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已经悄悄地过去了一半，北半球各国正开始欢庆春天的绽放，而坦佩雷还是一个被冰雪封锁的世界。目所能及之处，皆为一片纯白——纯白的树木、纯白的房子、纯白的汽车，甚至纯白的人，间或有一两个穿着彩色滑雪服的人从街上艰难走过，提醒你这里是一个有人类居住的地方。
气温计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我的床头也放着一个，上面只有两个数字，分别显示室内和室外温度。自从在坦佩雷住下以后，这两个数字几乎都没有改变过，恒定在24上下，室内是零上24摄氏度，而室外是零下24摄氏度。将近50度的巨大温差让每一次出门都成为煎熬。我精确地计算过在全副武装的状态下能够在室外坚持多久，答案是10分钟，也就是说，每次出门前，我都必须用地图精确规划行走路径，确保每10分钟就能够找到一个便利店或者加油站进去补充元气，否则就有冻伤的危险。
海娜的家距离我家有40分钟路程，其中有一段15分钟的森林小道，找不到任何暖气补给。我对着窗外凛冽的寒风叹了口气，猛灌下一杯热红茶，抓起羽绒大衣义无反顾地冲了出去。天上的云被拉扯成丝絮状，像棉花糖一样铺散在碧蓝的天空，这是我在屋子里最爱看的景象，此时却无心观赏。寒气一丝丝渗入骨头，我把身子压低，专心以最小的面积和最快的速度完成这一段路程。
海娜在门外挂了一串彩色的藤圈，于雪地中格外显眼，老远就能看到这跳动的色彩，宛若上帝的召唤。我已经冻傻了，双颊通红，鼻涕横飞，暴露在空气里的皮肤全然失去知觉，眼前的道路早已消失，唯一心念的就是向她的藤圈朝圣一般扑过去。跌跌撞撞走到她的门口，她笑盈盈地打开房门，房门上挂着铃铛，欢唱着迎接我的到来，原来她已等候我多时。我的身体再一次回到温暖的包围里，渐渐被解冻，柔软下来。回看窗外，白色的大地褪去狰狞的面孔，露出温柔的一面，让人不禁怀疑刚才所经历的挣扎不过是一场梦。
“我打算去一个温暖的地方，云南好了，虽然我的汉语太弱，可能完全听不懂当地方言，和少数民族也无法沟通，但我真心喜爱云南的照片。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那么美的地方，除非去到那里亲眼看到。”
海娜的炉灶上有一壶开水正欢快地扑腾着。她打开大茶柜，挑出一包普洱，娴熟地醒好茶，然后泡上一大壶，缭缭茶香随着开水的注入蔓延开来。说起来，和她的相识，也同云南有关。
认识海娜前，她已经独自居住了20年。她的丈夫是个飞行员，这在多年前是个令人羡慕的高级职业，受人尊敬，收入颇丰。可惜，他没能和她一起携手到老，在她40岁时死于癌症，遗下她和10岁的女儿相依为命。丈夫过世以前，她是个吃穿无忧的家庭主妇，习惯了守在家里相夫教子的生活。经济支柱轰然倒下以后，这个养尊处优的女人没有改嫁，而是勇敢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同时在好几家小型艺术品工厂做低级计件工人补贴家计，并抚养女儿长大成人。然而不幸的是，女儿不到20岁便英年早逝，追随父亲而去。海娜的心也在女儿离开的那一天随他们父女而枯萎，用独居来纪念她对他们深沉的爱。
在工作之余，海娜把别的家庭用来家庭聚会的时间用来学中文。她每天都坚持收听中文频道，并已经能够熟练地用汉语对话，却从来没有拜访过中国。和别的学习中文的外国人不同，她学习中文的原动力并非来自对中华文化的喜爱，而是因为她的一位朋友在闲聊时说这是“传说中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她当时想，也许学习中文能够让她的生活充实起来，于是，一学便是14年。
除了学习中文，另外一个让她的生活充实起来的小事是捡瓶子。芬兰政府为了鼓励废物的再回收利用，要求对每一只饮料瓶收费15～40欧分不等，只有在使用正确的方式分类退还饮料瓶时才返还这笔钱，为此，大家早已习惯在喝完饮料以后将空瓶带回家，等到积攒一大包空瓶以后再带到超市的退瓶点去换钱，通常一大包空瓶能换上10欧，够在超市购置好几天的食物了。即使在这样的制度下，还是会有不少漏网之瓶，成为社会底层拾荒者们争抢的好资源。海娜并不富裕，却也不缺钱花，她所居住的老年公寓旁正是学生公寓，学生们是喝酒派对的主力军，也是浪费瓶子的主力军，她那双勤俭节约的眼睛看不惯学生们乱扔瓶子，便定期去楼道里收捡瓶子，卖了钱捐给慈善机构。
春天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
芬兰的冬天长得没有止境，去室外撒欢几乎是妄想，所有的人都必须憋在室内，用喝酒来麻痹自己孤独寂寞的心灵。冬天是室内酒精派对大季，也是海娜最忙碌的季节。有一次，学生活动中心办了一个中国主题派对，海娜也过去凑热闹，和几个中国留学生聊得欢快。他们送给她一双少数民族风的绣花鞋。看着这双鞋，她想，也许她应该去看看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于是决定把捡瓶子的钱都攒起来，等攒够一张往返机票就上路。
