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盲公主讲述大明王朝衰亡之谜：盲春秋 作者：何大草
《盲春秋》目录
卿卿，此为你的“野鸭”所写之信，
用水墨在皇后赐给的宣纸上誊抄。
不知何故，纸越来越多，米却越来越少
……
约瑟夫？布罗茨基《明代书信》
代序 长安来信
第一卷 木樨地
第二卷 午门以深
第三卷 我在地上的父
第四卷 俊仆
第五卷 闯入者
第六卷 柜里乾坤
第七卷 李自成
第八卷 吴三桂
第九卷 春月
附录：另一卷 带刀的素王
附录：另二卷 二十七个逃亡的人
代跋自无定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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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长安来信（1）
佛罗里达？塞布尔角
纽波特大学历史系
1995年10月26日
何先生：
您收到的这封长安来信，并非来自两千年以前，而是来自七千哩之外：我即长安。
确切地说，我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Stephen King，汉语一般译为斯蒂芬？金，但作为汉学家，更喜欢别人称呼我的中文名字——宇文长安。我目前任教于纽波特大学历史系，学术方向为汉唐的蚕桑业及其输出。如您所知，长安是汉唐的伟大都城。我曾两次造访长安故地，时令均在寒露前后，所谓“秋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心情是百感交集的。当我说出“我爱长安”时，请您不要误会，这绝非病态的自恋，正相反，是对无法重现的美好年代的缅怀，“长安”是那个年代中的绝色。
我和中国渊源极深，甚至早于负笈哈佛东亚文化研究所的岁月。从广泛的谱系上说，现主持哈佛东亚所的孔飞力博士是我的同门师兄，他研究乾隆朝妖术大恐慌的力作《叫魂》，在汉学界卓有影响，还很可能在中国翻译出版。相比之下，我著作寥寥，不敢以“述而不作”自我辩解，实在是生性懈怠，颇近清末之旗人，常以茶、酒自娱，佐以中国古典诗词，在风月中快哉。三年前我决意撰写论文《蜀锦考》，查找的文献厚可盈尺（抑或三尺），奈何庸碌度日、蹉跎时光，迄今未能完成其中一半。先师坟草数青，墓木已拱，我每念及愧对师门，总汗颜无以自容。师兄诸人视我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却又不忍痛责，只能温言相劝，汉学博大精深，如灿灿宝山，汝已在赴宝山途中，切莫空手而回，云云。种种教诲，使我感动之余，数度下了决心，终究是要写完《锦官考》。但是，建议我不揣冒昧给身居锦官城的您写信的，却是我的女友，她姓唐，芳名欢君，——而且，这封信与我的论文并没有关系。
欢君籍贯重庆沙坪坝，出身中医世家，1989年从四川大学哲学系退学后赴美，打工之余，不倦于旅行、求学。有一年夏天我去大峡谷旅行，旅途中暑，上吐下泻，躺在汽车旅馆奄奄一息。有个陌生女孩给我扎了针，那些可怕的、有灵性的针，银光闪闪，刺破我的肚子，快意无比，让我感觉捞回了一条命。这个女孩即是欢君。我们的志趣相距甚远，却相谈甚欢，遂携手而回。她现为纽波特哲学博士候选人，攻叔本华和尼采。今年春节她回重庆省亲，顺道去成都的母校拜访师友，在历史系彭邦本教授——您的老同学——家作客时，偶然翻到您惠赠他的小说集《宣和以远》，对其中描写李清照南渡的一部中篇，印象颇深。返美后，她向我聊起您和您的作品，从而知道您从川大历史系毕业后，在成都作过十余年记者，后来专事小说写作，现在是南方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驻校作家。欢君还特意说明，她和您可称“校友”。校友，在我看来，即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信任。这一点十分重要，和我将在下文中提到的一部来历复杂、命运多舛的手稿有关。
说到我的女友，请允许我多一点唠叨：欢君虽自我预设为女哲学家，但与弗兰纳里？奥康纳《善良的乡下人》中的女哲学博士欢姐（Joy）殊无共同之处，欢姐尖酸、无趣、邋遢，而且拖着一条假肢；而欢君虽着力于悲观之哲学，却长于游水、登山，性情活泼、幽默，喜俳谐、滑稽，最上瘾的电影莫过于伍迪？艾伦和周星驰，（私下也翻一翻拉辛和高乃依。）。她不仅敦促我给您写信，为我的中文作细致地润色，还提醒我在中文里滥用“亲爱的”、“尊敬的”将显得有一点肉麻。故而，何先生，我只称呼您为“您”。若有不敬之处，还请见谅，（而责任在欢君。）
代序 长安来信（2）
关于那部手稿，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
