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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最好还是等到第二天上午再见面，于是调整了原来的计划。这实际上是斯诺登的主意，这样的做法也制造了随后几天里令人心惊胆战的谍战片氛围。
他的说法是：“如果你们晚上出来活动，很可能会引起注意。两个美国人大晚上入住酒店又立刻外出，这未免太过奇怪了。明天上午你们来我这里会更为自然。”
那时，斯诺登既担心受到当地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政府的监视，也担心受到美国方面的监视。他害怕我们会受到当地情报人员的跟踪。考虑到他曾深度参与美国间谍机构的活动，这番话肯定是有根有据，我便听从了他的安排，但却对那天晚上未能见面还是感到有些失望。
香港时间比纽约时间正好早12个小时（夏令时），也就是说我现在正好晨昏颠倒，所以那天晚上我基本上一夜无眠，而且在那次旅程中几乎就没怎么睡。时差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那几天我一直处在几乎难以控制的兴奋状态，每天只是迷迷糊糊地睡一个半小时左右，最多两个小时。
第二天早晨，我和劳拉在酒店大堂会合，乘出租车前往斯诺登所在的酒店。见面的所有细节都是劳拉跟斯诺登安排的。因为担心司机可能是便衣特工，她在出租车里不怎么愿意说话。我也没像以往那样认为这种想法是疑神疑鬼、庸人自扰。尽管有这些因素的影响，我还是从她那里打探出了见面的计划安排。
我们要去斯诺登所在酒店的三楼，也就是会议室所在的楼层。他选择了一个在他看来多种因素兼顾的会议室房间：既足够偏僻而没有太多他所谓的“人流量”，又不因为过于隐蔽而会让我们在那儿等他时引起他人的注意。
劳拉告诉我，我们一到三楼，就要问一下在指定房间附近遇到的第一个服务员是否有餐厅可以用餐。这对斯诺登来说是个信号，因为他会在附近监听，确保没人跟踪我们。进入指定的房间后，我们要在一只“巨型鳄鱼”旁的沙发上等候。我从劳拉口里得知，那只是件装饰品，并非活的鳄鱼。
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见面时间：上午10点和10点20分。如果在第一个时间两分钟内斯诺登仍未出现，我们就离开那个房间去别的地方，然后在第二个时间再回来，到时他会来找我们。
“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哪一位？”我问劳拉，我俩仍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不管是年龄、种族、体貌特征，还是其他方面。
“他会手拿着魔方。”劳拉答道。
听到这句话我一下子笑了出来：那种场面太怪异、太极端、太不可思议了。我心想，这就是一部以香港为背景的跨国电影，离奇而又刺激。
出租车把我们送到了美丽华酒店的入口处。我发现这家酒店也位于摩天大楼和时尚商店鳞次栉比、高度商业化的九龙区。走进大厅，我再次感到震惊：斯诺登并不是住在普普通通的酒店，而是住在一家价格昂贵的豪华酒店，据我所知每天的房费要高达数百美元。我心想，此人准备爆国家安全局的料，行动需要高度保密，那为什么还要到香港来，并藏在这个引人注目地区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呢？当时思考这个难解之谜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过不了几分钟，我就会见到这位知情人，到时候估计所有答案都能揭晓。
跟香港的许多建筑物一样，美丽华酒店占地面积堪比一座小村庄。我和劳拉花了至少15分钟在这个偌大的酒店里寻找指定的见面地点。我们乘了好几部电梯，穿过了几座内部连廊，一遍又一遍地问路。感觉快到见面地点时，我们看到了一位酒店服务员，我有些不太自然地问了那个作为暗号的问题，然后听她给我们介绍各种各样的餐厅。
转过一个拐角，我们看到有个房间开着门，地板上放着一只庞大的绿色塑料鳄鱼。按照斯诺登的要求，我们坐在空荡荡的房间中部的沙发上紧张地等待着，一言不发。那个小房间似乎没有什么真正的用途，除沙发和鳄鱼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似乎没人会进来。我们在那里静静地坐了漫长的五分钟，没有人来，于是我们起身离开，到附近的另一个房间里等了15分钟。
10点20分的时候，我们返回指定房间，坐在鳄鱼附近的沙发上继续等待。沙发面对着房间的后墙和一面大镜子。两分钟后，我听到有人走进了房间。
我并没转身看进来的人，而是一直盯着镜子，因为从镜子里可以看到有人朝我们走来。等他离我们只有几英尺远时，我才转过身来。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左手正在摆弄的魔方。爱德华·斯诺登跟我们打了声招呼，但并没有伸出手表示欢迎，因为事先说好要让这次见面看上去像是偶遇。像之前安排的那样，劳拉问他酒店的食物如何，斯诺登回答说不怎么样。事后回想起来，在这整个事件中所有让我感到吃惊的因素中，最让我感到惊诧的就是见面那一刻。
