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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斯诺登的房间里碰面时气氛总是非常紧张，而当文章发表后氛围就更加紧张了。我们不清楚国安局是否已经判断出了泄露机密的知情人是谁。如果他们已经查明情况，那么他们会知道斯诺登的住处吗？随时都很可能有人敲响斯诺登房间的门，让我们的合作非常不愉快地瞬间终止。
我们交流的时候，电视一直开着，似乎一直有人在谈论国安局的问题。关于威瑞森公司的新闻播出后，新闻节目基本上一直在谈论“不加区分地大量收集”、“当地的电话记录”和“滥用监控权”。在讨论后续报道的过程中，我和劳拉看到斯诺登一直在关注他引发的这股狂潮。
香港时间下午2点的时候，我接到了简宁打来的电话。
“发生了非常怪异的事情，”她说，“各家电信公司都极力否认国安局文件的内容。他们坚持说从没听说过‘棱镜’计划。”
我们分析了他们否认这件事的各种可能原因。要么是国安局的文件夸大了这家机构的本事；要么电信公司根本就是在撒谎，或者接受采访的人不清楚他们公司跟国安局之间的安排；要么“棱镜”计划只是国安局的一个内部编号，从未跟这些公司提及。
不管原因何在，我们必须重写新闻稿，不仅要把他们的否认包括进去，还要把报道的核心改为国安局文件和电信公司姿态之间奇怪的分歧。
“我们把这种分歧公开出去，让公众评判吧。”我建议说。这篇报道将会推动公众公开讨论互联网行业针对用户的通信信息采取的手段；如果电信公司的说法跟国安局不一致，那么他们就需要在世人面前做出说明，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简宁同意了我的提议，两小时后给我发来了关于“棱镜”计划的新版本文稿。标题如下：
国安局的“棱镜”计划利用了一些公司的用户数据
。 绝密的“棱镜”计划宣称可以直接利用包括谷歌、苹果和脸书等公司的服务器数据
。 这些公司都宣称不知道2007年以来就在执行该计划
引用了国安局描述“棱镜”计划的文件后，这篇文章指出，“尽管文件中提到该计划得到了各家电信公司的帮助，但在《卫报》要求发表评价时，所有做出回应的公司都否认知悉这一计划。”我感觉这篇文章写得很棒，而简宁也承诺说半小时内就将其发表。
在百无聊赖地耗时间的过程中，我听到了聊天信息弹出时发出的声音。我以为是简宁发给我的确认信息，告诉我关于“棱镜”计划的文章已经发表。信息虽然是简宁发来的，但内容却出乎我的意料。
“《华盛顿邮报》刚刚发表了他们关于‘棱镜’计划的文章！”她告诉我。
什么？怎么会这样呢？我很纳闷，难道《华盛顿邮报》突然改变了发表的时间安排，要提前几天发表关于“棱镜”计划的报道文章？
劳拉很快就从巴顿·格尔曼那里了解到，那天上午美国政府的官员接触《卫报》商讨“棱镜”计划的问题时，《华盛顿邮报》听说了我们的意图。那是因为其中一名政府官员知道《华盛顿邮报》也在进行类似的报道，就给他们通风报信了，结果他们为了防止我们抢先就加快了速度。
这时候我更加痛恨这个工作流程了：一位政府官员已经利用了这种出版前的流程安排来确保他偏爱的报纸首先发表文章，可这个流程原本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而设计的。
得知这条信息后，我留意到了推特网站出现了关于《华盛顿邮报》“棱镜”计划文章的爆发性讨论。可是等我仔细一看，却发现文章少了什么，其中没有提到国安局版本的官方声明和互联网公司声明之间的分歧。
《华盛顿邮报》文章的标题是“美英情报机构通过范围广泛的秘密计划从9家美国互联网公司收集数据”，文章指出，“国安局和联邦调查局都在直接利用美国9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中心处理器，获取音频和视频交流、照片、电子邮件、文件以及连接日志方面的资料，帮助分析师们追踪国外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文章宣称这9家公司“在知晓内情的前提下参与了‘棱镜’计划的运作。”
我们关于“棱镜”计划的报道是10分钟后发表的，关注的中心略微有些不同；用词更加谨慎一些，但是特别渲染了一下互联网公司的竭力否认。
一如既往，民众的反应是爆炸性的，而且是国际性的。跟通常位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威瑞森公司这种电话服务商不同，互联网巨头们都是跨国大公司。世界各地几十亿的民众，无论位于哪个大洲，都以脸书、Gmail和雅虎作为基本的通信方式。得知这些公司已经秘密地跟美国国安局合作，把客户的通信信息提供给他们，全球各地的民众都感到震惊。
