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把那位青年妇女拉到一个水桶前，逼着她喝桶里的脏水。当她喝不下去的时候，两个警察就把她按倒，揪着她的头发给她灌水。
那位青年妇女半昏迷地躺在地下，肚皮胀得很大，四肢无力地平伸，痛苦地呻吟着。
警察把她拖起来反缚在柱子上，用长竹板狠毒地抽打她隆起的肚子，每抽打一下，水就从她的嘴里和肛门里溢出来，一直把她打得昏死过去。
拷打结束后，辉命令警察把那位青年妇女拖回牢房。
“你考虑好了吗？”辉盯着杜氏情问道，手里来回颠着一把匕首：“你是不是想每天都尝受那种滋味呢？”杜氏情没有抬起头，似乎根本没有看到刚才的情景。“即使你们杀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们！”她低声然而很坚决地说。
辉狡黠地笑了起来：“你以为我们会让你这么痛快地死去吗？在你断气之前，我们要给你尝遍各种苦头，慢慢地折磨你，让你自己招出口供来。”
“看来这个越共婆娘病得很重了。”他对阮文新说：“我们先给她治病吧。”
杜氏情已经没有力气进行反抗了，辉和阮文新把她拖到刑讯床上，给她注射了烈性空孕催乳素。
从那天起，他们每天给杜氏情和同她一起被捕的两名女游击队员注射两次空孕催乳素，并在给她们送去的饮食和饮用水里也渗有促进乳房发育的甲地孕酮口服液，导致子宫阵缩兴奋的垂体后叶制剂和激敏激酞类药物。同时，她们还被定期以审讯为名带到刑讯室去检查药物产生的反应和效果。
果然，这几名在严刑拷打中表现出顽强毅力的妇女被注射药物之后，每次被带到刑讯室的时候都显出惶惑不安的神色。尽管她们极力抑制着性欲的冲动，可是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她们表情和动作的流露。她们低垂着头，脸上泛起红晕，双腿紧紧地夹在一起，竭力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
这种情形使辉和阮文新非常高兴。他们开始加大药量，每天把她们带到刑讯室以至室外去侮辱，还不时地让几个警察在旁观看。
不久，她们几乎无法再抑制住自己。尽管她们以顽强的意志不使自己在失语中讲出越共的情况，但是已经表现得非常沮丧了。
八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杜氏情又被带到刑讯室。这次等待她的，除了以往的注射和凌辱以外，还有五名粗暴野蛮的越南警察。
为了进行好半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审讯。阮文新在每天给杜氏情的饮食中加入导致子宫痉挛收缩的麦角流浸液。然而，当杜氏情发现了他们对她使用催情药物之后就开始抵制给她送去的食物和水。因此，辉和阮文新只好每天以电刑威胁她，强迫她进食。
杜氏情一直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剧痛，拒绝挤出奶水，迫使辉不得不派两个警察每隔三个小时用吸乳器将她的两只乳房抽空。
那天午饭时，杜氏情发现在饮食中有稠状膏体物质，便把饭倒在门边。辉命令两个警察揪住她的头发，掰开她的嘴给她强行灌入。杜氏情挣扎着、哭叫着，奶水在挤压中浸湿了衣服，最后她还是被身强力大的警察灌下了掺有药液的食物。
由于连日下雨，五号刑讯室里散发着潮湿憋闷的气味。在电灯光照射下，杜氏情已经被剥得一丝不挂反缚在柱子上，她肥硕的乳房紧张地向前挺出，并随着她的扭动而颤抖，两只深褐色的奶头坚硬地勃起几乎有一英寸高，周围的乳晕也隆出了乳房。
辉把她垂及臀部的长发分开绕到柱子后面捆牢，使她的头不能左右摆动，然后开始用手在她的乳头上来回蹭磨，用极其下流的手段侮辱她。
“我们应该把这些越共女人集中到一起开办人奶公司。”辉侮辱着杜氏情：“然后取出她们的奶水制成奶粉出口，或者换取轰炸机。”他以手托起杜氏情沉甸甸的乳房摇晃着：“你不坦白我们也有办法消灭那些越共分子，你却只能像奶羊似地被关在这里，每天由警察从你身上挤出你的奶水。以后，我还要让你在这里卖淫，门口立一块牌子，于是就会有大批人跑到这里来。”
杜氏情显然没有听到辉的威胁，剧烈的胀痛使她皱起眉头，痛苦地呻吟着。
她已经不再是那样坚强的越共干部了，药物的作用使她的意识受到了阻碍，此时的她除了强烈的渴望着那种变态的需求之外，再无法控制住她的理智了。
接着，我看到了越南警察对女犯人进行刑讯最残酷的一幕。那场景是人们对同类的肉体进行摧残的最极端的行为的表露：五个粗壮的越南警察在我面前毫无羞耻感地脱去衣服，围在那位可怜的妇女周围，一面下流地侮辱她，一面轮流上前对她进行奸污。
杜氏情的脸色涨得红紫，表情异常激昂，目光恍惚地大声呻吟起来，竭力摆动着被头发拉住的头部。然而，此时辉却冷漠地坐在审讯桌旁，不时对她发出询问，同时记录下杜氏情在亢奋下说出的谵语。
不知道经历了多长时间，杜氏情的呻吟声渐渐弱了下去，最后一个警察狞笑着从她的身边离开。
在药力强烈发作并得到满足之后，杜氏情恢复了理智，意识到辉的这次“特殊审讯”。
她流下了眼泪，用愤怒的目光盯着指挥蹂躏她的辉和阮文新。
辉不以为然地站起身，拿着那份记录材料在她眼前晃着：“你已经主动讲出了越共分子隐藏的地方。”他说：“如果你现在肯写一份悔过书，就可以立刻不受这种罪。我保证把你送到医院治疗然后释放你。”
