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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交给了《华盛顿邮报》一份独家新闻的材料，尽管他们没有为此付出努力。上交那份材料并不是知情人斯诺登的最初选择，而是在劳拉建议之下的行动，可他们却无动于衷。事实上，我与斯诺登的第一次密谈正是因为他对《华盛顿邮报》畏首畏尾的做法感到愤慨。
这些年来，我对维基解密曾偶有微词，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会时不时地把一些重大爆料交给体制内的媒体组织，让他们尽力保护政府，从而提升自身在新闻界的地位和重要性。对于绝密文件的独家爆料可以提升出版物在业界的地位，让写出新闻的记者更有知名度。将斯诺登这样的独家新闻提供给独立撰稿人和媒体机构就更有道理了，因为这样做可以放大他们的声音，提升他们的地位，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更糟糕的是，我知道《华盛顿邮报》会遵循制约体制内媒体如何报道政府机密的那些保护性潜规则。按照这些规则，政府要控制披露哪些信息并降低甚至消除由此造成的影响，因此编辑首先要去拜访官员，告知他们即将发布何种新闻。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然后再告诉编辑们由于披露这些信息国家安全方面会遭受的各种损失，接着双方需要花时间商量并确定能够见诸报端的内容和不宜公开的内容。最好的情况也是长时间的拖延。通常最有新闻价值的信息都会被过滤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05年在报道中情局海外“黑狱”的情况时，《华盛顿邮报》隐瞒了这些监狱所在的国家，从而使得中情局的非法海外监狱得以继续存在。
基于同样的原因，《纽约时报》将该报两名记者吉姆·瑞森（Jim Risen）和艾瑞克·利希特布劳（Eric Lichtblau）在2004年中旬打算报道国安局非法监听项目的新闻压制了超过一年之久。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将该报发行人亚瑟·苏茨伯格（Arthur Sulzberger）以及主编比尔·凯勒（Bill Keller）叫到总统办公室，令人匪夷所思地告诉他们，如果把国安局未经授权对美国公民实施监视的消息发布出去，就等于助纣为虐地帮助恐怖分子。《纽约时报》听从了这些指示，将这则新闻一直拖后15个月，到2005年年底布什总统竞选连任成功之后才发表（从而帮助他获得了连任）；掩盖了他未获授权就监听美国民众的劣迹。就在瑞森个人有关揭秘事件的书即将出版的时候，《纽约时报》才将国安局的监听行为公之于众。
另外，还有体制内媒体讨论政府不当行为的基调问题。美国的传媒文化要求记者避免直白或陈述性的报道方式，不管看起来多么无聊，都要在报道中插入政府的声明以表示尊重。他们采取《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艾瑞克·万彭（Erik Wemple）讥讽为“中庸之道”的报道方式：绝对避免任何定论性的语言，而是同时报道政府的回应和所谓“真实的情况”，从而使得爆料内容给读者的感觉就是支离破碎、毫无头绪的一团乱麻。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过于强调官方的声明，即使那些声明荒唐得离谱或者充满欺骗也在所不惜。
正是因为这种由担忧驱动的、奴颜婢膝的媒体风格导致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众多媒体在报道布什政府的审讯策略时回避使用“折磨”这个词，尽管他们在描述世界上其他政府的同样行为时往往随意使用这个词语。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媒体都在粉饰美国政府官员关于萨达姆和伊拉克的种种说法，向美国民众推销战争，尽管原因在于美国媒体放大的虚假理由，而不是他们调查的结果。
另一条保护政府的潜规则在于媒体只能发表少量此类绝密文件，然后就此打住。他们可以报道一篇类似斯诺登提供的这类文件以降低其影响力，发表几篇报道，然后陶醉在“重大爆料”的赞美声中就一走了之，保证没有带来多少真正的改变。斯诺登、劳拉和我一致认为，关于国安局文件的真正报道要求我们积极主动地发表文章，不能停止，直到所有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都被全面谈及，而不管它们会引起多少人的愤怒，招来多少威胁。
斯诺登在我们第一次交谈时就反复提到《纽约时报》对国安局监听事件的隐瞒，明确表示他不信任体制内的媒体来报道他的事。他认为《纽约时报》对那份信息的隐瞒不报道或许改变了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局。他告诉我：“隐藏那件事改变了历史。”
他决心通过公布他所掌握的机密文件将国安局的监视行为彻底曝光，引发民众对于监视行为的讨论而不是仅仅对记者表示赞赏之后就戛然而止。这需要对整个事件进行积极勇敢的报道，嘲讽政府苍白无力的解释，对斯诺登的高尚行为给予坚定支持，以及对国安局进行直截了当的谴责。而这一切恰好是牵扯到政府话题时《华盛顿邮报》所畏手畏尾的。我知道《华盛顿邮报》会尽一切可能淡化整个事件的影响。可是他们却收到一摞斯诺登收集的秘密文件，这似乎跟我想象中我们的努力方向截然相反。