我和她的遇见则是在另外一个派对，那天，人们把酒精聚会搬到了一个大厅里，一瓶又一瓶的啤酒被灌掉，各种胡言乱语开始填补室内的空白，冷清的气氛终于开始活跃一些了。一个穿着绣花鞋的芬兰小老太从门后探出脑袋，问道：“这些酒瓶子能给我吗？”我找不到有意思的聊伴，便帮她一同收拾酒瓶，收着收着就跟她回家，同她喝起茶来，话题从她脚上的绣花鞋开始，在神州大地各个角落飞舞。
“你觉得如何？”她把茶碗递给我，打断了我的回忆。
“挺好，”我说，“这茶也正好。希望你的瓶子生意昌隆，下下个冬季，我们一起去云南喝茶。”
2。 岳倪
自打来到芬兰工作，就不知道加班为何物。每天下午5点是标准下班时间，同事们通常从下午3点起就聚在咖啡间里泡咖啡聊天，聊到下午4点回各自的办公室开始整理桌子准备回家，到5点，抬头环顾四周，整个楼层就像是进入生化危机的游戏场景，没有一丝生命迹象，连说话都有回音。
芬兰地处极北，日照时间尤其诡异，在冬季，太阳一般上午10点才不情愿地爬起来，下午4点就已经落回西山困觉，人们披星戴月地出门，披星戴月地回家，每天都自我感觉特别勤奋刻苦。我在公司里加了一个小时班，窗外天空的颜色已经从宝石蓝变成浓黑，催人赶快回家休息。才6点不到，不如去朋友小皮家里骗点儿晚饭。
温度计直指零下26摄氏度，这是个让人绝望的数字。去小皮家的路有15分钟脚程，我把自己包裹成木乃伊，MP3里调出摇滚频道，企图以最欢快的状态度过这寒冷的时光。
“Puhutko Suomea？”（你说芬兰语吗？）
音乐间隙传来一个微弱的问句，我极不情愿地从层层大衣围巾和帽子的包围里伸出头来查看问题的来源。一个少年站在人行道旁的高坡顶端冲我招手。
走到他身边，我有点蒙。地上一个啤酒罐，一个三脚架，一个滑雪板，一双手套埋在雪里。他的双手暴露在空气中，哆哆嗦嗦地调试着一个外接闪光灯的参数值。冰刀一样的寒风肆意切割着他的双手，把他的皮肤刺得通红，看起来随时就要爆裂开来。他的英语水平很有限，只能说几个单词，沟通起来十分困难，我只能自己先尝试着当一回福尔摩斯，猜猜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在芬兰，任何场合，如果你能看见酒的影子，那么所有的问题就都有了答案。这是一个喝醉了酒的喜欢摄影现在又比较无聊的芬兰人，我猜。
“我喝高了，我喜欢摄影，我很无聊，”他说，“我叫岳倪。”
喂喂，这位先生，不要这么心有灵犀吧……
岳倪比我想象得还要更疯狂一点儿。他昨天出门遛狗时就看中了这个陡坡，希望能在这里拍一张他滑雪的“英姿”，今天计划了整整一天，找朋友借好相机和酷酷的滑雪装备，并特意喝酒暖了暖身子才过来。在我遇到他时，他已经花了一个小时踩出一条迷你雪道，用一个小时测试相机参数，又花了半个小时等一个路人过来帮忙按快门。我是他等到的第一个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临时摄影师。听他讲完他的“完美计划”，我已经傻了，在这样恐怖的天气里，我的室外存活时间只有10分钟，而他却花了两个半小时准备拍照的外景，芬兰人的基因果然都是经过液氮考验的。为了不拂他好意，也为了更多地了解这个怪人，我头脑一热，竟然同意帮他拍照。
这要命的天气和光线，换成另外一个人早就落荒而逃，而我们俩就跟嗑了药一样，和一张“完美”的照片杠上了。岳倪从雪坡上爬来滚去，飞上飞下；我膝盖以下的双腿全部被埋在雪里，为了在微弱的光线下拍出不糊的照片必须保持静止，时间久了，冻得完全失去知觉，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棵树，种在雪地里无法动弹。为了让气氛暖起来，他一边当模特，一边给我讲芬兰各个摇滚乐队的糗事。原来，虽然他看起来还是个小正太，但实际上已经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以乐队经纪和活动策划为生，捧红过不少艺人，是个音乐界大佬，一个标标准准的魅力大叔。娱乐圈里谁嗑药了、谁借富婆或者甜爹买星路了、谁最爱和女歌迷睡觉、谁身价不菲却从来欠债不还、谁的口味最重，他如数家珍。可惜我对芬兰摇滚乐实在不熟，否则，这一次偶遇，够为八卦杂志爆好多料赚好多外快啊！
拍照结束后，他坚持要把他的手套和衣服都给我套上，要求送我到温暖的地方才肯走。我谢过他的好意，却被他瞪了一眼：“你是女孩子，我不放心啊！”谢谢哦，刚才在“工作”的时候，您可没把我当成女孩子……不过，他的好意仍然让我受宠若惊，在北欧，女人个个都彪悍无比，事事争先，比男人生猛百万数量级，女权主义的过于强大让男人在帮助女人时都偶有顾忌，生怕冒犯了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