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北京条约》签订（1877年）后，日本就屡屡要求琉球废止“对中国朝贡而派遣使节及庆贺清帝即位等惯例”，废止藩王接受中国册封的惯例，撤销在福建的琉球馆，贸易业务概归厦门的日本领事馆管辖，琉球今后与中国的所有交涉，一律交由日本外务省处分。琉球国王一边与日本软磨硬泡，一边向中国求援。负责对琉球联络的闽浙总督何王景、福建巡抚丁日昌，在转呈琉球国王咨文的奏折中，认为琉球“地瘠民贫，孤悬一岛，本非边塞扼要之地，无捍御边睡之益，有邻邦酿衅之忧”，对中国并没有大的利益，只是考虑到琉球已经“恭顺”了数百年，“何忍弃诸化外”，如果对琉球的求援“拒之过甚”，那么列强可能会认为中国不能庇护属邦，这将引起属邦的离心离德。根据他们的建议，大清中央命令即将上任的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到达东京后立即就琉球问题与日本交涉。
何如璋敏感地意识到日本终将成为中国的大敌，其之所以多年来一直不敢吞并琉球，就是因为忌惮中国的反弹，“欲俟我不与争而后下手”，如果中国不能旗帜鲜明地表态，“日人或惴我为弃琉球，疑我为怯”。而目前日本“国小而贫，自防不暇”，应该趁此机会据理力争，甚至教训一下日本。何如璋认为，与“如无赖之横”的日本是不能谈友谊的，日本人“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而且，琉球靠近台湾，日本如果将琉球改设郡县，就可以成为侵略台湾的前进基地；而琉球人因得不到中国的支援，也可能“甘心从敌”，琉球人本就“习劳苦耐风波”，“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因此，他认为，争夺琉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台湾，“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不必担心与日本动武，该出手时就出手。
何如璋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派遣军舰，盛陈兵威，表面上是前往琉球质问，实质上要“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与日本反复辩论，或援外国公法（国际法）以相究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李鸿章及中枢机构经过反复权衡，决定采用何如璋提出的下策。在朝廷而言，此时百废待举，在琉球问题上采用敷衍拖延，实在也是有难言之隐。
得到国内的指示后，何如璋即开始对日交涉，但他的态度还是十分强悍，在照会中写道：“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日本政府认为，这样的照会是一种“假定的暴言”，深深地伤害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的感情，要求何如璋当面道歉，否则不再继续商谈。
事情至此闹僵，谈判转到北京，由日本驻华公使与总理衙门直接商谈。中央的主流意见也认为何如璋在态度上强硬毫无意义，“揣度中国现在局势，跨海远征，实觉力有不逮，若徒张声势而鲜实际，设或为彼觑破，转难了局”。李鸿章在发给总理衙门的《密议何子峨》（何如璋字）密函中，认为何如璋办理外交“历练未深，锋芒稍重”，并且与其副手也难以和睦相处，“出好兴戎”，过于“冒失”。处于外交第一线的何如璋与外交决策机构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1880年，中俄在伊犁开始武装对峙后，日本趁机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李鸿章请出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在中日之间居间调停。但日本人搬出了中日《北京条约》，证明中国早已承认琉球是日本所属，格兰特也无奈，其华裔随员在发给李鸿章的信中，直陈“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中国只有“设法自强，诸事可得自主”。
在格兰特调停后，日本再度显露了外交方面的灵活手段，提出将琉球由中日两国分割占领，琉球南部靠近台湾的宫古、八重III两岛划给中国。而中国则提出了反建议，要求三分琉球，北部归日本，南部归中国，中部各岛则归琉球王国，由中日两国确保其独立自主。日本对中国的建议坚决反对。
多次拉锯之后，新疆问题再度进入关键阶段，种种迹象也表明口俄两国可能联手对付中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中国不得不调整策略，同意以日本的提议为基础，进行琉球问题的谈判。
第二十七章 为保新疆失琉球
【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下，暂时搁置琉球问题亦可算
是无奈之举。但随着国势一日不如一日，搁置拖延便转变成了放任，既成事
实一旦形成，挽回的余地更是狭小。】
1880年7月，曾纪泽到达圣彼得堡，开始了艰难的中俄谈判。大清政府对这次亡羊补牢的谈判准备相当充分：为曾纪泽配备了马格里、日意格等熟悉中国国情的外籍专家；为保持电讯畅通，中央还特别拨款兴建京沪电报线，原先只通到上海的国际电报终于延伸到天子脚下；左宗棠大军将伊犁地区团团包围，一边大练武，一边搞屯田，逐渐转化为生产建设兵团，左宗棠的亲信胡雪岩则大举采购先进军火。
