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产的数量，就是整个国家财富减少的数量，国家因此变得比较贫穷。但那些只将目光放在麦农身上的人，看得到麦农因此获得的利益，却没看到其他所有人因此遭受的损失。
这个道理，适用于其他每一种行业。如果因为气候反常，柑橘的收成突然大增，所有的消费者都会受益。柑橘增产多少，整个世界的富有程度就增加多少。但是，柑橘会卖不起价钱，这会使全体柑农比以前贫穷，除非大量的柑橘卖得出去，销量增加足以弥补降价的损失。当然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柑橘收成反而不如常年，我一定会因为普遍性丰收导致的低价而蒙受损失。
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供给发生变化的情形，同样适用于需求发生变化的情形。不仅新发明或新发现会给各方造成利弊不同的影响，消费者品味改变同样会给各方造成利弊不同的影响。新型棉花采摘机，虽然可以降低每个人购买棉质内衣和衬衫的成本，并且提高整体的财富，但是受雇的棉花采摘工人数量会减少。新型纺织机器可以用更快的速度织出更好的衣料，但许多老式纺织机器却会因此遭淘汰，尚未收回本钱的淘汰机器，其部分投资将就此损失，其所有者当然变得比较贫穷。进一步开发核能发电，可以造福全人类，但煤矿和油井的业主却会因此不堪设想。
没有一种技术改进不会伤害某个人，同样的道理，大众的品味变得高雅、社会风气得到净化，没有哪种好的进步不会伤害某个人。若更多人倾向于审慎节制，成千上万调酒师将因此失业。若赌风日衰，在赌场和赛马场营生的人就只好另谋职业。若男人更懂得洁身自爱，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就会陷入绝境。
但是民风突然改善，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以迎合人们低级趣味为职业的人。那些毕生致力改善社会风气的人，受到的伤害更大。牧师面前做忏悔的人会减少。社会改革家会找不到责任之所在。人们对他们的服务的需求减弱了，他们能为社会做的贡献也减弱了。如果没有人犯罪，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律师、法官、消防队员，也不需要监狱看守和锁匠，甚至可以不要警察（交通警察除外）。
简单地说，在分工体系之下，我们很难想象，当一个人的需要获得更大的满足时，不会伤害满足那份需要的人。为此投资的人、为此苦练技能的人，至少会遭受暂时性的伤害。如果各个经济领域都是非常均衡的共同增长，那就不存在特殊群体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利益对抗，就算有，也不会构成任何严重问题。如果同一年全球的小麦收成同步增加，我的小麦收成也同比例增加，与此同时，柑橘和其他所有农作物的收成同时增加，所有工业产品的产出也增加，单位生产成本相对下降，那么我这位麦农不会因为小麦产量增加而受到伤害。虽然，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可能下跌，我的产量增加也没能完全弥补总收入的减少，但是，如果其他每个人的供应量增加，我也能用更便宜的价格卖到他们的产品，算下来大家扯平，那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其他每一样东西的价格跌幅，和我的小麦价格跌幅完全相同，我的富裕程度会和我收成增加的幅度同比例上升；其他每个人的富裕程度，也会和所有产品与服务供给增加的幅度同比例上升。
这种齐头并进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未发生过，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增长只可能是在不同领域以不同的步调增长，甚至此消彼长。如果我生产的那种商品，其供应量突然大增，或者如果新发明或新发现，使得我生产的那种商品不再有人需要，这些使整个世界获益的好事情，对我和我的同行们来讲，都是一个悲剧。
人们的注意力，总爱集中在最显眼的地方，即使公正无私的观察者也不例外。大家往往不会去注意供给增加或新发现所带来那些分散各处的利益，而会去关注少数人因此遭受的损失。每个人都在享用更多价廉物美的咖啡，这个事实没有人注意；人们看到的，只是咖啡种植者们因为咖啡豆买不起价钱而生活难以维继。新机器以更低的成本，提高鞋子的产量，这个事实没有人注意；人们看到的，只是一群男女劳工的生计因此没有着落。这些群体的悲惨处境应该被承认，他们应该受到同情地对待，而且我们也应该研究一下，能否利用在这一特殊进程中得到的收益去帮助这些人另谋生计。这绝对是我们该做的事，也是全面了解问题所必须要做的事。
问题的解决方法，绝对不可以是武断地去减少供给量、去阻止进一步的发明或发现，去帮扶处境艰难的人继续从事已经失去价值的工作。然而世界各国，竞相利用开征保护性关税、捣毁机器、烧毁咖啡树、制定各种的限制措施等种种手段，去解决上述问题。这是通过制造匮乏来创造财富的疯狂教条。
不幸的是，这类教条（可以说是人为炮制的物以稀为贵），对于特定的生产者群体而言的确是金科玉律——如果他们能使控制自己生产的商品的供给，他们就会制造出相对匮乏，以保证他们必须购买的其他所有东西相对充裕。但这一教条对整个社会来讲是荒谬的，它绝对不能运用于所有的领域。因为那么做，等于经济自杀。
最后，来高度概括一下我们这一课：当我们专注于某个单一经济群体时，看起来可能是千真万确的许多事情，在转而考虑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每一个人的利益时，却有可能是一串错觉。
