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了。
母亲到了 80 多岁，还经常回忆起这段往事，自 己年轻时的“辉煌”还能让她小小地得意一番。母 亲就是这样一个永远开心的、淘气的形象。
时间回到 l938 年父母亲初相遇的那个下午，正 在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所”受训的汉中女教 师，我的母亲，站在聆听抗战宣讲的人群中间。一 个身材不高的四川人，我的父亲，正操着一口川音 演讲，他专注的表情、幽默的言语和火热的激情深 深地吸引了母亲。一种奇妙的感情在她的头脑里升 腾，直到宣讲结束，她的眼神再也没离开过他。
说来也巧，母亲在体专的一个“闺密”正好是 四川省“青年团”任觉五的夫人。通过任氏夫妻介 绍，母亲终于和父亲见面了，两个年龄相差 l0 岁的 年轻人就这样恋爱了。
我的 出 生
1939 年，父亲和母亲相恋一年后结婚。母亲跟 随父亲回到四川，小两口单住一年后，搬去跟我严 厉的祖母和父亲的两个孩子一起生活。
那时候，我的母亲只有 20 岁，父亲的两个孩子，
一个 6 岁，是我的大姐李开芸，一个 4 岁，是我的 大哥李开宁，他们刚开始很排斥这个“后妈”，甚至 拿东西扔她，但这个“后妈”对他们视若己出，他 们后来也渐渐地爱上了母亲，一生都把她当亲生母 亲看待。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身心俱疲， 拉扯他们十分不易。
父亲在大陆期间，和母亲生了二姐、三姐和四 姐三个孩子，5 个孩子让这个家庭变得闹哄哄的。 这一大家子人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竟是一
场离散。
1949 年初，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国民党政府已
经风雨飘摇。从四川往台湾撤退时，父亲没有带走
母亲，也没有带走一个至亲骨肉。母亲是一个通情 达理的人，尽管她深知没有男人支撑的世界，很可 能像河流上的孤舟一样绝望，像风雨中的残叶一样 飘摇，更何况，这种骨肉分离的生活，根本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是尽头，但母亲还是放父亲走了。她独 自一人挑起生活的重担，不但要抚养 5 个孩子，还 要照顾婆婆，不但要忍受对亲人的思念，还要承受 各种外来的压力。
1950 年初，坚强的母亲终于决定结束这种分离 的生活，冒险带着 5 个孩子去台湾寻找父亲。通过 各种途径，母亲辗转得到一张去广州的“路条”，也 叫“通行证”。得到了通行证后，一家人就立即乘火 车从成都到达重庆，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以后，才 干辛万苦地从重庆到达广州。
据说，在去广州的路上，母亲带着 5 个孩子辗 转奔波，一路上经常遇到检查。尤其是从广州到香 港的路程中，非常艰辛，他们在香港生活的费用， 只能依靠一小块金子。我哥哥把金子焊人手电筒中，
希望不被发现。一次，检查人员看到了母亲带在身
上的手电筒，刚刚想要拆下来检查。在我妈妈怀里 的四姐，当时也就一岁半，用稚嫩的四川话叫了一 声“baibai（伯伯）”，还不断地微笑。检查的那个人 愣了一下，俯下身去拍拍她的脸，摸摸她的头，就 忘记去拆手电筒了。这一声“baibai”，可谓在危在 旦夕之际挽救了我们全家。
这只是千山万水跋涉的一个插曲。全家到达广 州以后，下一步便是坐船去香港。据说，当时很难 找到愿意去香港的船只，更何况是对于拉扯 5 个孩 子的母亲。因此，母亲在到达广州后，在广州滞留 长达几个月，好不容易才到达香港。到了香港，她 才打电话通知父亲，她即将带孩子们赴台，这是他 们分居海峡两岸之后的第一次联系。
母亲坚忍不拔、永不服输的性格谱写了她平凡 却动听的人生乐章。这种性格深深地交融在她的血 液中，此后的每个关键时刻，要作各种选择时，这 种坚忍就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让我每每遇到 困难时，总会抱着坚定的信念去放手一搏。因为我
坚信，我的基因里有一种物质来源于我的母亲，它
叫做“坚持”。
在台湾，我们的生活不算拮据，但由于孩子众 多，也不算富裕。父亲在台湾任“立法院立法委员”， 有一定的收入，但远远不够抚养成群的孩子。为了 贴补家用，母亲从一个家庭妇女转变成职业妇女， 在台湾金瓯女专当了 l l 年体育教师。在我出生前， 即使是母亲在 1953 年生了五姐以后，也依然一边工
作，一边抚养 6 个孩子。
19
61 年，
43 岁
的母亲
意外怀
孕了，
这在我
们的大
家庭里
掀起了
不小的波澜。这个家已经有 6 个孩子了，分别是大
姐李开芸、大哥李开宁、二姐李开蓉、三姐李开露、 四姐李开菁以及五姐李开敏。
能否让这个生命降临？无论是医生还是家人，都 劝说母亲放弃。对这个年纪的女人来说，分娩的过 程与其说是生理上的一次煎熬，不如说是精神上的 一场炼狱。而且按照医生的说法，如此高龄的产妇， 生下痴呆儿的概率很大。