国际形势也对中国相当有利。第十次俄土战争（1877～1878年）结束，俄国虽然取胜，但元气大伤。除了英国积极反对俄国在新疆的行动外，俄国的盟友法国也表示反对，它希望俄国将对付德国作为重点。在整个欧洲，除了德国想混水摸鱼，鼓动俄国东进外，几乎无人愿意看到俄国在新疆有任何收获。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纪泽的外交斡旋进展顺利。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代表中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领土方面，俄国向中国归还伊犁，但割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领土；军费方面，由中国赔偿俄国900万卢布（折合白银500余万两）；贸易方面，俄商在新疆可以暂不纳税；边民国籍方面，伊犁犁居民可以自由选择保持中国籍或迁居俄国加入俄国籍。
尽管并不完美，但如此成果也已经难能可贵，左宗棠高兴地表示：“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古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他赞赏曾纪泽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大清海关的洋干部、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士认为：“外交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帝国已经做好了动武的准备。”英国驻俄国大使德费伦感慨说：“中国迫使俄国做了它从未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它已经吞进的土地。”
与此同时，左宗棠再次向中央提议在新疆建省，实行更为有效的管理，新疆终于废止了实行数百年的军府制度，开始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湘军名将刘锦棠出任首任新疆巡抚，自此，中国在新疆的主权维护更为扎实稳固。
在确保新疆问题顺利解决的同时，大清政府在琉球问题上采取了拖延和搁置的策略。
当时，对日俄联手的顾忌是中国的主流意见。陈宝琛等人认为，日本“畏俄如虎，性又贪狡，中国即结以甘言厚赂，一旦中俄有衅，彼必背盟而趋利”。李鸿章则进一步认为，利用中俄冲突谋取自己利益，不仅日本人如此，英、德、西、葡等国莫不如此，因此，“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对俄交涉成功，则各国都会暂时死心，对俄交涉若不成功，则各国都会“萌其诡计”。因此，李鸿章认为，“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激昂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他主张对日既不必像何如璋那样强硬，也不必答应日本的瓜分琉球要求，而是采取拖延办法：“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敌人，唯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张之洞也认为，对日应该拖延，“姑悬球案，以观事变”，并且应当与日本订立不得助俄之约，等到与俄国交涉完毕，再来从容料理对日交涉。左宗棠对此是赞同的，他认为高喊抗日，甚至要求渡海征日的建议，不仅“先蹈危机”，而且“虚声震撼”，毫无意义。
李鸿章深刻地指出：“中国自强之医｝，无论俄事能否速了，均不容一日稍懈。数年之后，船械齐集，声威既壮，纵不必跨海远征，而未使无其具，日本嚣张之气当为稍平，即各国轻侮之端，或亦可渐弭。”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下，暂时搁置琉球问题亦可算是无奈之举。但随着国势一日不如一日，搁置拖延便转变成了放任，既成事实一旦形成，挽回的余地更是狭小。
新疆问题解决后，大清国还来不及考虑琉球问题，法国人又染指越南。几经延宕，日本的实力迅速增强，终成尾大不掉之势。越南问题解决之后，朝鲜问题也成为焦点，最终连台湾也沦陷于口本之手。琉球问题被不断地搁置再搁置，中国的宗藩体系迅速瓦解，战略缓冲地带丧失殆尽。而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新疆大漠上的狂风。俄国与日本，从此双双成为中国最为凶险的敌人，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也会竭力在表面上轮流扮演出中国好邻居的角色……
｛注：琉球与浩罕
琉球国，最初是指历史上在琉球群岛建立的山南、中山、山北三个国家的对外统称，后来指统一的琉球国（1429～1879年）。琉球国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台湾和日本之间，曾经向中国的明、清两代和日本的萨摩藩、江户幕府朝贡。琉球国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东北亚和东南亚贸易的中转站著称，贸易发达，号称“万国津梁”。
1879年3月30日，日本兼并琉球王朝，琉球国灭亡。大部分国土改设为冲绳县，北部诸岛则划入鹿儿岛县。
浩罕汗国，中亚地区的封建国家（1710～1876年）。核心地区在包括浩罕、安集延、马尔古兰、纳曼干等城的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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