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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防化学兵部，军，省军区，二级军区海、空军，一级军区公安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海军指挥学校，海军青岛乙级基地。
师（旅）：军分区，二级军区公安军，舰艇支队，空军航校。
团：地区（市）兵役局。
营：县（区）兵役局。
连：航空兵中队。
另根据苏联军事顾问意见：首次授衔应压低一、两级，为以后晋升留余地，不过谁也没想到将官居然10年不晋升。
按照1953年由总干部部拟制的《军衔条例（草案）》提出各级军官基准职务的编制军衔：
一级军区司令员：大将、上将；
兵团司令员：上将、中将；
军长：中将；
师长：少将；
师参谋长：大校；
团长：上校；
团参谋长：中校；
营长：少校；
营参谋长、独立连连长：大尉；
连长：上尉；
副连长：中尉；
排长：少尉。
在正式实行军衔制之前，国防部于1955年5月20日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编制军衔表》（简称《编制军衔》），规定了兵团司令员以下各级职务与上将以下各级军衔的比照标准，明确了编制军衔为一职一衔或一职两衔：
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长、军兵种司令员、政委授予上将至大将军衔；
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后勤部副部长；沈阳、北京、南京、济南、广州、昆明军区司令员、政委；军兵种副职；军事、政治学院副职；兵团司令员、政委授予上将至中将军衔；
新疆、西藏、成都、兰州、武汉、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政委；其他军区、兵团副职；军兵种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区海、空军司令员、政委授予中将至上将军衔；
军长、政委；省军区司令员、政委；新疆、西藏、成都、兰州、武汉、内蒙古军区副职；其他军区、兵团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授予中将军衔；
新疆、西藏、成都、兰州、武汉、内蒙古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区海、空军副职；海军二等基地司令员、政委；其他军区、兵团、军兵种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直属部部长授予中将至少将军衔；
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横空出世（4）
新疆、西藏、成都、兰州、武汉、内蒙古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兵团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军区海、空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省军区副职；副军长、副政委、军参谋长、军政治部主任授予少将至中将军衔；
师长、政委；省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分区司令员、政委授予少将至大校军衔；海军水警区司令员、政委；总部各下属处处长，军兵种司、政、后下属部（处）长授予大校至少将军衔；
副师长、副政委、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省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军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授予大校至上校军衔；
军区海、空军司、政、后下属处处长授予上校至大校军衔；
团长、政委授予上校军衔；
师副参谋长、总部一级参谋、助理员授予上校至中校军衔；
军司、政各处处长，军兵种及部分军区科长授予中校至上校军衔；
总部、军兵种的副科长；军分区各科科长、二级参谋授予中校至少校军衔；
师司、政各科长，军司、政各副处长，200床位医院院长、政委授予少校至中校；
营长、教导员，空军大队长，团副参谋长、后勤处主任，三级军舰舰长、三级参谋授予少校军衔；
师后勤各科科长授予少校至大尉军衔；
空军团领航主任，四级门诊部主任授予大尉至少校军衔；
连长、指导员授予上尉至大尉军衔；
四级舰艇长，五级参谋授予上尉军衔；
空军大队军械、特设主任授予上尉至中尉军衔；副连长、副指导员授予中尉至上尉军衔；
五级舰艇长，空军中队军械、特设、机械师授予中尉至少尉军衔；
排长授予少尉至中尉军衔；
空军副驾驶，50瓦电台台长授予少尉军衔。
由总干部管理部和总政干部部负责提出名单的少将至上将共有1000余人。他们绝大部分入伍于红军时代，也有少数人入伍于抗日战争时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及起义将领。他们战争年代在不同地区作战，立下了战功，为革命事业和军队建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建立后，任职和级别有高有低，德才表现也有差异。在评定军衔时，对这1000多名部队骨干，如何能做到公平合理，基本上符合本人状况，从而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增强党内和军内的团结，是一件意义重大而又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
