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的溪流凝住轻泣，
黑衣的先知者蓦然飞开。幽灵哟，把黝绿的林火聚合，
照着死的平漠，暗的道路，
引主无辜的旅人伫足，
说：此处飞舞着一盏鬼火……
一个19岁抱着政治热望的青年学生，在与政府的冲突中已经两次入狱，这个现代监禁制度下的漏网之鱼，死亡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它一直紧贴着他的生命，像一个住在隔壁的小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破墙而入。他向往红色，他选择了红色，红色是激情的，炫目的，也是危险的。少年殷夫要革命，也要恋爱，但恋爱就要把“死的尖刺”“透穿了你的方寸”。因此——爱，还是不爱，确实是一个问题。
1928年秋天，红色少年殷夫在象山半岛上的犹豫、彷徨、迟疑和不决由此而来。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红色恋人之少年版（2）
再叙述下去就有点索然无味了，因为它掉进了似乎早就预设好的红色经典叙事的模式：革命高于爱情，爱情服从革命。他终于决断了——“我不能爱你，我的姑娘！”（《宣词》）他要把自己的“微光”加入到整个“燃烧着的朝阳的旭辉”，直至“丧钟狂鸣，青春散殒”。想是这么想了，却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放着这么一个美人在眼前，心就是硬不起来。那些诗稿也是深锁屉中，从没有勇气拿给姑娘去看。这就好似鞘中长剑，寒光内敛，伤不着人的——隐秘的语言还没有造成事实。一个还蒙在鼓里一厢情愿地等着你来捅破那层薄纸，一个却在理智与情感的纠缠中把绝望的话语在舌底下盘来盘去就是吐不出口。这种情感的“悬搁”状态对谁都是一场疲惫不堪的折磨。1928年的年末就在这种看似永远没有尽头的拖延中来临了。这是江浙人所说的一个“烂冬”。邋遢的天气，邋遢的心情。惨白如盐的浙东丘陵浸泡在一场又一场的冻雨里，却没有落下哪怕是半片的雪花。就在这样糟糕的时日里，盛的父亲，杭州警察局的一个小科长从省城拍来电报，催盛速归，说是在省建设厅已为她谋得广播员一职。盛姑娘银牙一咬，即刻收拾起了行装，准备天一亮就离开这个叫丹城的伤心之地。
那个雨夜的情状在一本当地的乡土史教材中被描述得像数十集的电视连续剧中的一个分镜头：
在昏黄的烛光下，盛淑真一件一件地整理皮箱里的衣物，整着，整着，回顾这半年来的生活，她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希望的是一个美满的结局，哪知道……
而此时的少年——“站在室外，冒雨徘徊”。
他想敲门进去，理智又制止了他。他在室外站了半个多小时，全身都湿透了，冷风吹来，牙齿格格打颤。
他终于没有如你希望中的破门而入。那不是1920年代的作派。那个晚上他又回去写诗了。怯懦和绝望使他对着一张白纸才有勇气叫喊。这句打动芳心的话盛姑娘要在三年以后少年真的“青春散殒”了才有机会看到——“你第一个勾起我纯洁的爱恋”。现在的恋人分手不咬牙切齿算好的了，谁还会有这样温柔的情话。
叙述到这里，还有一个人物应该出场了。她就是少年的母亲，一个叫钱月娥的乡村女人。在少年殷夫的这场情事中，一开始她和女儿徐素韵都是有力的撮合者，她把盛姑娘视作未过门的媳妇青眼有加，后来她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说盛早已在杭州订婚，就变了脸。这个大家族事实上的当家婆像大观园中的贾母一样在儿女的婚姻上手腕沉着。如同那些儿子—情人—母亲这一类型的小说中所发生的一样，儿子在一场失败的爱情之后又回到了母亲身边，把母亲视作失衡的情感的依赖。她在少年的眼里成了“东方的圣母玛利亚”。少年描述她苦辛、屈辱的生命“如永不见天日的苍悴的草”。但年轻的“太阳社”社员终究不甘在慈恺的母恋中自缚手足，他很快找到了离开母亲和家庭的一个理由。他夸张地说，在深夜的山风中他听到了“时代悲哀的哭声”。
他要去救世了。他还要去上海。
在很大程度上，诗，替代了这个害羞、固执的乡村少年的嘴和舌头。正如你已经看到的，在许多该说话的时候他的舌头似乎被胶粘住了，他变得像一个重度的失语症患者，能做的只是在一张纸上释放出所有被禁锢的声音。现在，诗又成了他疗治“爱情的苦毒”的一剂猛药。1928年冬天，这场失败的爱情终于有了一个结晶——一首散发着自由精神的五言诗歌。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被革命青年阴差阳错地挂在嘴边当做爱情的誓言：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这是殷夫从德文版《裴多斐诗集》转译的。诗集是1927年冬天大哥徐培根送的。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多余的话
故事的后面还有一条尾巴：
