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讲话，我都会感到一种勇 气，一种正义感和非常强烈的自信心。
在搜集证据资料期间，我们向微软提出，需要
收集我在微软期间的一些工作邮件作为证据，我们 希望通过这些邮件来证明我的清白。但就是这样简 单的事情，也往往会变得很复杂。
邮件如何起到证实清白的作用呢？比如微软提 出，我曾经多次和比尔·盖茨交流微软的搜索机密， 那我就需要从既往的邮件和会议记录中查到，我们 自从某个时问点后就再也没有谈论过搜索。比如微 软提出，我雇用了很多资深的人做微软中国区的领 导，如陈永正就是我主导雇用的。那我就需要在以 往与微软人事经理的往来邮件中找出证据，证明我 只是参与了对陈永正的面试，而不是最初的推荐者， 也不是最后的敲定者。
顺便说一句，在美国的司法程序中，Email 的 复印材料是被允许作为证据被接受的。在微软多次 的反垄断案件中，都因为员工写工作邮件时总是不 谨慎地出现“捆绑”一词而导致对微软不利的影响。 因此，微软最后甚至出台了“邮件手册”来教导员 工们如何写邮件。而微软也会告诉员工，在必要的
时候，要用电话而非电子邮件的方式来交流。
在美国的公司工作，大家都会知道，所有的工 作邮件都是公司可以随时调用的，也随时可以在法 庭上作为证据出现。就算以前的工作邮件被删除了， 从技术上也可以从过去的备份中将已删除的邮件恢 复。因此，当我们提出需要工作邮件作为证据时， 微软有义务为我们提供。
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律师接到微软 提供的证据以后惊呆了“开复，他们给我们提供了
30 万封邮件”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大吃一惊。 但是，等我看到了实物以后才知道，微软在每一项 邮件请求方面，都罗列了大量相关的邮件。因此邮 件的数量达到了 30 万封，而最惊人的是，这 30 万 封邮件不是普通的电子文本文件，而是以图片格式 的文件压缩在 20 张 DVD 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 可能通过搜索的模式来找到需要的邮件。
“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我们是不是分头来一 封一封地读？”律师们无奈地问我。
这无疑是对方在有意给我 fiqDtl 大工作量，这
样就算十个人做一个月也做不完。我条件反射般地 问，“平时你们律师是不是在电脑上都用 OCR 软件 （字符识别，也就是从图片到文字的转换），我们是 否可以把图片格式的文件全部扫描成电子文字版？” “确实，我们都在用这个软件，但是 30 万封邮件太 庞大了，我们的软件数据库无法承载这么大的工作 量”
我思索了一会儿，淡淡地对律师们说：“我来处 理吧。”
我绞尽脑汁地寻找解决方案。我对团队里的律 师说，“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用更好版本的 OCR 软件， 把 图 片 格 式 的 文 档 转 换 成 文 本 形 式 ， 然 后 再 用 Google 桌面搜索的方式，提取自己所需要的证据。”
“那就试试吧，我们现在只能背水一战” 律师一通尝试以后，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整个团队都非常高兴，每个人都大松了一口气。不 过后来，律师们发现高兴得有点太早了，0CR 软件 尽管可以识别图片，但还是会犯一定的识别错误，
比如有时会把 2004 年识别成 7004 年，把 2006 年识
别成 2005 年，把 2005 年识别成 2006 年，最可笑的
是，把 Ballmer（鲍尔默）识别成了 Balder（更秃）。 这样的错误比比皆是。
识别的错误率很高，这就给律师团队的搜索带 来了无尽的麻烦，不是搜不到，就是搜不全。而我， 此时扮演的更像是一个技术专家的角色。我告诉律 师们，如果想搜索 2005 年的有关招聘的邮件，又担 心识别成 2006，那就要用高级搜索键入 2005、2006 和 recruit（招聘）的字样，这样就不会漏掉需要的
信息了。
事实证明，技术难题被解决以后，效率也在飞 速提高。我们很轻松地找到了需要的有利证据。而 这些邮件，都成为日后法庭上的关键证据。有了这 次经历，律师们都和我开玩笑说，“开复，我看如果 GooSe 不要你，就来我们律师事务所工作吧，你一 个能顶两个” 对方耸了耸肩说，“我是说，你可以顶两个 IT 技术
支持人员”
除了认真搜集证据以外，律师希望能够让法官
在阅读当地报纸的时候，不光看到微软一边倒的言 论，还要让法官能够更多地了解事实真相。如何能 够让真相和正面的声音得以显现？如何能够至少让 本地的法官早上打开报纸的时候，看到一篇接近真 相，而不是凭空臆测的新闻报道？这又是一个挑战
Google 要求我最好不要和媒体接触，除非我有 很信任的朋友。这时，我想起了昔日的朋友，一位 年轻的美国记者克里斯蒂·海姆（Kristi Heim）。由 于早年曾在中国学习过中文，因此她的中文说得非 常流利。而且，她思维敏捷，睿智成熟。早在 2003 年，她曾跟随我到高校演讲，亲自听过我给中国大 学生做的成长励志的讲座，也正是通过那次跟随采 访，她对我与中国学生之间的缘分有了深入的了解。
