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苏〕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页）这些新反对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
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温和政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极少数人。但是，政治局多数人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1932年——1934年间，曾一度使温和方针占了上风。当时温和方针之深得人心，从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的掌声和选票，从布哈林思想赢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从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这一切，显然都没有逃过斯大林敏锐注视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对，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景况，使他隐忍着领袖地位不稳的剧痛。在这种形势下，打击党内温和派思潮，扭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看来成了苏维埃国家舵手所预定的航向。
（二）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苏联从20年代末期以后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迅速实现工业化，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愿望和要求，然而，超过客观可能条件的过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紧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
（1）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
（2）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性产生矛盾，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
（3）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的落后性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
尤其是从1935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现出来。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上寻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错误，一味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
苏联政治模式的核心成份之一，是高度的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干部任命制。
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级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就使的官僚主义滋长蔓延。加上官职等级名录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任职的无限期制以及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等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经尖锐指出过党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斯大林自然谈不到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事实表明，他也不能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早在1936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他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当时，他更不可能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在他看来，在苏维埃国家只有间谍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当然，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存在的事实，但是，他无限扩大了这些事实，而且把这种无限扩大的事实仅仅同国外的和党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得他对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严酷的打击，从此来寻找出路。
（三）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他发动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则是他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
1923年——1929年间进行的三次党内斗争姑且不说，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党内就进行了多次杀伐和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党运动（1929年——1931年）、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1930年春）和“劳动农民党”案（1930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1930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1931年）。
同时，在党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1930年）、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1932年）。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1929～1931年），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1932～1933年）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1929～1932年）。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党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经过1933年——1934年的一度缓和，基洛夫被暗杀案又带来风云骤变，使社会政治生活进一步紧张。
从1935年——1936年起，接连进行了一连串逮捕、审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针对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克里姆林宫”案（1935年1——4月）、打击少年犯罪和社会不良分子的斗争、检查党证运动以及在一些地区重新对反苏分子或富农家庭进行的流放等等。
所有这些，又在党内外打击了一大片干部和群众，这就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政在国内社会政治气氛不断紧张的同时，193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也风云四起，开始出现战争乌云。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变中寻求同德、意妥协，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直接相关。苏联领导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变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便由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转而变为积极支持共和派的政策。这样，战争的乌云便开始浓密起来。
在这种形势面前，斯大林深深意识到，在国内从党内到党外，“异己势力”的强大，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历次社会遭到打击的形形人员，在战争环境中联起手来，结成“第五纵队”，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讲到过的法国政府反对派克列孟梭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顾德国人打到离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夺取政府权力的事就不寒而栗。（《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卷，第48——50页）因此，一旦战争威胁来临，他便下定了进行进一步大清洗的决心。这从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几乎在苏联改变对西班牙政策的同时，斯大林于1936年9月25日与同在索契休养的日丹诺夫，联名向莫斯科发回一封被认为是发出大清洗信号的重要电报，以叶若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被史学家看作绝非“偶然的巧合”。显然，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消灭在他看来是潜在的“第五纵队”。（〔俄〕B·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293——294页）对于“第五纵队”的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苏〕《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页）可见，斯大林这一发动大清洗的意图，在莫洛托夫心中是扎根很深的。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1937年——1938年更加进一步大清洗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导因，又是复杂而具体的，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走向大清洗运动的台阶很多出版的苏联历史、党史著作在讲到大清洗的原因时，大多基本上只讲基洛夫被杀事件，在叙述大清洗事件过程时，一般也只讲述莫斯科的三次公开审判。这是苏联档案揭密以前，对于大清洗的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
1937年——1938年更加进一步大清洗的发生，除了上述基本的也是主要原因外，还有各种具体的导因，而基洛夫被杀案只是走向镇压的导因之一。莫斯科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