彭德怀、罗荣桓等主管评衔的领导人，在评衔过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公道合理、实事求是，又照顾五湖四海的原则。对每人应授什么军衔，主要是根据现任职务，对军队建设的贡献、战功和现实德才表现，并适当考虑个人资历，同时又作全面衡量。罗荣桓要求干部部门按上述原则，首先选出各类人员的标杆，然后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反复进行衡量比较，最后提出评定军衔等级的意见。对于拟授予中将、上将的234人，罗荣桓亲自主持逐一研究讨论。有了问题随时向军委请示，然后由他亲自提出名单。少将这一级的评定，罗荣桓委托赖传珠、徐立清和萧华、王宗槐等负责，遇到难以确定的问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商解决。
评衔时多种因素都在起着作用，既不是纯粹的“论资排辈”，也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评衔很重要的依据是干部当时的级别和职务。级别基本上按1952年干部评级的结果，职务很显然是考虑1955年授衔前所担任的职务。但相对来说，军衔更依据级别，因为级别主要是一个干部资历和功绩的象征。一般情况，资历深，功绩大，级别就高；不过，也有资历深，功绩小，级别低的情况。同样，级别高，职务也不算低，所以，级别与职务大都能配套。但由于每个干部各自的情况不同，不能完全按当时每人的职务和级别机械地套衔。因此按职级评衔存在一定的伸缩性。例如一些将领因参加革命工作或参加革命军队较晚，在评衔时级别相对略低，但他们在战争年代，尤其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时贡献大，职务提的也快，达到了评衔所规定的职务标准，那么在评衔时就要适当放宽条件。所以，同为少将，有正师级的，有军级的，还有准兵团级的。另外，有一些将领的级别高而评衔相对偏低，还有少数干部资格较老，有重大战功，但历史上又屡犯错误，评衔也不可能太高。
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横空出世（5）
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军委的《军衔指示》规定：“有些干部的级别如确实偏低，在评定军衔前未及调整或者过去尚未确定级别，在评定军衔时应予适当调整和确定，以便统一地依据其级别适当评定军衔等级和合理地解决其待遇问题。有些干部的级别如确实偏高，在评定军衔时，对其军衔等级应根据具体情况，与一般干部的军衔等级适当拉平。”总干部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规定：有些干部政治品质不好，其军衔等级可降低评定；个别干部在革命斗争中曾建有特殊功绩或有特殊代表性者，亦可根据其现有级别酌情评为高一级军衔；有些干部职级悬殊过大，影响到军衔评定过低者，应参照编制军衔适当提高评定，一般以不低于其所任职务编制军衔三级为原则。
按规定，授予大校军衔者多数是1952年被评为正师级的干部，也有少数抗日时期入伍的准军级和个别副军级干部，还有少部分红军时期入伍的副师级干部。全军首次被授予大校军衔的不足1300人，占准尉以上人数的％，仅为少将人数的倍，可见大校的授衔条件相当严格。
在实际工作中，为了认真执行规定，罗荣桓还亲自找一些干部谈话，做好说服解释工作，说明原委，引导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照顾大局，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还有起义、解放的原国民党军官的授衔问题。1955年1月中旬，在总干部部召开的“全军军衔奖励工作会议”上，与会者提出，“起义军官开始评定的级别，都是按其起义时的职务评定的，一般都偏高，有的以后调到学校当教员，级别与职务已不相称，如仍以原定级别来评衔就不够妥当了”。总干部部认为，“这是涉及政策性问题，必须慎重处理……报请军委审查后再作确定”。
不过，早在1952年11月26日，总干部部向中央军委请示报告过起义军官授衔的问题。报告说：“起义中的领导人物，如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等均已评为正兵团级，在实行军衔制时应按党的政策须予照顾。但如照顾过多，似不合军衔的原则，因为起义部队中尚有部分军官‘吃饭不做事’也干不了事的人，我们认为应提前转业予以安插，否则实行军衔制时其军衔等级难以评定。至于已经改造较好，仍在部队服务者，应与我军所有干部一视同仁地按评定标准授予其军衔。”
1955年1月和3月，两次干部工作会上都又郑重其事地研究确定过这类人员的评衔原则，总的精神是：“对起义军官，凡已评过级，或虽未评级但符合授予军衔条件者均评定军衔。对解放军官，如原系旧军队的尉级军官，经改造后参加我军工作，已经评过级，又符合授予军衔条件者，均评定军衔”。“如原系旧军队中的校以上军官，一般不授予军衔，个别特殊情况需授予军衔者，应由各大单位党委研究，呈报国防部审批。”
1955年4月1日，总干部部在《补充规定》中对“起义或解放”有一个界定：“是指自解放战争以来起义或解放入伍的旧军队之军官，不包括抗日战争时期起义和解放入伍的人员。”建国初期人民解放军的干部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国民党部队的起义和解放官兵，据实行军衔制度前夕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