面的干部。尽管恭亲王早已获得了“鬼子六”的雅号，被人们贴上了自由派的标签，但是，除了蔡寿祺之类投机钻营的举报者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人品及政治品格有过怀疑。这种稳健的政治手法，使恭亲王在关键时刻，既能推动改革不断前进，也能掩护激进的改革者从反对的声浪中逃生。
身处风口浪尖，恭亲王只是将自己定位为“泰山顶上一颗葱”，而不是“一棵松”，这使他减少了被狂风扫荡的机会，令泰山脚下的松树们大为心理平衡，同时也不影响自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恭亲王三起三落的政治过山车历程中，没有任何一次下台是因为他奉行了过“左”或过“右”的政策，而都是毫无例外地出于慈禧老大对他的训诫—这种训诫不是因为政见，而只是因为老二离老大的位置过于接近，老大必须时时敲打老二，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恭亲王的这种政治性格，成为总理衙门的部门性格。这个以改革为主要使命的部门，在不断的利益调整中，不得不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敏感神经，同时还得顾及大清特色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承受力，时时左右为难，却时时要做到左右逢源。这就注定了这个部门经常会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夹攻，里外不是人，而这正是中国历来改革者的主要下场。在它被来自“保守势力”的炮火猛烈攻击后，我们从欧美的史料中，几乎很少能见到对它的正而评价：西方人几乎一致批评这个部门在“保守势力”面前的软弱和妥协，其改革慢得像小脚老太一样。
作为泰山顶上一棵“葱”，恭亲王和总理衙门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毕竟还是在三十年的时间内，令一穷二白的大清国，成为经济意义乃至军事意义（北洋舰队世界排行第八）上的世界大国。“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这不只是为李鸿章辩护，而是在为自己辩护，为大清所有身处夹缝中的改革者辩护。
“养就心中一段春”
李鸿章上调到中央身边工作，出任直隶总督，发生在1070年的天津教案之后。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上的进退失据，令中央相当失望。而原本，恭亲王是想借重曾国藩的大名和经验，作为自己推行改革的主要助手。出于爱护干部和解决问题的双重目的，恭亲王决心起用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一则能令忧谗畏讥、暮气日重的曾国藩平安着陆，二则也要在实践中考验考验这个公开声称要和洋人“打痞子腔”、不能对洋人太过实诚的李鸿章。
李鸿章此前，就显露过远比其老师更为灵活和果断的手腕。在招降了苏州太平军后，李鸿章摆下鸿门宴，剁下了降将们的脑袋，屠杀了大量降兵，据说这就是日后一部名为《投名状》的电影的创造灵感来源。尽管洋人们十分痛恨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