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内是一位老将，出生于1559年，是一个谨慎合理的军人。詹姆士·格兰特对他有下述形容：“他身材短小，样子瘦弱难看，两颊低陷，鼻子尖长，眼睛锐利深黑。长着长须。”他对西班牙战术深有研究。他的战斗队形为由一线或两线的步兵所组成。一共为17个步兵大方阵，每个人数为1；500人到2；000人，两翼则为骑兵所组成的密集纵队。他的全军可能有四万人，其中四分之一为骑兵。他自己指挥步兵，左翼的骑兵由帕本海姆指挥，右翼骑兵则由福斯登伯格和依索拉尼指挥。他一共只有二十六门炮，重炮位置在中央与右翼之间的正前方，轻炮则在正中央的前面。门罗说他在地形、风向和日光三个方面都占有优势。
9月16日，古斯塔夫从北面而来，在距敌军一英里远的位置宿营。夜间，他在他的旅行车中通霄与约翰·赫普伯格爵士、霍恩元帅、巴勒尔元帅和特腓尔将军会商，他们都全副武装。
第二天拂晓，瑞典军营中开始吹号上马。整个平原均为浓雾遮掩，瑞典人从雾中可以看见一线红色的火光，那就是提内的阵地。在祈祷之后，古斯塔夫展开了他的部队，采取与敌人平行的战斗队形。但是他并未采用旧式西班牙方阵，而是把步兵分成旅和半旅，这样使火枪兵可以得到长矛兵掩护，而且又可以从他们之间鱼贯而出，发射排枪之后再退回原地。所以不再是一个不动的正方形堡垒，而变成了一个小型的活动要塞，彼此间可以互相支援。中央和右翼都由瑞典军担负，而萨克森军则负责左翼。关于后者的阵容已不可考。至于瑞典军则是这样的：在中央部分，第一线为四个步兵旅，支援他们的为一个骑兵团和门罗与拉姆塞的两个步兵旅。第二线为三个步兵旅，包括着赫普伯格的苏格兰兵在内，支援他们的为一个骑兵团；以上全部兵力由特腓尔和哈尔指挥。在中央的后方还有两个骑兵团充任预备队。在右翼方面，由巴勒尔指挥，第一线由六个骑兵团所组成，中间夹着火枪兵，另有一个骑兵团供支援用。第二线为四个步兵团。在左翼方面，由霍恩指挥，第一线为三个骑兵团，夹着火枪兵，第二线为两个骑兵团。团属的火炮都分别位置在各旅团的前面。而重炮兵则集中在中央的正前方，由托斯特森指挥。在霍恩元帅的左面即为萨克森军。全军可能为47；000人，军帽上都系着绿带，而帝国军则系白带。瑞典人的口号是“上帝保佑我们”，而敌军的则为“圣玛利亚”。
门罗的记载上说：古斯塔夫亲自指示每一个高级将领，告诉他们应该如何行动。会战开始了，敌军首先开炮，瑞典军也立即还击。这样炮声轰轰打了两个半小时之久。瑞典的步骑兵始终屹立不动，像墙壁一样。但是火炮已经在行列中造成了许多的缺口。
瑞典的火炮数量较多，发弹数量要比帝国军多三倍。这使敌人感到极大痛苦，帕本海姆却是一个有勇无谋的战将，现在感觉到他们实在挡不住这样强大的火力，于是不等命令就率领五千名骑兵向瑞典军右翼冲锋。这是一个愚蠢的行为，提内心里十分明白，不禁怒吼道：“他们使我的名誉和光荣都付诸流水了！”这不仅是一个大错，而且也造成了一个大败，因为骑兵的手枪绝对不是火枪的对手。瑞典军用火枪兵夹在骑兵当中，用火力扫射帝国骑兵的密集队形。帕本海姆一直冲锋达七次之多，都被逐退，在最后一次时，巴勒尔指挥他的预备队反攻，将敌军击溃，把他们逐出战场之外。（注：依照西班牙战术，骑兵冲锋时是用跑步和只使用手枪，等到敌军的行列混乱瓦解之后才使用刀剑。瑞典军的战术却恰好相反。骑兵在冲锋时用袭步和刀剑，在发生混战时才使用手枪。）
帝国军的右翼方面误以为帕本海姆的冲锋就是全面进攻的讯号，于是马上也向萨克森军冲锋。在第一次冲锋下，萨克森军就开始逃出战场，约翰·乔治拼命用马刺夹着他的马，向艾伦堡飞逃。这不仅可以抵销帕本海姆的错误，因为古斯塔夫的兵力现在突然被减去了三分之一以上，而且提内也是一个能力卓越的战术家，对这个机会马上就不放过。他看到瑞典军左翼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掩护，而且受到了帝国军右翼兵力的威胁。于是他命令骑兵向右斜进，再向左旋转，以攻击敌军左翼。同时又命令福斯登伯格攻击敌军后方。
如果对方不是瑞典军，那么他的行动就可以产生决定性效果。但因为古斯塔夫部下的调动速度要比帝国军快两倍，所以提内就不能稳操胜算了。古斯塔夫立即命令霍恩元帅，也向左旋转他的兵力来应付提内的迂回，同时又从中央的第二线中，抽出了魏特森和赫普伯格的兵力，用来增援霍恩的左翼。
苏格兰部队以密集纵队前进。敌军首先屹立不动，准备迎击。但是瑞典军的炮兵火力要比敌人强过两倍。结果把敌军击散，于是长矛兵向前冲击，使敌军溃散。
正当左翼方面苦战之际，古斯塔夫抓住这个机会来作决定性一击。他自己骑马赶到右翼，命令巴勒尔的骑兵攻击提内的左翼。他自己就在四个骑兵团的前面，向尚有敌炮残留的山坡上冲锋。他扫过他们，打击在提内步兵横线的左端，并且用火炮痛击他们，同时，托斯特森也调转了预备队的炮兵，向密集的西班牙式方阵猛轰。