当时斯诺登29岁，但看起来最多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他身穿牛仔裤和一件字母有些褪色的白色T恤，戴着一副时下流行的有些呆板的黑框眼镜。嘴边一圈稀疏的山羊胡，看起来好像最近才开始剃须似的。他的外貌轮廓分明，身体有如军人般健壮，身材瘦削，脸色苍白，当时他明显非常戒备。斯诺登看上去就像一个20出头到25岁上下、泡在大学计算机实验室里的书呆子。
当时我感到简直有些难以捉摸。因为种种原因，先前我一直下意识地以为斯诺登年龄还要大些，可能要五六十岁的样子。首先，由于他能接触到如此多的敏感文件，我感觉他在国家安全系统应该处于高层的位置。其次，从他的见解和策略看，他一直表现得见多识广、精明老道，让我一直觉得他是位政治舞台上的老手。另外，我知道他已经做好准备，要牺牲自己向世人披露真相，甚至可能要在囹圄中度过余生，因此我以为他已近退休之年。在我看来，能做出如此极端的决定，此人肯定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一直感觉梦想已经破灭。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却提供了有关国安局惊世骇俗的材料，这实在令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我的大脑飞快地运转，考虑各种可能性：这是个骗局吗？我不远万里漂洋过海乘机赴港这是在浪费时间吗？这样一个年轻人怎么可能接触我们看到的那种机密文件呢？在情报和间谍活动方面经验丰富精明老道的那个知情人怎么可能就是眼前的这个小伙子？我心里想，或许这是知情人的儿子、助理或情人，他要带我们去见真正的知情人。各种可能性一起涌进了我的脑海，但似乎任何一种都说不过去。
“那跟我来吧。”他说道，显然也很紧张。我和劳拉紧跟在他的身后，一边走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着招呼。我还没从惊讶和疑惑中回过神来，一路上也没说几句话，看得出劳拉也有同样的感受。斯诺登似乎十分警惕，好像在查看是否有人在监视我们或者有别的不祥的迹象，于是我们就基本上默默无语地跟在他的身后。
我们不知道他要把我们带去哪里，只是跟着他走进电梯，到10楼并进了他的房间。斯诺登从钱包里拿出门卡把门打开。“请进，”他说，“不好意思，屋里有点乱，我大概已经有几周没出过门了。”
房间里确实很乱。桌子上放着服务员送来后还没吃完的饭菜盘子，脏衣服扔得到处都是。斯诺登清理出一把椅子，请我坐下，然后自己坐到了床上。房间很小，我们彼此的距离还不到５英尺。我们之间谈话的气氛紧张、尴尬而又呆板。他马上谈到了安全问题，问我是否带了手机。我说带了这部仅限巴西国内使用的手机。他却执意要求我取下电池或者把手机放在迷你吧台的冰箱里，以免我们的对话遭到监听。
就像劳拉在4月里告诉我的那样，斯诺登说美国政府能利用遥控手段激活手机来监听谈话内容。这样我就相信确实有这种技术了，但当时却仍然认为他俩的担心有些疑神疑鬼。后来发现，我才是受到误导的人。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各种罪案调查中使用这种技术。2006年，对纽约犯罪团伙提出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联邦法院的法官就曾判定联邦调查局使用“漫游窃听器”属于合法行为，当时实际上就是通过远程控制把个人手机变成窃听设备。
把我的手机安安稳稳地放进冰箱后，斯诺登又从床上拿了几个枕头放到门下。“这是为了防止走廊有耳，”他解释道，“房间里可能有录音或录像设备，不过好在我们要谈的内容很快就会见诸报端了。”他半开玩笑地说。
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发言权，而且对斯诺登的身份、就职单位或作为仍只是一知半解，所以也就拿不准我们可能面临什么威胁，不知道是监控还是别的形式，但却一直感觉不那么稳妥。
也许是为缓解紧张的情绪，劳拉连坐都没坐，什么话也不说，直接打开包拿出相机和三脚架，然后走过来在我和斯诺登的身上别上了麦克风。
先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她在香港给我们录像的计划，毕竟她的身份是纪录片制片人，而且在拍摄关于国安局的影片。我们的所作所为将成为她拍摄项目的重要内容，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没想到这么快就开始了录像环节。从心理上讲，秘密接触一位被美国政府认为犯了重罪的知情人并同时为他录像，确实不那么容易接受。
没过几分钟，劳拉就准备好了。“现在我要开始摄像了。”她宣布说，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样。一想到她在做摄像记录，我们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本来我和斯诺登的交流就很不自然，录影开始时，我俩立刻变得更加拘谨、更加生分，姿势僵硬，语速也慢了下来。这些年来，我作过许多场有关监视改变人们行为举止的演讲，多次强调过，研究表明人在得知自己被旁人观察时会变得更内敛、讲话内容更放不开。如今我亲眼看到并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