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情况无法进行还击。她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我可以肯定她本人也会同意，她的行为和其他任何与她一道被俘的战友都一样，没有任何突出之处。
伊拉克境内的其他战役都进展得相当顺利。到3月26日，尽管曾经受到天气影响，我们还是在伊拉克境内推进了220多英里。到了3月27日，我们驻扎在波斯湾地区的29万名联军士兵中有三分之一已经进入了伊拉克境内，我们还从驻得克萨斯胡德堡的陆军第三军团中调遣了3万人的作战部队。我们正准备发动最后一击。巴格达近在眼前。
从多方面看，4月1日都标志着战争的转折点。从那一天起，我们的进攻势头迅速增强。在那天之前，一切都还不确定，而自那天起，我们的绳索已经套住了这个行将倾覆的政权，并且是越收越紧。
这并不是说，我们将不再遭遇激烈的抵抗。这样的抵抗依然存在。在卡尔巴拉和“卡尔巴拉隘口”（一条20到25英里宽的狭长地带，位于巴格达南部50英里远处，在幼发拉底河与拉扎扎湖之间），还会遭遇来自共和国卫队的抵抗。我们对该地区的形势更加关注。4月1日，陆军第三步兵师在经过了一场激战后占领了卡尔巴拉，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攻打了共和国卫队的巴格达师。4月2日，海军陆战队攻占了一座重要的桥梁，并跨过了底格里斯河，在当天晚上，又重创了共和国卫队的麦地那师与巴格达师。
4月3日，陆军第三步兵师迎着枪林弹雨，冲过了卡尔巴拉隘口。同一天，海军陆战队来到了距离巴格达南部40英里、位于底格里斯河上的军事重镇库特，占领了那里的一个共和国卫队营地和一个伊拉克空军基地。101空降师同时进入并控制了纳杰夫，并且非常有效地维护了该城的秩序。特种部队占领了巴格达以北60英里、位于塞尔萨尔湖的一处萨达姆总统官邸。也是在4月3日，我们在对巴格达西南部的萨达姆国际机场进行了连续多日的大规模轰炸后，开始对其发动地面进攻。这是一个关键的战略目标，只要能占领该机场，我们的军队距离巴格达城就只有10英里的距离了。
到了4月4日，机场已被我们控制；伊拉克人进行了还击，但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非常关键，它使我们在首都附近拥有了一个营地和机场。在东南部，海军陆战队已经安全占领库特，继续向巴格达进军。在行军途中，他们接受了共和国卫队2，500名士兵的投降。我们同时还加强了对巴格达的空中打击。经过了14天的轰炸后，巴格达共和国卫队的战斗能力已经被削弱到最低程度，无数个重要的领导人被清除，伊拉克军队的通讯也陷入混乱。
数百名平民逃离该城。我们后来才发现，这些“平民”当中有许多都是伊拉克士兵，他们穿着平民的服装，试图逃往约旦或叙利亚。大多数真正的平民都留在城里。其实，约旦早在战前就搭建了难民营，他们原以为会有数以千计的难民穿过边界，但是根本就没有人来，结果他们只好关闭了这些难民营。伊拉克人相信我们在进攻中的准确性，很少有人逃离家园。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我们投下了数千枚炸弹，巴格达城内的灯光却从来没有彻底熄灭过。我们的激光制导炸弹以及全球定位系统制导炸弹就是这么精确。这次战役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战役都不同。
4月5日，我们开始发起了进攻巴格达的第一轮战斗。陆军第五军团从南部向首都进军，而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则从西南部进军。海军陆战队第七师第一营从东部向其郊区进发。我们遇到了抵抗；战斗是近距离的，非常艰苦，有的战斗更是发展到白刃战的程度。我们摸索着向前，从不同的位置对该城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我们还展开了大量的“奔雷行动”，把我们从其他城市的战斗中学来的经验运用到巴格达的战斗中。结果，我们增强了信心，认为巴格达很快就能攻破，人人畏惧的持久战不会出现。不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确定了敌人不会使用化学武器，看不见的“红色警戒线”确实是看不见的。巴格达不会出现持久的城市巷战。
4月6日，我们开始收紧绳索，将巴格达彻底包围起来，切断了它与外部往来的所有高速公路。所有被困在城内的伊拉克军队都已孤立无援。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们的第一架飞机——一架满载士兵和装备的C130运输机——飞抵巴格达机场。巴格达破城之时指日可待。
伊拉克的情报部长穆罕默德·赛义德·萨哈夫（Mohammed Saeed AlSahaf，我们把他称为“巴格达吹牛大王”）却不这么看。就在我们的军队在他背后不断开枪之际，他还出现在电视和广播中（他在战争中始终如此），声称在巴格达5英里以内根本没有美国的军队，说伊拉克仍然控制着机场，而巴格达很快就会成为联军的“坟墓”。他说：“美国军队正在巴格达的城墙上自寻死路。萨达姆·侯赛因的士兵将给他们一次毕生难忘的教训。我们实际上会鼓励他们继续自取灭亡。我们给了他们死亡和毒药。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这些惟利是图的人，还有那些仍然坐在华盛顿的人，他们派来的军队将被活活烧死。”