虽然接着还有一场困兽之斗，但是胜负却已成为定局。不久，帝国军完全丧失秩序，开始溃逃。他们死了7；000人，负伤和被俘3；000人，损失了全部火炮、九十面军旗和全部补给纵列。古斯塔夫的损失，包括萨克森军在内，尚未超出三千人，大部分都是敌方炮火所杀伤。
于是瑞典军的大部分开始宿营过夜，门罗说：“我们的营火烧的东西都是敌人的弹药车辆和遗留下来的长矛，因为我们没有足够人员来收拾它们。整个夜晚，我们那些勇敢的战友，萨克森人，一直在逃跑中，认为一切都已经完了。”但还是有五百名瑞典骑兵并未休息，由古斯塔夫亲自率领，向敌军残部实行追击。9月19日，在梅尔斯堡俘获了3；000人，直到9月21日在哈里才放弃了他的追击。
这次会战就这样结束了，它可算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因为它不仅是新战术对旧战术的第一次大考验，也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陆上会战，这也是机动与火力第一次战胜了数量和长矛的冲力；而且不管如何，它使天主教同盟本已复苏的力量又粉碎了，决定了日尔曼不再是一个受奥地利王室统治的天主教地区。所以加迪勒尔教授说这是“归还敕令的坟墓”和“日尔曼的纳西比”。或者如布莱斯教授所说，它使欧洲免受耶稣会的统治。
从1631年9月17日开始，直到他逝世之日为止，古斯塔夫已经变成了新教徒的英雄。日尔曼北部的人民都把他当作一个救主看待。他给与战争以精神和指导，若是没有这种精神和指导，则新教徒可能全部崩溃，而西方世界的历史也要改写了。加迪勒尔教授的评论似乎是很有远见的，他说：
“总结起来说，那些战术不过是他们用来保护的宗教和政治制度的一个军事表现而已。这个刚刚被击败的固体纵队，足以代表在耶稣会组织下人类生活的形式，个人会被群众所吞噬。提内过去曾经凭借纯粹的重力击败了许多强敌，但是现在却有一支新军兴起，证明除非能有个性的智慧来作为基础，否则秩序和服从也就脆弱无力了。这是一种主义的成功，而不仅限于战斗。在精神、政治、文学和科学等方面，也都莫不如此。”
在布雷顿福德会战获胜后，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古斯塔夫不接着进军维也纳，而使斐迪南屈服呢？”有些历史家认为他应该如此，而弗拉德更把他与坎纳会战后的汉尼拔相比。但是这个比较是不适当的，因为环境完全不相同。第一，通往维也纳的道路十分恶劣，它要通过厄兹格比格森林和波希米亚的残破地区，而且冬天也快要到了。第二，维也纳并不是一个统一国家的首都，而只是一个“影子”皇帝的驻地，所以它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比不上半岛战争（18081814年）中的马德里。第三，古斯塔夫已经距离他的基地数百英里，若再冒险前进，则后方一旦发生叛乱，结果将不堪设想。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忠忱都不可靠，而巴伐利亚则威胁着他的侧翼。第四，当他最后决定前进到莱茵河上时，虽然因为把战争带入天主教地区会激怒黎塞留，但他自己却可以获得新教的巴拉亭为基地，并获得了日尔曼最富有的地区来供养他的军队。过去这些地区对于天主教同盟，曾经供给不少的人力和财力。第五，是最后一点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在占领了巴拉亭之后，他就可以切断西班牙与日德兰和意大利之间的连系。所以最后他决定向莱茵河前进，而萨克森选帝侯则把战争带入了波希米亚。
10月18日，古斯塔夫占领了吴兹堡，推进到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再进到梅兹，经过两天围攻，该城投降了。在他伟大胜利后的三个月之内，他征服了全部莱茵地区，组成了同盟也指派了政府，迫使莱茵地区的一切天主教君主都保持中立并把西班牙部队赶回了日德兰。他在莱茵河中游的两岸，在阿尔沙提亚、下巴拉亭和科隆等地，都已经站稳了脚跟。这些成就使黎塞留大为不快，他对这种征服的迅速和彻底颇为震惊。他说：“必须设法阻止这个西哥特人，因为他的成功对法国和皇帝都同样是个严重威胁。”他这种震惊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古斯塔夫的目的很明显是要组成一个新教同盟，而以他自己为领袖。这就是要完全毁灭帝国的制度，而黎塞留却并不想毁灭它，只是要使其不能发生作用而已。
怀着这种观念，1632年春天，古斯塔夫又向提内挑战。后者自从在布雷顿福德战败之后，又已召募了一支新军，此外洛林公爵也率领12；000人与他会合，使总兵力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