去年圣诞节前夕，我奉母令偕欢君前往葡萄牙北部，探望在群山环抱的小镇保莱塔修道院担任神职的舅公吉尔伯托？西芒。舅公已过九旬，个子又高又瘦，一头红发，脸色苍白，极符合中国古人对红发夷鬼的想象。他精通七种以上的语言，博览群书，颇近似那种“不出门、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智者。五岁的时候，我首次随母拜访他，他给我讲述了一只从石头里蹦出的猴子扰得天下大乱的故事，让我听得激动不已。后来，我知道了这就是《西游记》，——这也是我头一回听说世上有“中国”。大一时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人类学，暑期漫游欧洲，再次见到舅公。他问我，第一个对中国发生重大影响的西方人是谁？我不假思索就回答，自然是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了。但他否定了我的回答，他说，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依照舅公的说法，马可？波罗对中国影响甚微，他的作用只在于唤起了西方对东方的想象；而利玛窦则改变了中国，他带去了上帝和数学这看似对立实则和谐的两束光亮……舅公无力改变中国，却改变了我，他送我一部《利玛窦中国札记》，诱我走上了汉学之路，（我多次怀疑，这是否是一条歧路？）。
后来，我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古董店闲逛时，发现了一卷装在檀木匣中的纸卷。纸是宣纸，西方人称为稻米纸，原本鲜润的米浆色已经黯淡了，写在纸上的字却还是娟秀妩媚的，如一个个羞涩的处子。那时候，我认识的汉字还不多，只能依稀感觉到，这是一封从明代皇宫中偷偷寄出的信，写满了思念、忧伤和疑惑……信末有一小块暗红的印记，起初我以为是印章，却没有发现印文。我请教店老板，他说，是写信人刺血按下的手印。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我只要一听人说起“明代”，眼前浮现出来的，首先就是这一小块胎记一样的血迹。这卷书信标价太高，我买不起，然而，它却成了我和明代相遇的开始。
这一次重返保莱塔，舅公和我都明白，我们没有机会再见面了，他老而又老，看起来就像是一尊石雕。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形象则接近于不朽。由于欢君的出现，使我们的交谈多了若干乐趣，也自然谈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事情。后来，他向我们赠送了这一部手稿。
确切地说，这不是一部手稿，而是一藤箱业已泛黄的纸页，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蝌蚪文、象形文、奇怪的符号和图案，夹杂着数不清的注疏与考辩，它们淹没意义的主体，就像杂乱的林木淹没了河谷：它几乎无法被阅读。但对它的来历，舅公作过细致考证，以及多种推测，使对它的叙述有了比较清晰的脉络：
1765年10月，一个在北京宣武门南教堂供职的意大利传教士托蒂？皮耶罗，获得南巡归来的皇帝恩准后，在北运河的终点大通桥码头登船，启航返国。彼时的运河两岸，槐树成林，落叶纷飞，送行的人中，有一个高鼻深目的颤巍巍老者，即皮耶罗在华的最著名同胞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郎世宁亲手送上了饯行的礼物：一竹篮的桂花糕。桂花糕金黄酥软，宛如把整个北京的秋色都盛放在了篮中。皮耶罗随即经北、南大运河，出杭州湾驶入东海，在澳门短暂停留后，开始返回祖国的漫长航程。——这一年在手稿上记载明确，如您所知，即乾隆三十年，岁在乙酉，恰逢盛世。然而，老皮耶罗已年过花甲，看到了盛世后的凄凉；还有乡愁缠绵，（乡愁是无需理由的），他于是只身辞别了。篮子里的桂花糕作为茶点和乡谊的象征，虽然不忍，但还是在三天之后吃完了：——篮子底部，露出了用绢帛包住的这部手稿；确切地说，是这部手稿的原始中文本。
代序 长安来信（3）
次年，郎世宁作为备受恩宠的宫廷画家，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乾隆皇帝追封他从二品侍郎衔，厚葬于阜成门外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和他同在一处为伴的，有青草中的蛐蛐儿，他没有说出的秘密，以及1610年即万历38年去世的利玛窦。——这件事情，对尚在大海中展阅神秘手稿的托蒂？皮耶罗来说，永远都不会知晓了。
手稿篇幅庞杂，内容诡谲，牵扯到这个世界上最大帝国四代皇帝、无数人的命运。托蒂？皮耶罗神父在长达一年，也许比一年更长的旅途中，把手稿翻译为了拉丁文和意大利文。船在他的家乡那不勒斯湾靠岸时，他觉得自己已快被咸风吹成了咸肉干。在那不勒斯湾的小渔村，托蒂？皮耶罗神父隐居起来，以沐浴阳光和修订这一部（其实是三部）手稿，消磨了三十余年的时光。然而，这部手稿郎世宁从何得来，又为什么要交由他带出海外，托蒂？皮耶罗神父始终都弄不明白。1798年1月的某个早晨，他梦见了差不多业已遗忘的郎世宁推窗进屋，白发披肩，两眼迷惘，对他欲言又止……醒来后，他双眼噙满了泪水。随后，他就骑着毛驴，顶了冷嗖嗖的风，去梵蒂冈朝觐了教皇庇护六世。彼时，全意大利正忙于应付拿破仑的征战，当皮耶罗向庇护六世陈述有关中华帝国和郎世宁的事务时，教皇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但后来，皮耶罗还是以哆哆嗦嗦的手，呈上了这部手稿的拉丁文本。手稿被教皇接受以后，很快就束之高阁了。我有理由推论，它没有被认真地阅读过。因为就在该年的二月份，拿破仑的大军攻破罗马，俘虏了庇护六世，建立了罗马（台伯尔）共和国。好在没有史料表明，拿破仑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