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终于激怒了恭亲王及总理衙门，即使一向十分温和的大清外交部副部长（“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也甩出了重话：大清国即使退回到关外，也绝不会屈服于阿思本的无理要求。
10月19日，没有得到回音的阿思本请示英国公使卜鲁斯，说明他想解散舰队，但由于所有舰艇是清帝国的财产，他无法处置，同时又担心如此强大的舰队如落入地方政府手中，会出现大的风险。
卜鲁斯回信说，他已经告知恭亲王和总理衙门，这支舰队的指挥权只能由女皇政府信得过的人指挥；他要求阿思本想方设法先将舰队留在手上，在得到英国政府指令之前，不得移交给任何人。
随后，在美国公使蒲安臣斡旋下，总理衙门和英国公使进行了紧急磋商，最后双方同意由阿思本遣返所有人员及舰艇，中国政府承担所有的经济损失。
这一事件，令大清国损失了80万两白银。但经此折腾，恭亲王再度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即使是“腐败无能”如满清者，也同样，甚至更加理解“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式真理，什么都可以丢，就是枪杆子不能丢；什么都可以牺牲，就是枪杆子不能牺牲。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来不得丝毫的松懈与让步。
阿思本舰队解散十一年后（1875年），在赫德牵线下，恭亲王再度拍板，向英国采购军舰，但上至舰队司令，下到普通水兵，都是清一色的大清子民，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北洋舰队。后人无从得知，恭亲王在枪杆子问题上如此坚持原则，究竟为大清国带来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因内忧外患而危在旦夕的政权，此后又支撑了四十多年之久，并且还时不时地迸发出貌似中兴的星星之火……
第十五章 洋干部下岗
【 恭亲王为大清国今后任用洋干部设立了规矩，即一方面大胆起用，另一方面严格管理。从此，在遍地腐败的大清官场，洋干部以其专业、敬业、廉洁，在军事、财政、教育等领域建树颇丰，大大延缓了帝国的衰亡。】
1863年i1月16日，大清国又一名高级领导干部被“双开”。这回轮到了英国籍干部李泰国。
洋干部也能上能下，说换就换，这当然是新鲜事，表明大清中央在干部人事任免乃至外交方面的日渐雄起。
担任了9年的大清国海关关长（“总税务司”），李泰国在大清中央政府中很有些分量：他不仅执掌着海关这一大清国的主要财源，而且在大清国与西方各国，尤其是老大哥英国的双边及多边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清国将自己的第一支新式海军的采购大订单，交给他去执行，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央对他的倚重和信赖。
撤换这样的洋干部，牵一发而动全身，能有魄力下这个决心的，只有绵里藏针、外柔内刚的恭亲王奕訢。
越位
导致李泰国与其“老板”奕訢翻脸的导火线，是其在经办“英中联合舰队”时对中国主权的蔑视和践踏。从那时开始，这一事件一直都被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经典案例，也是历经满清、民国直至今日而评价依然的极少数“铁案”之一。
在购置舰队和招募外籍官兵中，恭亲王及中国政府给李泰国的授权仅仅局限在经济方面，他可以在审定的预算额度内自主开支。但李泰国却擅自突破了这一授权，在他与这支“混血”舰队的未来司令阿思本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两人居然约定了阿思本只接受由李转达的中国皇帝的命令，而李泰国还可以对其认为不合适的圣旨不予转达。同时，双方还约定将舰队官兵4年的薪水一次性提前支取。
这当然深深伤害了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政府和人民的感情，他们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将海军大权拱手相让的合同。在李泰国和恭亲王等人的激烈争论中，他坚称中国地方官员过于腐败，因此舰队不能听从前线统帅的调度，而必须直属于皇帝，这又激起曾国藩、李鸿章等前线大员们的激烈反对，并被迅速上升到军队听谁指挥的国家原则高度。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局面下，恭亲王只能选择玉碎而非瓦全，舰队最后被解散。大清国第一次大张旗鼓的人才、技术双引进项目，宣告破产。
对于涉嫌渎职的李泰国，恭亲王十分恼怒，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用罕见的尖刻语言说“李泰国办事刁诈，以致虚糜巨款，实难姑容”，处分结果是“将其革退，不准经理税务”。恭亲王随即娴熟地、辩证地将这件坏事说成了一件好事：“该夷狡侩异常，中外皆知，屡欲去之而不能，今因办船贻误，正可藉此驱逐”，如果李泰国敢于不遵，则将通过英国公使对此进行惩办。
强悍的李泰国在这样的打击面前终于低下头，之后与恭亲王的几次见面，“词色之间，业已神丧意沮，迥非来时桀骜情状”。但恭亲王依然担心他“野性难驯”，为了防止他回到英国后“颠倒是非，处心积虑，遇事思掣中国之肘，不可不预为设防”，于是将详细的经过，发文告知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及李泰国的好友、中国通威妥玛，以彻底杜绝李泰国“造谣簧惑”的可能。