她能够从客观的角度出发，作出公正的报道吗？ 当我联系到她时，她的回答让我倍感温暖，且不乏 职业精神。她诚恳地说：“开复，我了解你的为人。 不过，作为新闻记者，我会以调查的方式写一篇报 道，也会让两边的声音都能公正地发出。”
后来，8 月的某一天，克里斯蒂·海姆通过大
量的调查访问，写出了以《微软和 GooSe 的科学家 之争》为题的文章，除了陈述的一些事实以外，还 大量描写了我对中国学生所做过的工作。
在文章里，她还记录了中国大学生们的看法。 学生们都自然地表达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在大学校 园的学生只是想跟随一个他们信赖的人去工作，比 尔·盖茨和李开复都是商业领域的英雄，但李开复 和中国学生的联系更加紧密，因为他是中国人。”她 在文章里陈述了这样一个现象“，微软真正的挣扎其 实和李开复技术专家的角色无关，让微软真正感到 害怕的是李开复对年青一代技术人才的影响，这种 影响在中国尤为突出。”
可以说，这篇报道的发出，至少在众多的猜测 文章里为我和 GooSe 赢回了一分。这也让我感到争 取每一份理解的必要性。我知道，在早餐桌上习惯 阅读当地报纸的法官，都可能会看到这篇报道。相 对于如天书一样难以理解的技术，他也能够从另外 一个角度解读这个事件。
那一段时间，Google 也通过媒体发出了一些声
音用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李开复离开微软是 正常的职业变迁，一方面，李开复希望回到中国实 现有激情的职业理想；另一方面，李开复向往创新 的机制与环境。
另外，Google 反复地表达这样的观点：即李开 复在两个公司的项目截然不同，所以不能受“竞业 禁止协议”的管辖。另外，Google 不需要任何微软 的技术，雇用李开复也和技术无关。Google 看重的 只是他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执行力，还有他对中国的 知识和理解。另外，李开复之前从苹果公司换到 SGl 公司工作，又从 SGl 公司换到微软公司，但他从未 泄露过公司的机密。因此，他是一个诚信的人。
最终 Google 律师还出于现实的考虑决定，由于 第一年我需要进行大量的办公选址、政府关系和招 聘人员工作，因此，第一年可以让我只专注于这些
工作，而自动放弃做搜索业务。这样就可以让我尽
快到 Google 开始工作，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诉 讼，争取最大主动。
丌再 熟 悉的 朋 友
在整整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种突发事件都在 不断上演。除了媒体的博弈、微软的质问，还有对 方律师不断提出的新的取证要求，在每一个细微的 角落里，双方都在寻找最大的进攻切入点。
那段日子过得非常缓慢，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 然而，在缓慢的调子中，仿佛又会有一段箭在弦上、 千钧一发的时段。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就像希 区柯克的悬疑片一样，充满了谜团，充满了令人窒 息的剧情和随时爆发的未知。
我的生活如同在冰刀上的舞蹈一样，每一步， 都那么惊险。
2005 年 8 月 10 日，我的私人律师忽然打电话 给我，问，“开复，你家里有几台电脑？”我一时间 摸不着头脑，回答说，“有两台，我和我女儿各有一 个台式电脑。怎么了？”“那你的电脑上还存有微软
的文件吗？”“当然没有，我不可能存微软的任何东
西，而且我离职以前就告诉微软不再看邮件了。”对 方显然松了一口气，“那就好了，一会儿会有一个快 递员来取你的电脑。微软已经委托了第三方机构要 求查看你的个人电脑，他们可能会期望看到你的硬 盘里存有微软的机密”我大叫，“我的电脑里没有
微软的机密，但没有电脑，我怎么工作”
果然，两个小时以后，我的台式电脑就被第三 方检测机构的快递员取走了。没有电脑，我的工作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尽管我后来买了新的笔记本电 脑，但由于我丢失了原来电脑上的许多私人数据， 例如我每年的税表、亲朋好友的电子邮件、我所有 的音乐和照片等，这给我带来了无数的小麻烦。
过了将近一个月后，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成为法 庭上的证据，“李开复的个人电脑中，没有检测出任 何微软的文件”
然而，类似这样的事情只是众多繁琐小事中的 一件。那个时候，诉讼双方都在分秒必争地准备证 据，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和下面的一个环节有关。
微软、Google 和我，都在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以
便进入美国法律中一个叫做 deposition（取证）的
环节。
所谓“取证”，是美国民事法律程序中的一个环 节。这是英美法系中一个独特的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