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底，在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上，罗荣桓以基层政工干部的身份当选为红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当选委员的三项基本条件是“政治观点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
罗荣桓的一贯表现和在古田会议前后的作用，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在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在散步时，指着恰好从一旁走过的罗荣桓，对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是一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毛泽东这句话，既对罗荣桓是一个褒奖，同时，又提醒毛泽东自己，对罗荣桓这样的干部是要委以重任的，不能再耽误了。
作为毛泽东的嫡系将领，罗荣桓在关键时刻经受了考验。在毛泽东领导初创的红军顺利发展的时候，罗荣桓坚决贯彻实施毛泽东提出的建军原则，而且做到不露锋芒，即使没有脱颖而出，也是沉静稳重地工作；在毛泽东身处逆境，失去权力的时候，罗荣桓则挺身而出，更加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就需要坚强的意志和敏锐的洞察力。对于罗荣桓的坚强党性，毛泽东在困境中看得更清楚了，以知人善任著称的他，从内心对罗荣桓发出了“发现晚了”的慨叹。
从此，随着我党和我军在顺境与逆境中曲折地艰难前进并发展壮大，罗荣桓也随着毛泽东的升迁而升迁，随着毛泽东的降职而降职，不断地成长发展起来。
此后，罗荣桓先后担任红四军政委、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荣桓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翌年末，他率部挺进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先后任115师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罗荣桓负过枪伤，从1942年起又患上了严重的肾病。由于根据地医疗条件太差，罗荣桓强撑病体，常常坐在担架上坚持工作。他对夫人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到那时，死也瞑目了。”
1945年夏，考虑到罗荣桓伤病交加，中央派人去山东接替他的工作。因日本投降形势突变，罗荣桓随即又强撑病体率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进军东北，先后担任东北*联军副政委、东北野战军政委，参加领导了解放东北和后来进军关内解放平津的作战。
对于罗荣桓在山东的功绩，毛泽东在1962年曾有过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北占东北，南下长江。
1946年夏，他因病情加重被党组织送到莫斯科治疗，苏联医生切除了他的左肾，并建议他修养三年。罗荣桓心系东北解放战争，谢绝了医生的建议，刀口刚愈合便回到东北战场。直到1963年上半年，罗荣桓仍然抱病坚持工作。正如他经常所言：“有一份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罗荣桓被任命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春又出任新中国首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不久，又兼任总干部部部长。
1955年，主持评定军衔工作的罗荣桓也不同意自己出任元帅，因为他一直从事政治工作，自觉无甚军功。
然而，毛泽东坚持罗荣桓上选，他说：“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典范，他是秋收起义以后上了井冈山的老同志，几十年从不为个人名利争短长，他协助*同志在解放战争中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毛泽东回忆红军时期的艰难岁月，发自内心地说：“同我相处这么多年，就是一个罗荣桓，还有一个*。”他一生也只写过两首怀念战友和亲人的诗，其中一首就是《吊罗荣桓》。
“北方帅星”徐向前元帅（1）
全军首次授衔，毛泽东带头不要大元帅军衔，许多转业到地方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的同志也不要元帅或大将或上将军衔。与此同时，已经决定授予军衔的一些高级将领也虚怀若谷，提出不要军衔或降低军衔。军内第一个提出让衔的是徐向前元帅。他谦逊地说：革命已经成功，这是最重要的，个人当不当元帅并不重要。他给毛泽东专门写信，提出不要军衔。毛泽东则明确批示，作为一个方面军的代表，元帅里面绝对不能缺少徐向前同志。
正如毛泽东所说，徐向前是一个方面军的代表，这就证明他在军内的历史地位很高。在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阶段，徐向前就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军事人才。从资历和学识来看，黄埔军校是一个标杆，因为这是国共合作时期办的第一所革命的军事院校，所有国共双方的军事资源都在这里。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就证明他的军事起点相当高。再从黄埔学生毕业后的成就来看，徐向前早期发展很快，可谓少年得志，军事才华得到了充分认可。因为他在红军时期的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时，就担任了方面军总指挥。仅仅单纯从数字上看，就创造了两个第一。是国共两军的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当上方面军军事主官的人；年仅30岁，就成为最年轻的方面军总指挥。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黄埔生任职最高的是胡宗南，是第1师师长；共产党军队中的黄埔生任职为师长的是陈赓，在徐向前麾下任红12师师长。不过，黄埔第四期的小弟弟辈中，*冒升的很快，担任了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军团长，但是职务仍比徐向前要低。
