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临终前对斯大林有过这样的的评价：“他是一个粗暴的人。”
但是，列宁的威信使得在列宁时代的斯大林在个性方面十分的收敛，他的偏执、任性、独断和猜疑，列宁是无法预见的。
当然，在大清洗中被害的绝不仅仅止于过去的反对派或同反对派有牵连的人。那些对大清洗表示怀疑、不愿积极跟着跑的许多干部、敢于坚持原则、不愿人云亦云的许多党员也都遭了殃。而别有用心人的诽谤、胸怀野心人的泄私报复、剪除比自己强的竞争者，以及奸佞小人的陷害忠良、仗势欺人等种种罪恶行径，更是层出不穷。加之一人遭殃，祸及九族，这样被镇压的人数自然越来越多。在斯大林执政期间，大约有1500万人蒙受不白之冤。其结果是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列宁的战友几乎都被从肉体上消灭。
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会（苏共十一大，1922年召开）选出的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人在大清洗中被处决、暗杀和流放。
据统计，从1919年到1935年，联共（布）中央先后选出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死于党内斗争。被称为胜利者大会的苏共第17次代表大会（1937年举行）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83名被逮捕和枪毙，出席这次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逮捕，其中许多人随后被杀掉。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到枪决，1936至1938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
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大清洗期间，苏联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片恐怖气氛，党内外人人自危。为此，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等人鉴于此向斯大林提出停止清洗运动。
由于大清洗的目的已基本达到，斯大林于1938年7月下令撤销内务人民委员会叶若夫的职务，由贝利亚接任以中止大清洗。
1940年4月1日愚人节这一天，叶若夫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罪”被处决，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大清洗终于在处决替罪羊的枪声中逐渐平息下来了。
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悲剧，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背景和制度背景。
列宁创建的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犹如一颗新星刺破苍穹，划出人类理想社会的轨迹。但是，当时的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仇视包围下，犹如汪洋之中的孤岛。
战争结束后，苏联长期遭遇到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封锁、孤立和拒绝承认，面临的外来入侵、颠覆、破坏的巨大威胁。
这个新生的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存。
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基础落后的国家，急于求成的冲动，使它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错误地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所公开宣称的最根本优势和特征之一的民生、福利，被迫作出牺牲。
这个时刻，面临外来侵略、颠覆威胁的苏联，必须长期保持战时的体制，在一种内外高压的环境下，才能凝聚这个国家。
大清洗正是在那样一个后人很难想象的艰难、险恶的生存环境下发生的。
大清洗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社会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后，斯大林为维护“一言堂”，制造对自己的“个人迷信”，极端错误地将党内和国内各种不同意见，上升为威胁苏维埃政权的敌我矛盾，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者，一旦把正常的党内意见和争论视为敌对，并且用对待敌人的办法进行消灭，最后都会对国家，对民族，也对政党自身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和不可饶恕的罪行。
斯大林时代大清洗的导火索似乎一切都始于基洛夫。
他的遇刺，迄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却是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
基洛夫在担任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无政治局常委）、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时，他在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他是当时苏联政治局委员中，惟一还敢走进工人、群众中发表演讲的人。
1934年12月1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
基洛夫之死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的。
因为基洛夫迅速上升的声望威胁到了斯大林的声望。其实，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政治盟友，他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后，在对手势力范围内“掺沙子、甩石头”的安排。
基洛夫并非手软之辈，清洗季诺维也夫的势力、消灭富农，他一点也不含糊。他用25万劳改犯完成白海——波罗的海的运河工程，当时已经被称为白骨与鲜血的运河。
斯大林亲自为办理基洛夫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
雅戈达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
斯大林的政敌、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是，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
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遇刺案。一年后，案件终于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
1936年8月19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审判公开进行，全苏联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还想谋杀斯大林，甚至谋杀全体政治局委员。
人民群众不断被组织参加各种声势浩大的政治游行，或者愤怒的声讨犯罪分子，或者热烈的庆祝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摧毁。
仅有游行和表态是不够的，人民群众必须知道，这将是一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1937年2月，苏共全会发布斯大林的号召：“抛弃旧方法，即辩论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坚决斗争。”
斯大林乘着成功破获基洛夫遇刺案的东风，及时为运动指明继续斗争的方向：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托洛茨基派”、“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和“右倾派”，等等，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
于是，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进入相互检举揭发阶段，苏联各地都遍布着大大小小骇人听闻的阴谋和犯罪。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更多时候，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
官方历史上，大清洗被称为“肃反”，当不得不面对惊人的滥杀滥捕无辜问题时，有一个含混、暧昧的词被发明出来：肃反扩大化。其意不难理解，肃反是对的，只是具体操作时，范围上失控了。
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剪除，其实并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至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高级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就是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个座位离开后你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大清洗完成了苏共的政治大换血。列宁时代的苏员相当多数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虽然对管理一个国家并无经验，但对建设一个理想社会却充满热情，他们有着老布尔什维克朴素的正义感和对党的忠诚。
到了1939年，苏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的，他们是通过吸收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中，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
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变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
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绝对正确历史地位的塑造。
1938年，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大清洗中的一切政治谎言堂而皇之进入历史，成为影响数十个国家几代人的历史教材。
在大清洗期间，目前可信的保守数字是，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
“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简称）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万人的资料，到1953年，则不少于1000万人。这意味着，整个斯大林时代，大约有1000万人被送进了“古拉格”的监狱。
摧毁东正教曾是列宁遗愿，斯大林在1930年代初就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破坏，但是，各地仍然有宗教势力在暗中活动，大清洗期间，有16。5万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的10。6万人被枪决。
作为一个阶级，富农虽然在几年前近乎内战的集体化运动中被彻底消灭，但是，1937年7月30日“克格勃”发布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他反苏联分子的命令，意味着肉体上还活着的前富农及其家属依然必须肃整。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了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万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斯大林的一支笔。
前苏联历史学家伏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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