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制住她离开邵洵美。她给邵留下的唯一纪念是让他也染上了阿芙蓉癖，幸亏不是太严重。1940年，埃米丽·哈恩离开上海去了重庆，搜集她正在写作的《宋氏三姐妹》一书的材料。第二年她去了香港，在那里她爱上了一个已有妻室的英国少校（此人和她养过的那只猴子同名，叫查尔斯·鲍克瑟），不久就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她和鲍克瑟被关进了集中营。1943年12月，美日交换侨民时，他们被遣返美国，定居纽约，并在那里正式结婚，从此结束了她长达八年浪迹远东的传奇生涯。
此后，在中国的经历几乎成了她唯一的写作资源。战后，她出版了自传性的《我与中国》一书，对上海期间的生活及和邵洵美的一段情分作了不少披露。邵在她的笔下成了“中国朋友Sinmay”。她描述了他对上海这座城市是多么熟悉，“每家店铺的每一块砖对Sinmay而言都是有历史的”。还有他如何驾着他“长长的褐色Nash（美国的老牌汽车公司）”，从他的杨树浦的家，经过苏州河，一直到市中心的那些诱人的书店所在地。在她生动的叙述中，邵是个“过分好奇的人”，——“他的心理就像孩子，像小狗，或像个老派的小说家，探究一切事情，从所有吸引他的东西里编织着故事”。
她还写到了富有绅士风度的邵洵美对女人的体贴，这个“有教养的美食家”和“风趣的健谈者”，在带她出去赴宴时，“他会就这道菜或那道菜讲出一个很长的故事，先是用中文讲给他的那些朋友听，然后意识到我不懂中文，就会迅速地向我解释一遍”。他只到埃米丽·哈恩工作的地方去找过她一次，“他苍白的脸和他的长袍在温和的英国记者中激起了那么大的反响，使他以后很有意识地总是约我出去在外滩见面”，——她这么回忆说——“几乎天天见面，或早或晚，多数是晚上。对他来说，时间无所谓”，“然后到了晚上，就在邵洵美的家里开晚宴，或闲谈；有时去看电影；要不就在床上读书。虽然我已经嗅到了空气中的战火，我依然非常幸福”。在她的另一本叫《潘先生》的书中，邵成了一个叫“潘海文”的人物的原型。其实这个人物的名字也是来自邵，是邵的英文笔名Penheaven（笔天下）的谐音。邵读过这个小说后，生气地发现自己在女作家的笔下竟然成了一个书呆子式的人物。
1946年夏天，邵洵美受陈果夫委派以电影考察为名来到美国，和他的旧情人（前妻？）见了一面。鲍克瑟少校很不绅士地参与了他们所有的会谈，或许他是怕妻子再来个孔雀东南飞？会谈结束时，鲍克瑟指着妻子对邵说：“邵先生，你的这位太太我代为保管了几年，现在应当奉还了。”鲍克瑟一个洋番，自然不会想到妻子如衣服这一层上去，或许真的只是想开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邵也笑笑，说：“我还没有安排好，还得请你再保管下去。”
可怜的鲍克瑟少校！他把埃米丽·哈恩一直保管到她变成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老太婆。到了埃米丽九十岁那年，他要先去见上帝了，还握着妻子的手说：你变得那么老，还能像一只蝴蝶一样飞走吗？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老娘舅”在难中
1936年春天，又一个女人在邵洵美的生活中出现了。她叫陈茵眉，这年19岁，江苏溧阳人，是来邵家做帮佣的。这个乡下来的姑娘身材高挑，一双眼睛黑亮有神。时日一久，邵少爷难免不心动。比之夫人那朵富贵花，陈姑娘这朵乡野小花自有她的动人风情。可是夫人不高兴了，吵着要回娘家住，倒不是因为丈夫太花心，他和埃米丽·哈恩搞得那么粘乎她就从来没有闹过，而是觉得他找个丫头也太掉价了。有说客劝道，夫人啊，男人三妻四妾又不是什么稀罕事，你的公公，在外面不是也有好几个小公馆吗？再说丫头有什么不好，丫头更体己。于是少爷如蒙大赦，又筑爱巢。几年里，她就为他生下了三男一女。
“八·一三”的战火烧进了上海，也烧掉了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幸亏之前他已在埃米丽·哈恩的通融下，把重金购置的印刷机拆零搬到了租界。那时，邵洵美已住到了印刷厂附近的麦克利克路。上海一沦陷，他就搬到了霞飞路，就是现在的淮海中路。这里虽说有二十多间相互比邻的二层小洋房，但屋子又小又矮。邵洵美一家住的房子有底层二间，楼上二间，统共四间。三子五女，再加上女佣和借住的表弟，也挤轧得很。说是逃难，邵洵美还是带了好多书，摆满了靠墙壁的一排书架，仍容纳不下，连地板上也堆满了……
一个习惯了西式早餐和英式下午茶的人，置身于呛人的油烟味和嘈杂的市井声中，过的又是一种提心吊胆“灯火管制”的日子，邵洵美觉得再这样下去真要发疯了。他的烟瘾越来越大，常常一抽就是好半天，白净的指节也熏黄了。不知道这样的时局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变好。他有一首未曾发表的诗，标题《一个疑问》，正是那时候苦闷心情的记录：
我的中年的身体，却有老年的眼睛，
我已把世界上的一切完全识清，
我已懂得什么是物的本来，事有终始，