现在人们开始推测，或许先前关于威瑞森公司的报道并非孤立事件，因为这两篇文章表明国安局出现了严重的泄密。
关于“棱镜”计划的文章发表后，我再也无法像先前那样读完收到的全部邮件，更不要说回复了。略微浏览一下收件箱，我就发现几乎世界上的所有主要媒体都希望采访我：斯诺登引发的世界性讨论已经如火如荼，尽管文章发表只有两天的时间。我不由想到了我们仍然还要报道的众多文件，想到了这件事对我的人生的意义，想到了这件事对世界的影响，想到了美国政府意识到当前情况后会如何回应。
跟此前一天一样，随后一天的上午早些时候，我在为美国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录制节目。这样我在香港那段时间的时间安排模式就固定了下来：夜间通宵跟《卫报》工作人员一起撰写报道文章；白天接受媒体的采访，然后到斯诺登旅馆的房间去找他和劳拉。
我频频在早晨三四点钟的时候乘出租车去香港的电视演播室，不过始终记着斯诺登给我的“安全行动”指南：为了防止遭到篡改或偷窃，永远跟自己的计算机和装满文件的U盘不离不弃。我在香港行人稀少的街上走动时，背上始终背着自己沉重的双肩包，无论何时何地。我走过的每一步都紧张兮兮的，经常扭头看自己的背包，每当有人靠近，就更加用力地抓紧背包。
参加完一系列的电视访谈节目后，我就回斯诺登的房间，跟他和劳拉一起继续我们的工作，有时候埃文也会参加进来，只是偶尔瞄一眼电视时才停顿一下。我们都很惊讶，因为反应都是正面的，媒体参与爆料的积极性也很高，而且多数评论员都很激愤：不是冲着爆料者，而是因为我们揭发出的国家监控程度居然如此严重。
现在我感觉可以实施预定的一项战略了，政府方面把“9·11”事件作为进行监控活动的理由，我们可以公然充满蔑视地做出回应。我开始谴责预料之中的那些对我们的指责：他们说我们让国家安全陷入危险，说我们帮助恐怖分子，说我们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而犯罪。我感觉很有底气，要勇于辩解，告诉世人那些指责是政府官员的操控策略，他们做了让自己蒙羞、毁坏名声的事情被人发现。这样的攻击不会阻止我们，我们要写出更多关于那些文件的报道，要无视威胁履行作为记者的职责。我要让他们明白：通常采用的恐吓和妖魔化手段是徒劳无效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继续报道。尽管我们摆出了这种挑衅的姿态，但在最初那段时间里，多数媒体都支持我们的工作。
这种情况很让我吃惊，因为尤其从“9·11”事件以来（尽管先前也是如此），美国的媒体总体而言还是极为强硬、对政府忠心耿耿的，往往对爆料者持敌对态度，而且有时候甚至做得相当过分。
当维基解密公开跟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有关，尤其是跟外交电报有关的机密文件时，号召起诉维基解密网站的领头人就是美国的记者们，这本身就足以令人吃惊。媒体存在的目的原本就是让执政者的行为更加透明，结果他们却不尽谴责之责，甚至还想要把多年来意义最为重大的透明化行动予以定罪。维基解密的作为实质上就是媒体一直以来的做法——从政府内部的线人那里拿到机密文件然后公之于世。
我本来以为美国的媒体会对我满怀敌意，因为我们仍然在继续报道，而且史无前例的揭秘范围已经非常清晰。按照我的想法，作为体制内记者和其中许多头面人物的尖锐批评者，我很容易招致这种敌意。我在传统媒体并没有几个伙伴。传统媒体的多数人所做的工作都曾经被我经常而又毫不宽恕地公开抨击。因此我以为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攻击我，然而自我在媒体露面后的整整第一个星期里，舆论却从未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我，相反却把我捧了起来。
周四，也就是在香港的第五天，我去斯诺登的房间时他立刻告诉我，说有“有点让人担心”的消息。他在夏威夷跟相识多年的女友共住的房间里安装了连接互联网的安全设备，设备监控到国安局的两名员工——一个是人力资源部的，一个是国安局的“警官”——到他们的房间找过他。
斯诺登几乎可以肯定，这说明国安局已经认为他可能就是爆料人，但我有些怀疑。“如果他们认为是你做的，他们可能会派出大批中情局特工带着搜查令过去，甚至可能动用特种武器和战术小组，而不是仅仅派国安局的警官和人力资源部的人。”我猜这只是例行的常规检查，因为他作为国安局雇员已经无缘无故地旷工几个星期。但斯诺登却提出，他们可能是刻意低调，以免引起媒体的注意或者导致爆料者消灭证据。
无论这条消息意味着什么，它都表明我们必须迅速准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