盛小姐回到省城去建设厅应聘，可是她的国语太臭了，做广播员的事也就黄了。她想去上海读书。怎么说她也算是个新女性呀，一个新女性怎么可以躲在闺房里等着父母把自己给嫁出去。可是她那个做着警察局小科长的父亲极力反对。盛小姐发狠说，你就把将来陪嫁的那笔钱给我读书去吧。在上海，她上的是一所私立的法学院（她的一个兄长也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可是她去上海好像存心不是读书的，没多过久，她就想法子找到了殷夫在上海的住址，兴冲冲地找去了。
殷夫已经是一个年轻的职业革命家了。每天混在一帮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中间搞“工运”。同时他也成了监狱的常客，前不久又进去了一次，才出来不久找到“组织”。那天盛小姐像一只刚出笼子的小鸟，叽叽喳喳大讲与父亲的斗争，少年则一如惯常地沉默。傍晚分手时，他请她吃了一碗阳春面。前嫌似乎尽释了。几天后，少年约她坐小火车去吴淞口看了海，回来后的第二天，少年和一个画家朋友一起把一只装有宣传品的柳条箱扛到了她那里，说要存放一段时间。盛小姐把箱子藏在了自己床底下。少年终于意识到这样做是在玩火，盛小姐这样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出身的女子，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烧炭党人的妻子呢？半个月后，他又偷偷跑去把那只危险的箱子取了回来。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面。
职业革命家殷夫这几回进监狱，运气总是很好，关进去了，就像外面跑累了去休息几日，便又生龙活虎般跑了出来。鲁迅曾记述他“又一次被了捕”刚释放出来时的模样，那是一个夏天：
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
一本家世的流水账
少年的父亲是个乡村郎中，识得几个字，擅治妇女病和麻疹。这样的人物在乡村算得上一个知识分子。徐家祖籍在一个叫上虞的邻县，大约在l9世纪上叶迁至大徐村——象山县城东南30里一个500户人家的大村。开门见山，山名珠山，为半岛濒海第一峰，海拔545米。峰名由来，照例是一段捕风捉影的传说：旧志载，古时有海船遥望岩顶宝光直射星汉，寻之不获乃去，岩之半则有古松如张盖，人去则不见。百年乡村生活如古井深水，波澜不惊，超稳定的乡村生活缘于一个家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家族体系是乡村传统的权力结构方式，多子多福多寿即其重要的价值取向。乡村知识分子徐郎中和他的妻子钱月娥生命不息耕耘不止，育九胎，活六胎——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一部家世的流水账，背后是泪和笑，是等待、祈盼、屈辱和生活重轭下的喘息。
一、二胎，女，生下后得“七日疯”（小儿破伤风症）夭。
三胎，女，取名祝三。
四、五、六胎，男，按徐氏宗谱，排行“孝”字辈，谱名依次为孝瑞、孝祥、孝邦，取名芝庭、兰庭、松庭。
七胎，女，早夭。
八胎，女，取名素韵。
少年是这个大家庭的第九胎。生下这天是1910年农历五月初五，一个挂艾蒿插菖蒲的节日。时其母40岁，大姐18岁。按“芝兰松柏”序，取名柏庭。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亲情地狱，温情罗网
写以上这段文字时，总想到传统宗法制社会里的一个规则：长兄如父。
少年的长兄徐培根（芝庭），是个标准的现代军人。查有关资料，在徐培根条下有以下履历式的介绍：北京陆军大学毕业。辛亥革命时曾参与攻打军械局。北伐时在广东革命军总司令部任职。1923年回杭，任驻浙陆军第一师中校参谋。1927年春，奉调上海，任国民革命军第26军司令部上校参谋处副处长。
徐培根的修养品性，是典型的儒家传统一脉：对父母孝，对弟兄爱，对朋友信，对上司忠，于生活俭。1927年，少年殷夫入读上海浦东中学，时徐培根已由杭州调至上海，驻扎龙华，对兄弟自然关爱有加。他要求小弟每半个月到他那儿报到一次，一是领取生活费，二是报告学业，三是改善伙食。“4·12”事变，殷夫第一次被捕入狱，又是他利用军界的关系把他救了出来。
殷夫在浦东中学开始接受新知识，学会了两个新名词，“阶级”和“斗争”。一个史姓同学动员他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团，理由是——“因为你是一个热血青年”。出狱后，少年住在虹口公园附近的大哥家，兄弟俩时常就时局争论。虽是在书房和饭桌上进行的温和的争论，但兄弟分歧已一日深似一日。徐培根为了照顾好小弟，把妻子从象山老家接来调理打点。20天后，小弟体重增加了4公斤，身高增长3公分。
一年后，少年殷夫再度入狱，时徐培根留学德国未归，这个大家庭的又一个女人——大嫂张芝荣——凭着丈夫的关系疏通了关节，再次营救出狱。当女人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