徐向前虽然不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但他是由中央于1929年6月派遣到鄂东北，担任红四方面军最初的前身之一红31师副师长的。学历和军事素养最高。此时，王树声、徐海东、倪志亮等人都是团长。几个月后，徐向前升任师长，1930年春又升任红1军副军长，1931年初担任扩编后的红4军首任参谋长。直到1931年秋，徐向前升任红4军军长时，倪志亮才由团长升为师长，王树声升为副师长，徐海东仍是团长。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时，徐向前担任总指挥，倪志亮和王树声则分别担任红4军两个主力师的师长，加上不久从中央派来的陈赓担任了红4军第12师师长。其他师级干部有方面军保卫局局长周纯全、彭（湃）杨（殷）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傅钟。团级主官有团长徐海东、王宏坤、许世友3人，团政委有李先念、张广才、袁克服3人。直到1936年11月红四方面军撤销，徐向前始终担任方面军总指挥。所以，在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开国将帅中，没有一个人的资历和职务超过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人事大权虽然基本上掌握在张国焘手中，但徐向前一直担任红四方面军最高军事首长，主管行军打仗。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连续4次反“围剿”斗争中，徐向前头两次是作为军参谋长协助领导进行工作，取得了胜利。后两次，徐向前是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红四军军长，组织指挥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等著名战役，大量歼敌。其中苏家埠大捷是红军时期最成功的围点打援的第一个模范战例。
1932年10月，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的领导率部转移，原来已经发展到4万余人的队伍，只剩下2万多人。面对的是国民党10余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徐向前率部历尽千辛万苦，行程3000余里，战斗数百次。到1933年初，终于在川陕边界找到了立足之地。
“北方帅星”徐向前元帅（2）
徐向前在这里抓了三个月的大练兵，然后，发动了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战役和宣汉达川战役，歼敌2万，缴枪万件，还缴获了敌人的兵工厂、被服厂等等设备。他利用这些缴获的武器，投入到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六路围攻”之中，蒋军出动20万兵力，而红四方面军仅有6万人。徐向前连续运用“紧缩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方针，分为东西两线，经过10个月的战斗，红军以伤亡2万人的代价，歼敌8万多，缴获枪弹及装备无数。反“六路围攻”是红军战史上歼敌数量最多、缴获武器最多的一次战役。1934年10月，徐向前又指挥了著名的万源保卫战。
1935年春，徐向前奉命率部长征。嘉陵江战役是红四方面军战略处境上的一个转折，徐向前功不可没。在所有红军将领中，徐向前是指挥过的部队数量是最多的，指挥红四方面军8万雄师，达到军事指挥才能的辉煌时期。6月，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前夕，徐向前麾下的红四方面军团以上领导众多。他们在1955年授衔时的情况如下：
大将1人：王树声（方面军副总指挥）。
上将10人：王宏坤（方面军副参谋长）、傅钟（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谢富治（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周纯全（方面军后方纵队政委）、许世友（红4军军长）、王建安（红4军政委）、洪学智（红4军政治部主任）、王新亭（红9军政治部主任）、陈再道（红4军第11师师长）、陈锡联（红4军第11师政委）。
中将36人：军团级：倪志亮，军级：詹才芳、程世才、李天焕、徐立清，师级：杜义德、郑维山、王近山、吴先恩、张才千、胡奇才，团级：王必成、孔庆德、皮定均、刘 飞、刘昌毅、杨国夫、李成芳、吴瑞林、张贤约、陈 康、陈庆先、范朝利、周希汉、周志坚、秦基伟、聂凤智、钱 钧、徐深吉、徐斌洲、陶 勇、鲍先志，营级：张仁初、张祖谅、曾绍山、滕海清。
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想违背中央的“北上“方针，率部南下另立中央。徐向前受命向毛泽东汇报张国焘的南下意见，毛泽东坚决指出：“北上方针，绝对不能改变。”徐向前表示赞同中央的决定。
两军会师之后，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8月，中央军事工作会议决定，红军分成左右两路行动，左路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右路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中央机关随右路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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