但是，执拗和冒险的天性这时候在母亲的身上 再次表现出来。母亲只是咬住嘴唇，轻轻地说出了
三个字——我要生。
1961 年 12 月 3 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就
是我。
母亲后来对我说，她当时就是有一种信念，觉 得我会是个非常聪明健康的孩子，才不顾一切地将 我生了下来。我现在觉得，相对于别的母亲给予孩 子生命，我母亲孕育我的过程则拥有更多的未知和 变数，对母亲身体的考验也更大，这个过程充满了 生命的奇迹和坚韧的味道。
童年
我的出生，对全家来说，是一 个非常大的 “surprise”（惊喜）。由于兄弟姐妹年龄差距很大， 因此我出生的那一年，连大姐的孩子顾伟川都已经 一岁了。伟川虽然比我大，但还是习惯叫我“舅舅”。 在童年的时光里，只有伟川和我年纪相仿，因此舅 舅和外甥总是打成一片，一起做过很多令人哭笑不
得的事。
家里所有的姐姐都公认，我是所有孩子里面最 调皮的那一个。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模仿别人，比如 模仿父亲说四川话，模仿他踱方步，还模仿电视里 人物讲话的腔调。与现在呈现在公众面前“一本正 经”的老师形象相比，很难相信，儿时的我是多么 的无法无天。
小时候，我最想当军人，母亲就找裁缝帮我定 做了一套军服。拿到军服，我抱怨没有勋章。二姐
辗转找到一个将军，死皮赖脸地要了几颗真正的“星
星”给我。每天穿好衣服以后，我都要把那些徽章 别在衣服上，我还喜欢背着一把枪走来走去。每天 二姐回到家，我总缠着她陪我玩官兵与强盗的游戏， 当然，我永远是官兵，她永远是被我打死的强盗。
每次为了给我理发，妈妈会带着三姐到理发店， 借用店里的剪刀、刮胡刀、毛巾，演“布袋戏”给 我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坐定半个小时，把头
发理完。
唱反调，几乎成了我的最爱。妈妈经常告诫我， 不要把口香糖吞进肚子里面，说是会黏住肠子和胃， 我却偏要“以身试法”，把口香糖咽下去，以证明自 己是“金刚不坏之身”。妈妈要我小心别把口香糖粘 在头发上，我就把口香糖吐出来，故意粘在头发上， 头发果然被粘住了一大块，怎么摘也摘不下来，急 得我只能拿一把剪刀，把那块头发一把剪了下来。 那段时间，我不得不顶着“狗啃泥”的发型去学校。
这些都是我犯下的“罪行”里最轻的。有些事 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算是闯了“大祸”，但母
亲都是
一笑而
过，并
没有严
惩我们 这 些
“犯罪 分子”。
记得当时我们邻居在院子的池塘里养了很多鱼， 有人问起数目的时候，他总是夸口说有 l00 条。我 不太相信，老琢磨着怎么揭穿他，可鱼总是游来游 去的，每次去数，都没有办法数清楚。
终于有一天，邻居一家人都出门了，我们几个 孩子决心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个“大胆求 证”。我们跑到池塘边，用水桶舀池塘里的水，忙活 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把水舀干了，一数，发现根本
没有 100 条鱼。我们心满意足，自觉戳破了邻居的 “惊天”谎言，根本顾不上那一池鱼的死活。
后来，邻居气急败坏地去找妈妈告状。我们被
吓坏了，都以为这次“在劫难逃”。而母亲竟然没有
严厉地批评我们，她一边笑一边给邻居道歉，私底 下，她甚至觉得这件事有点搞笑。现在想来，原来 一个“顽童”，其实也潜伏在母亲的内心。
除了照顾孩子，妈妈最大的嗜好就是打麻将， 她总是哄我早早上床睡觉，好跟朋友专心打麻将。 而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上床睡觉。
每次我上床以后，总是一个人躺在黑黑的房间 里睁着眼睛，想：“为什么小孩子必须睡，而大人可 以接着玩呢？”每次我都深感失落，恨不得将睡觉时 间缩到最短。
有一次，我实在不想睡觉，就突发奇想，何不 把家里所有的钟都拨慢一个小时呢？于是，我趁家里 没人，爬上高高的柜子，拨慢了大大的钟，又潜入 母亲的卧室，调慢了她的闹钟，接着跑到姐姐的房 间里，弄慢她的手表。一轮下来，我满头大汗，终 于完成了所有的“工程”。
当晚，我顺利地晚睡了一个小时，特别得意。 可第二天，全家老小都被害得晚起一个小时。上班
的、上学的，鸡飞狗跳，落荒出逃。姐姐们怨声载
道，恨不得把我掐死。而就算是这样顽皮，妈妈还 是宽容地对我，没有骂我，甚至说，“幺儿还挺聪明 的”
去美国以后，我学会一些美国式的捣蛋方法。 偶尔回台湾过暑假，就想尽办法损人，我最喜欢的 一种是“电话捣蛋法”。作为“孩子王”的我经常成 为总指挥，带着外甥和外甥女们一起玩。比如，我 们经常趴在一本厚厚的台湾电话簿上，找到奇怪的 人名，就打给他们，开一通玩笑。
还有一种更过分的。先随便拨通一个电话号码， 对方接通了，我们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