看问题时，是看整体，不是看片段。这就是经济学的目标。
第三部分 三十年后的这堂课
第26章 三十年后的这堂课
本书第一版是1946年出版的。我现在写这段文字时，一晃已经过了32年。在这三十年间，本书当年所阐述的那些教训，我们学到了多少？
若拿这话问那些政治人物，也就是那些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人，那么他们根本没学到什么。相反，本书反对过的各种经济干预政策，如今远比三十年前更深重、更盛行，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
以尤为突出的通货膨胀政策为例。实施通货膨胀政策，往往是其他经济干预政策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为了涨价而涨价。今天，通货膨胀已经是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标准象征。
1946年版中阐明了通货膨胀的后果，但是当时的通货膨胀相对温和得多。我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1926年的财政支出不到30亿美元，并且有财政盈余。相比之下，虽然在1946财政年度，支出上升到550亿美元，赤字为160亿美元，但是在1947财政年度，随着战争结束，支出降到350亿美元，还出现了4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但到了1978财政年度，支出飚升到4；510亿美元，财政赤字竟达490亿美元。
这一切都伴随着货币存量的激增——活期存款加上人们手头的现金，从1947年的1；130亿美元直升到1978年8月的3；570亿美元。也就是说，三十年间，流通货币的供应增加了两倍多。
货币增加直接导致物价急剧上涨。消费者物价指数从1946年的58。5飚升到1978年9月的199。3。也就是说，物价同样涨了两倍多。
我们已经知道，促使物价上涨是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的部分原因。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那本书被各种分析和经验彻底推翻也已经有20年，时至今日，一些政治人物仍在继续建议增加赤字支出，以对付和减少失业。极具讽刺的是，过去48年，联邦政府已有41年出现财政赤字，年均赤字高达500亿美元，程度如此严重，那些政治人物仍旧不断提出这种建议。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府官员根本不满足于自身采取这种灾难性的政策，竟然敦促别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实施美国那些“扩张性”的政策。就像伊索寓言里的狐狸，自己丢了尾巴之后，偏要敦促其他所有的狐狸也都把尾巴割掉。
抱持凯恩斯神话的一个最坏结果是，不仅促使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而且用系统的手段，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失业的真正成因上转移开，让人看不到工会要求的工资率过高、实施最低工资法、过度实施失业保险，以及救济金支付过分慷慨对失业的真正影响。
虽然通货膨胀有一部分是故意制造的，但今天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政府诸多经济干预的后果。政府制定各种干预政策，从张三那里征敛钱财，转而花在李四身上，最终形成“重分配型国家”（Redistributive State）。
若整个过程采用单一措施，那么这个过程会比较容易追踪，其破坏性也比较容易揭示，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在国会颇受重视的保证年收入提案。该提案建议对所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征税，用于救济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而不管那些人愿意工作与否。如此明目张胆打击生产、包养懒汉的提案简直空前绝后，这只会让每个人都变穷。
当然，政府并不会采用某种单一措施，而会采用大量局部的、有选择性的重分配措施。这些措施可能绕开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群体，转而向其他群体提供各种福利、补贴和其他优待。这些措施，常见的有：社保、医保、医疗补助、失业保险、食品券、退伍军人福利、农业补贴、住房补助、租金补贴、学校午餐、公共工程“制造的工作”、 家庭扶养子女的补助，以及针对老人、盲人、残障人士等实施的各种直接救助。联邦政府估计，单单最后这类人，联邦财政救助对象超过400万，这还不包括接受各州、市财政救助的人数。
有位作者最近对至少44种福利计划进行了统计。1976年，政府在这些计划上的总支出高达1；870亿美元。把这些计划合起来看，1971年到1976年，年均增长率为25％，是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2。5倍。1979年的支出金额预计超过2；500亿美元。这些福利支出急剧增长促成了“国家福利产业”的发展，现在有500万名机关事业单位和私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