在这封以外交部副部长（“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名义发出的信中，中国政府详细罗列了李泰国所犯的严重错误。在舰队指挥权这样的原则问题上，除了阿思本舰队的越位签约外，他还居然要求将中国各港口的轮船归其一人调度、将上海的“常胜军”（即华尔、戈登等人率领的外籍雇佣军，此前名为“洋枪队”）归其一人指挥。信中还指控李泰国缺乏职业操守，其既然在中国担任领导职务，“食中国之俸，即与中国属员无异，其职分亦与各省关道相等”，但在此次购置舰队回京后，却以其与英国公使级别相等为理由，不再给恭亲王呈送“请示报告”，而使用平行书信。大清本来给了他优厚的待遇，为他在勾栏胡同购买了居所，有100多间房，现在他居然嫌小，指名要换到肃王府去，或至少要将肃王府分给他一半。肃亲王可是世袭周替的“铁帽子王”，其坐落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王府关系到国家的脸面，此前法国就曾要求将此定为使馆，但被大清政府严拒，肃王府后来在义和团及八国联军动乱中成为战场被毁坏。李泰国要求，如果不给他肃王府，那就要把肃王府边上的詹事府衙门的房子腾给他。其实，李泰国指定的两处新住宅，都紧靠着英国使馆，幕后显然是英国想在北京扩大使馆区。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等认为：“李泰国给中国自尊心造成的巨大伤害，不可宽恕。他所要求的权力，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交给一个外籍雇员。他甚至要求取消妨碍他染指海关税收的北洋和南洋大臣，要求一套皇亲国戚才能用的府第；他表现得与总理衙门大臣平起平坐，只有恭亲王才是上司；而在实际工作中，他总是不能及时拿出舰队的开支账目。”
野性
在恭亲王看来，李泰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人品上都有大问题。但接替李泰国的英国老乡赫德并不这样认为，他否认李泰国有任何侵夺中国军权的主观愿望，其问题仅仅在于其过于“英国化”的个性，忽视了中国国情，提出了过于激进的改革要求。赫德本人也认为“这种要求很可能推迟而不是加快有益的变革”，而以开明著称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很明确地告诉赫德，中国需要改革，但改革需要时间，不能急躁。
比起祖国英国来，李泰国其实更熟悉中国。他的父亲李太郭是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长期在华传教。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老李被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聘为翻译和顾问，此后投身外交界，出任英国驻广州的首任领事，后又转任驻厦门领事。老李在40岁那年（1845年）早逝，留下六个孩子，李夫人难以承受经济压力，只好将15岁的长子和13岁的次子李泰国送到中国，请德国传教士、同为璞鼎查顾问的郭士立代为抚养。
逆境中的李泰国十分勤奋，16岁那年便因地道的中文而被英国驻华使团聘请为翻译，成为“外交童工”。22岁时，李泰国出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此时，太平军已占南京，位于上海的江海关失控，英、法、美三国遂各派一名税务司“协助”清廷征集关税。李泰国成了英方代表。不久，法美两国相继退出，李泰国独揽大权，遂根据西方模式对海关大举整顿。他建章立制，废除“税额包干”的陋习，所有税款“尽收尽解”，点滴归公，并对腐败的海关官员和从事走私的外商船只进行严厉打击，成为双方的共同“敌人”。在李泰国主持下，已近停顿的江海关在战乱期间居然稳步发展，为清廷战时财政雪中送炭。铁腕的李泰国也因此得到恭亲王的赞赏，在全国海关实行统一管理的重大体制改革中，他被任命为全国总税务司，成为官阶最高、权力最大的外籍雇员。
然而，作为大清公务员，李泰国在最为关键的国家忠诚问题上面临尴尬。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不顾利益冲突，担任了英方代表额尔金的翻译和顾问，参加天津条约谈判，并为英方起草了大部分条款。父子两代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担任同样角色，在大英帝国看来，自然是忠君报国的典范，而在恭亲王看来，李泰国多少有点“吃里扒外”。
1861年，李泰国回英休假，一方面为购置舰队奔波，这导致了他与恭亲王的最后决裂；另一方面，他也为了抵制领事裁判权侵入中国海关，而向国际法专家广泛咨询，厘清了相关法律界定，客观上维护了中国利权。
因此，赫德认为，李泰国在中国官场的失败，其实是个性使然，他“甚至在自己家里也有对手”，其粗暴言行，令他本可以成为“中国的朋友”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此后的大清洋干部们似乎在耐性方面都大有长进了，赫德本人就十分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大清官场达48年之久，反倒令英国方面怀疑他对祖国的忠诚。
军旗
李泰国在中国历史上还留下了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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