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碎影- 第24部分

据《中国劳动问题》（光华书局1927年版）的资料，1920年代上海市民一般生活水平为：一个典型的市民五口之家（相当于四个“等成年人”的消费）生活水平，以每月200银元为中上等之分界线；每月66银元为一般市民经济状况；每月30元以下为贫民的下等生活分界线。一家月消费66银元，也就是每年800银元，每个“等成年人”每月16元6角7分，这样水平的家庭，在当时上海工人里大约占4％，而在普通的知识阶层和职员中占多数。这也是当时上海一般文化人的经济状况。

另据国民政府工商部对于工人生活的调查统计，1928年—1929年上海产业工人中的男工月工资最高为50元，最低为8元，一般工资为15元8角；女工月工资最高为24元，最低为7元，一般为12元5角。此外尚有奖金、津贴等附加收入。上海工人家庭一般为4—5口人，以两人同时做工计，一般月工资收入为28—32元，年工资约为336—384元，加上奖金和津贴部分，年收入估计在400元左右。而当时中国城市底层一个五口之家的月均生活费为27元2角。照这样看来，左翼自由撰稿人赵平复的日子也算是滋润的了。

但赵平复的稿费收入并不稳定，亏空的日子还是经常有，一遇到经济拮据，都是鲁迅帮他解决。翻检《鲁迅日记》，鲁迅就曾五次借款给他，合计达270元。照鲁迅的行事方式，这些钱除非是赵平复主动归还，否则他是不会开口索要的。

从没出过远门的“西哥”到上海来探望弟弟了，告知他家里的一切情形，还带来一个消息，说妻子又为他生下一个儿子。陪着兄长在上海玩了八九日，送他回去的时候，他给父母买了葡萄酒，给妻子买了法兰绒衣料和花帕，还给儿子买了皮书包和乳粉，都托兄长带到乡下去。

很快就到了他母亲六十大寿的生日，本来把吉期定在了十一月的初一日，因一些杂事缠身，他到家已是十一月初四日。尽管错过了吉期，家人还是很高兴。他母亲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她坐在儿子从上海买来作为生日礼物的一把木质朱漆藤座靠背摇椅上，心疼地说，人来了就好，何必买这么考究的东西，路上又不好带的。在老家住了四五天，他又匆忙赶回了上海。他那时还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回那个山海之间的小城了。

最后的结局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是来年二月的一个深夜，我们年轻的主人公饮弹十枚，倒在了上海龙华的荒场冻土上。他在东方旅社被当局拘捕前的二十四小时，据说是这样度过的：

前一日的中午，在景云里吃过中饭，换上西装，对合住的朋友说要到外面开一个会，可能要住几日才能回来。晚间，去鲁迅家问版税的支付办法，鲁迅将以前与北新书局所订合同抄了一份给他。第二天上午，到永安公司右面隔墙一座三角形样式建筑的小咖啡馆里，出席左联的一次执委会。在朋友处吃过午饭，就匆匆离去赶赴三马路的东方旅社31号房，那里还有一个会在等着他。就在那里，他和其他七八个人被警察带走了，警察局的案卷上记着他的名字叫“赵少雄”。
得知他被捕的消息，鲁迅当晚烧掉了与朋友的信件，仓皇出逃，在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的帮助下，全家避居到黄陆路一家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公寓”。
后来，鲁迅这样回忆那个诀别的夜晚：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的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

刚入狱时，他还有生的念想，且对形势的险恶估计不足，以为还会有获释的可能，在狱中想方设法托人带出了两封给同乡的信。其中的一封经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的引述已广为人知：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哪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背面附字——洋铁饭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

另一封，鲁迅应也是亲见了的，但他没有抄录，或许是信中流露的强烈的求生欲望与监禁中非人的折磨之间的反差让他愤怒且悲哀，或许是信中惨苦的措辞让他不忍卒引，“赵少雄”入狱十几天后发的这封信的全文是这样的：

在狱里已半月，身上满生起虱来了。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脸膛青肿，使我每见心酸！望你们极力为我俩设法。大先生能转托得一蔡先生的信否？如需赎款，可与家兄商量。总之，望设法使我俩脱离苦海。下星期三再来看我们一次。借钱给我们。丹麦小说请徐先生卖给商务。祝你们好！
雄五日
信发出后隔了一日，我们的主人公并他年轻的恋人，和其他二十二人一道，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被当局秘密处决。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青年赵平复的爱情生活