杜氏情想动一下头部，但是被紧缚的头发拉住了。她愤怒地斥责辉采取的卑鄙手段，咒骂他是下流的恶棍。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她亢奋谵语时泄露出来的重要情况。
“看来你一定要自寻死路了。”辉残忍地笑着。
他让阮文新给她注射一剂烈性催情剂，然后命令那五个警察把杜氏情从柱子上解下来，带到另一间刑讯室去继续进行蹂躏。
“虽然达到了目的，”我对辉说：“但你不觉得这种方法太过分了吗？她毕竟是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呀！”
辉把材料装进档案袋里，然后抬起头看着我。
“她杀死过三个村长！”辉不无愤慨地说；“我们这样对待她并不过分。在她指挥越共分子杀死地方官员的时候，她并不是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女人’。如果你落到她的手里，我相信她会用比我们更残酷的手段杀死你的。而我见过许多被他们杀害的官员和士兵，那样子并不比今天更好。所有的尸体都被越共分子弄得肢离破碎，用这种办法来恐吓其他的政府官员和士兵。在从事那种事的时候，他们却十分巧妙地从广大平民的角度出发，使平民对他们杀人行为甚至感到理解，而那些被杀害的政府官员和士兵则往往蒙受一些捏造的、然而很容易使平民相信的‘罪状’。”在当时，似乎平民杀掉政府官员的行为是值得称赞的，而政府则必须束手待毙。事实上，这种观点在大多数平民中非常具有煽动性。
至于像辉和阮文新那样将一些至少是违反文明的刑法加到被俘的敌人身上，对他们进行药物和其他人类发明的对人类施行自残的方式的实验，并从中获得畸形的自我满足，无论在哪一个阶层，包括以人民自居的共产党内部，都俯拾即是。人类心态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客观允许的时候）都会随时出现在各种场合。他们所实施的行为从道义上看是应该予以谴责的，但问题就在于，有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或者不愿意对此进行那样的谴责，因为他们那些人是在为我们进行工作，而且竭尽能力地工作着。
尽管他们自身有许多无法避免的缺陷和过错不时地困扰着我们。
如果我们应当对辉和阮文新予以谴责，那么我们对于发明更具备杀伤能力以至毁灭性核武器、化学武器的那些人和制造像电刑、橡皮衣、镣铐等更具备普遍性的折磨人类工具的那些人，是否应予以同样的谴责呢？
在顺化市警察局发生的一切，只是野蛮与文明交织的一个部分，那一类的事情每一个时刻都在世界上发生着，并将继续发生。许多善良的人曾经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制止那类的事情，结果都归于失败，残害人类自身的行为仍然极为普遍地滋生繁衍，嘲笑地面对着令我们骄傲的现代文明和毫无根据的乐观态度。
1969年11月15日，华盛顿爆发了三十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反战游行示威活动，使得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决定了从越南共和国撤走美国军队。一年之后，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开始与北越进行了秘密会晤。
这一个时期，阮文绍总统的控制显得更加软弱无力了，五分之三的土地已经沦丧，以至在南方出现了实际上为北越控制的“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与之对立的局面。西贡的秩序又像五十年代中期那样混乱起来，枪击、抢劫、强奸和纵火案件日渐频繁。
西贡到处都似乎处于戒备状态。带刺的铁丝网和漆成白色的汽油桶把饭店和其它建筑物围了起来，士兵们在街上闲逛或者靠在作为路障的沙袋上休息。到了晚间，电压总是不够用的，在最好的时间里，电灯泡所发出的光线也只有瓦数的一半左右，而大多数人晚上就靠着这种昏暗的光线来用餐和交谈。
西贡市区以外经常发生小股越共在夜间袭击政府军的事件，我见到一些田地边插着可怜的指示牌，上面这样写着：“请尽可能地避开田地打仗！”有一次，我乘坐的公共汽车被越共分子截祝他们把乘客都赶进丛林中，向他们收税并讲演党内共产主义的理论课。我谎称是法国教师而被当作平民赶进了树林同其他人一起听他们的讲演。那个讲演的越共激动地挥舞手臂，机械地重复几年前越共传单上的话，号召吓得发抖的乘客“团结起来，与帝国主义斗争！”像其他越共分子一样，他始终诅咒美国企图把越南当作它的殖民地。
相比之下，西贡的色情行业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外国的游客都避开这块枪弹横飞的土地而涌到泰国或者马来亚或其他国家去了。原来从事色情行业的娼妓们此时即使只收五十元南越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