我已看穿了时光他计算的秘诀，
我知道云从何处飞来复向何处飞去，
我知道雨为什么下又为什么要停止，
……
我始终想不明白现在这一个时局，
究竟是我的开始还是我的结束。
孤岛的空气是令人窒息的，邵洵美无论如何是忍受不下去了，他决定单身去内地，重庆或者武汉，安顿下来后再来接家人。
当时淞沪区域的战事告一段落后，日军的势力尚未进入租界，黄浦江中还有几艘英商的太古、怡和轮船，定期往来香港上海两地，军政界的闻人和有钱的商人，都乘搭这些商船逃到了香港，或由香港转往内地。邵洵美非官非商，一个破落户的子弟，自然不会有人送他船票安排他离开，要走也只有自己走。他是转道杭州走的。当时许多投机商、走私客贩运货物来往，日本军方也需要各种物资从内地运来，故开放了沪杭与内地之间的一条秘密通道，是从皖浙交界的场口，再转往后方各地。场口设有关卡，来往的货运车辆很多，也有跑单帮的散客。邵洵美顺着这条路而去，没想到在屯溪出了事。
屯溪位于安徽南部，新安江的上游，新安江航运与皖南公路的交接点，是皖南山区茶叶、竹、木材等物产的集散地。邵洵美一到屯溪，就被军统的人留住了。其中有一个是他远房的外甥，一直来劝说“老娘舅”留下来为党国做事。因为军统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需要懂外语的人。软禁中，虽然每天都喝着清香的“屯溪绿”，但因为前途莫测，邵洵美一点也轻松不起来。绝望之中他想到了欧游时的一个狗友，此人名叫张道藩，已由国民政府的交通次长升任国民党的中宣部长，此事何不请他出面疏通？邵立即拍电报、写长信到重庆。等到疏通上路，他已在屯溪这个地方羁延了三四个月，人都混得脸熟，那些军统们也都叫他“老娘舅”了。这真是让他啼笑皆非。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奶油老虎与两点声明
办杂志，搞出版，社交，写诗，给人的感觉好像邵洵美有着用不完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事实上他也一直靠金钱支持着这所有的努力。结果是他用光了他所有的资产，战争还没结束就差不多变成了一个穷人。这时候他想起早年一个算命的说他四十岁后会有大财运的话，真是命运无情的嘲讽。
解放了，他自愿向新的人民政府上缴了他的印刷厂和所有的印刷工人（时代印刷厂的机器全部由北京新华印刷厂收购）。然后他来到北京，先是住在东交民巷的中国旅行社，后来在景山东大街租了一处幽静的平房住下。他现在的身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编外翻译，稿酬每月二百元，可先预付。据说这差使还是夏衍举荐的。当年邵洵美曾接济过夏衍。大约是1928年他办“金屋书店”的时候，有个朋友对他说，有个叫沈端先的，是你的同乡浙江人，刚从日本回来，生活无着，你是不是可以给他出版一本书，接济一下。邵洵美接下沈端先翻译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北美游记》后，即拿出五百元付给了沈。沈端先，就是后来的夏衍。在北京，邵洵美受到了旧日一些知交的热情接待，本想多住些时日，但北方干冷的气候使他的哮喘病发作，不得不返回了上海。朋友贾植芳记述了邵洵美南归后不久出现在南京路一次酒宴上的样子，“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脸上，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那天他穿的是一件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着，神情却又是泰然的。
那段时间的四川中路上出现过一家时代书局，印行过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考茨基、希法亭等人的书，大半属于第二国际的人物，受到党的意识形态领导的批评，这家短命的书局很快就消失了。有传言说书局的出资老板就是邵洵美。
这么磕磕绊绊着到了1958年，邵洵美的麻烦又来了。先是隔三差五被叫去问话，审查，后来干脆就拘在了狱里。战乱时他在屯溪的三五个月的停留成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要他讲清在这段时间做了什么，有没有为军统工作。还有他在欧洲时和张道藩、谢寿康（曾任国民政府驻梵蒂冈大使）结为把兄弟的事，也都一并抖了出来。这些问题不说清，他就免不了潜伏特务的嫌疑，把牢底坐穿也不能回家。
城里刮起了集体化的风，让居民吃公共食堂。邵洵美全家被勒令从淮海中路的住房搬出，房子被征作了居民委员会的公共食堂。
房屋被征用了，家里的东西也要全部出清。邵夫人只好清理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分散寄存到亲戚朋友家。一家人也作了鸟兽散，女佣解雇回乡，儿子和女儿住在工作单位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