自从嫁到赵家，这个叫吴素瑛的女人就经常梦见自己被抛弃。梦中的场景一律是在春天泥泞的田野上，下着雨，她和小她两岁的丈夫一前一后的走着，回娘家，或者是去城外的村庄为病着的儿子去请郎中。雨不大，结在草尖上像闪亮的露珠。他们不住起落的脚踢得这些水球四处飞溅。忽然她抬头，或者回头一看，那个好端端走着的男人就不见了。她哭，她喊，可是无济于事，那个男人就像一片水汽化入了天地间的苍茫之中。

她知道，时光是再也不能回转了。那一年，黄坛的元宵灯会初相见，她二十岁，他十八岁，都是花儿一样的年龄啊，她记得他会立马红起的脸，记得他把脸凑近她耳边时急促的呼吸，像一头雄性的小动物，咻咻地响。她还记得，他初次上她东溪的家，喝多了她父亲家酿的米酒，鼻尖上渗着细密的汗珠，给她的弟弟们讲除暴安良的侠义故事。真快啊，一下子就成了拖着三个孩子的母亲（还有一个他称作“我爱”的，没有照顾好，早早夭亡了，这是她一想起来就觉得对不往他的）。都这个年纪的女人了，她不再有别的奢望，只希望那个男人和别人家的丈夫一样，同出同入，点灯说话，吹灯作伴，和自己安安稳稳过一生。

可他总是不着家，先是省城读书，后来是北平上海满天下的跑，偶尔回趟家，也只知捧着一本书呆呆地出神，视她和儿女如无物。天哪，他会不会在外面有了别的相好的女人？听说城里的女学生现在胆子都大得很呢。这个念头一冒出，她把自己都吓了一跳。越是要把它按下去，越是要冒上来。结婚那么多年，尽管相伴无多，可她自信不会有别的女人比自己更懂得他：外表像绵羊，内心却潜藏着一只暴烈的老虎。她是知道他有个乳名叫“归山虎”的。她希望自己孝敬公婆的懿德终能感化这只一年到头游荡在外的老虎回家。

吴素瑛的父亲是个老童生，一生也没有考取什么功名，但这并不妨碍这个可爱的小老头以读书种子自居，并把方孝儒方正学先生成天挂在嘴上。想当初，他不也是冲着那个咸货店主的儿子是个读书人，才把女儿嫁了过去吗？现在，正是出于对文化的过于尊崇的心理，那个嫁出去的女儿嚷着要回娘家来，跟表妹们一起上私塾念书。丈夫识字，自己不识字，这在她看来已成了横亘在自己和夫婿之间最大的障碍。

老童生说，你一个过了门的媳妇，不做家务，不帮翁姑持家，反倒要回娘家读书，招人笑话哩。但终拗不过宝贝女儿，让她留下了。塾师是个老妇人，除了教些打算盘、记账，再就是如何给外出夫君写信的《女子尺牍》之类。这倒是投她所需。赵平复在杭州葛岭做家庭教师的时候，收到了妻子写来的第一封信。他后来说自己当时读信的心情，刚开始，“也似有昙花一现的甜味”，但马上——“悲哀就满浃了全身”。何至于如此呢？她后来也觉得自己太傻，怎么可以在信中直截了当地说什么担心变心不变心的话。果然他的回信是一番赌天咒地的发誓。第二封信，她学聪明了些，一边告诉他家里兄嫂反对她读书，以示自己要跟上他的脚步是多么不易，一边呢，试探着问他明年的打算。女人小小的机心谁能知晓啊，她真希望明年就随在丈夫身边，不要回这个家了。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人一到穷途，最怕你问他明天的事，果然，他的回信都带着一股怒气了：“你的明年，这四个字我早已预想过了，容易和艰难，就是痛苦与幸福所羁绊的我们未来的人生。”和女学生女友在纸上谈人生、谈未来当然是很惬意的事，可她又不是女友顾君或者李君或者柳君，能引得他的心“完全在信笺上舞蹈”，那是乡下的结发妻子呀，谈什么？怎么谈？

校园里女学生们银铃般的笑声把空气荡出了小小的漩涡，她们黑裙青衫的轻盈身影在教学楼和操场的小径上倏忽来去。这空气中到处飞扬着肾上腺激素和欲望的日子呀，这忧伤、绝望的青春期，汪静之们大胆直露得让人脸红的诗句正在校园里无耻地流行。满目的姹紫嫣红莺莺燕燕，已婚男人赵平复真要感慨自己过着的是“渣滓的生活”了。但也只是做做春梦，“从昨夜到今晚，却有两件可纪念令我心悦的事：第一，当然要算是昨夜的亲美梦，和一位——就是伊，拥抱着久长的KISS，就是醒了，还觉得全身如饮过葡萄酒，眠在爱人怀里一样。”（1922年10月26日日记）更多的时候，则是把性苦闷与婚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