像以往一样，劳拉做出的决定自有她的道理。首先，她认为将华盛顿的官方机构牵扯进此次揭秘事件对我们大有裨益，因为这样就更不容易受到攻击甚至被判有罪。如果由华盛顿官方机构青睐的报纸来报道此事，那么政府就无法轻易地将涉案人员妖魔化。
更重要的是，正如劳拉非常公允地指出的，由于我不会使用加密技术，无论是她还是斯诺登很久都无法跟我联系，因此她一开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是劳拉掌握着从斯诺登那里获得的数千份机密文件。她感到需要找一个信得过能保守住秘密的人，并且跟一个能给她提供保护的机构合作。另外，她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去香港，由于一开始没能联系到我，而她需要一个协助她报道“棱镜”计划的人，于是她便找了格尔曼。
我虽然理解；但却从没认同她把《华盛顿邮报》牵扯进来的理由。对我来说，将华盛顿官方与整个事件联系起来恰恰是我极力想要避免的规避风险而遵守潜规则的做法。我们跟《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并无两样，在我看来；把机密文件交给他们以寻求保护，无异于去巩固我们希望颠覆的那些现实情况。尽管格尔曼后来在报道这次的材料时做得也很出色，但在我们最初交谈时，斯诺登却也为《华盛顿邮报》参与进来而感到遗憾，尽管最终他还是决定接受劳拉的建议，把格尔曼加入了进来。
斯诺登很不情愿，因为他感觉《华盛顿邮报》不但做事拖拖拉拉、行事不密而牵涉众多，而且从他们一次次地召集律师，而后又一遍遍地发出各种警告、提出各种要求可以看出他们很没胆量。尤其让他感到愤怒的是；由于《华盛顿邮报》律师和主编的安排，格尔曼最终拒绝到香港来与他会面一起讨论这些机密文件。
至少从斯诺登和劳拉的说法可以看出，《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告诉格尔曼他不应该到香港去，也同样劝告劳拉不要去，为此还拒绝发给她差旅费。由于香港地位敏感，美国政府会认为《华盛顿邮报》草率地将消息透露给中国，从而可能导致该报和格尔曼本人都触犯了《反间谍法》。
一向淡定从容的斯诺登有些怒不可遏。他置生命于不顾，将一切置于危险之中，只为了将整个监控事件和盘托出。他个人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可这样一个拥有各种法律机构支持的大型媒体却不愿意承担一丝风险，派出一名记者到香港来与他见上一面。“我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打算将这个猛料交给他们，”他说，“可他们却连登上一架飞机都不愿意。”这种典型的唯唯诺诺、不愿冒险、唯政府之命是从的行为就是我多年来一直谴责的“敌对媒体军团”的做法。
但是事已至此，斯诺登和我都无能为力，无法挽回。不过在中国香港我与斯诺登见面的第二天晚上，我就下定决心不能让《华盛顿邮报》不辨是非、盲目支持政府的论调以及它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做法来影响世人对国安局和斯诺登的认识。我很清楚，无论是谁首先报道此事，此人都将起到主导作用，并会影响到世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因此我要和《卫报》一起承担起这个任务。要让这次的报道产生应有的效果，那么新闻界旨在降低爆料影响、保护政府的潜规则就必须打破，不能继续遵守。《华盛顿邮报》畏手畏脚，而我却要大胆行动。
因此我回到房间后就写完了那4篇文章。第一篇是关于海外情报监控法庭发出的一道密令，强制美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威瑞森公司向国安局提交所有美国公民的电话记录。第二篇文章根据国安局监察长在2009年的一份内部机密报告的内容，讲述了布什政府的无授权非法监听项目。第三篇详细介绍了我在飞机上就读到的“无界线人”这种新型的监控工具。最后一篇描述了我在巴西的家中首次了解到的“棱镜”计划，正是这一篇敦促我尽快将稿子赶出来，因为“棱镜”计划就是《华盛顿邮报》打算爆料的内容。
为了加快进度，我需要《卫报》即刻刊登这几篇文稿。随着香港夜晚的临近——也就是纽约的凌晨时分，我心急如焚一直等到位于纽约的《卫报》的主编们都起床，每五分钟就查看简宁·吉布森是否登录谷歌环聊，我们平时都用这个软件聊天。一看到她登录上线，我就给她发了一条信息：“我们必须谈谈。”
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很清楚通过电话或者谷歌环聊交流都不可能，因为这两种方法都很不安全。而我们又不会使用OTR即时加密聊天，于是简宁建议我们试试Cryptocat这种专门设计来防止监视的加密软件，这也成为我在香港期间我们之间的主要通信方式。
我告诉了她和斯诺登会面的情况，说我确信他的身份以及他所提供材料都是真实的。我说我已经写了几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