有记者问他背后的枪声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伊拉克士兵在歼灭美国士兵。我们不得不对这个家伙说：他的牛皮吹破了天。他是放肆的代名词。他是一个满嘴谎言的部长，是萨达姆政权的象征。他实在是滑稽可笑，我们能做的就是大笑不已。他给中央司令部那些灰暗的日子增添了不少喜剧色彩和轻松的气氛，其实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已经来到了巴格达的门口。
我们确实敲响了巴格达的大门。4月17日，我们的坦克再次冲入巴格达，采取了又一次的“奔雷行动”，并攻占了两个萨达姆官邸。到4月9日为止，我们已经占据了巴格达大部，伊拉克平民都意识到了战争已经结束（至少在我们占领的地区），他们已经开始成群结队地走上街头，愉快地庆祝胜利。他们撕掉了政府的宣传海报，并在海军陆战队员的协助下推翻了一座巨大的萨达姆雕像，这一幕还被电视镜头捕捉到，在世界各地播出。
巴格达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
这座雕像轰然倒下的时候，一切都仿佛发生在最佳时刻的最佳一幕，堪称“柯达精彩一刻”，也是我们在开展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后迎来的巅峰时刻。对于饱受萨达姆政权欺压的伊拉克人民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壮举。但就在这时，雕像上一时竟出现了美国国旗，从华盛顿到坦帕到位于卡塔尔的弗兰克斯办公室，都出现了小小的不安。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有人做出这种举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的军事行动准则明确规定：我们不是在占领伊拉克。美国国旗不能出现在任何一座已被攻占的伊拉克城市上空。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国旗没有在那里停留太长的时间。
一个问题刚结束，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我们事前也估计到了，巴格达会像战争开始的时候一样出现一些抢劫事件，可是伊拉克平民对自己的首都竟然大肆破坏，着实让我们吃惊。他们洗劫了萨达姆的官邸、政府建筑、医院、银行和博物馆。从油画到现金、长椅和医院的病床，他们见什么拿什么。我们因没能阻止他们的行径而遭到了大量的、强烈的指责。
大部分人不明白的是，我们能采取的措施实在有限。我们在巴格达城内的兵力相对较少，而他们还要保持力量进行战斗和巡逻，并保卫一些主要的公共设施。巴格达是在我们手里，但是城内的局势还不稳定，我们需要动用所有力量来和平占领这座城市，同时与萨达姆的支持者以及城里的恐怖分子作战。我们还需要调动所有力量继续进攻提克里特、摩苏尔、基尔库克、希拉和加伊姆。和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情形不同，自由伊拉克行动其实还没有结束。
另外，我们只能在科威特开辟一个很小的前线，以供我们的地面部队进入伊拉克。由于前线太小，我们一次就只能调动这么多地面部队。我们不得不区分优先的次序。只有最重要的作战部队才能首先开拔——这就是步兵和后勤部队。维和部队——军警（MPs）——只能在条件允许时才能进入伊拉克。我们不得不首先作战；我们不能让所有的军警都冲在最前线。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攻占巴格达之后要等上一段时间，我们的维和部队才能赶上来。
我们从未想到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抢劫。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三个主要原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破坏我们为恢复秩序面做出的努力，而任何两个因素合在一起都会导致我们意料之外的混乱程度。这三个因素是：
1．萨达姆在三月底打开了伊拉克监狱的大门，让监狱里的犯人随意逃跑。我们发现这些犯人并不是政治犯；大部分持不同政见者都并没有被关进监狱——他们已经死了，被萨达姆的秘密警察杀害了。这些犯人都是恶人，是渣滓中的渣滓。大约有三万到五万人就这样被放出来肆意进行破坏。
2．伊拉克警察的集体“辞职”。这可能是最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对我们的事业所造成的伤害也是最大的。我们需要巴格达市保持秩序，而当警察消失在人群当中时，所有表面上的秩序也随着他们一道消失了。非常痛苦的是，我们真的不敢保证我们自己对此完全没有责任。我们的情报战开展得不错，也许是太好了。我们让伊拉克的士兵缴械投降，可警察却更进一步，干脆连制服也脱下了。
3．伊拉克军队也决定脱掉制服，融入普通的民众当中。如果他们继续身穿制服，他们有的人就可以站出来，填补警察留下的空缺；他们本可以转变成一支维和部队，帮助恢复国家的秩序。但是，他们显然害怕自己逃脱不了和萨达姆及其原政权的干系。所以，他们不仅没有在那里帮助我们，而且还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局面，数千名士兵如今成了手持武器的无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