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她简直像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听凭了可悲的命运的安排，终日忍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一切都明白了，我甚至还猜到配制这种把女人当作牲畜来糟蹋的药物的“药剂师”的名字。
“多依拉，”我叫着她的柬埔寨的名字：“你知道陀陀古跳舞场从哪里搞来这种药物的吗？”
“你说什么？”她说话含糊不清了，脸上又现出迷惘的神色，她的两只乳房也再一次膨胀起来，粘液涌出她的下身，沿着她大腿的内侧淌了下去……我知道，一定是药物的效力使她再度进入了不能自持的亢奋状态。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由于药物促使性亢奋的反复发作，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使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因难以满足的情欲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在医学上称为nymbhomania（女子性淫狂）的荡妇。
1966年6月29日，美国空军第七航空队出动喷气式飞机轰炸了北越首都河内和重要港口海防的油库，作为对北越的一次报复。河内的油库已经被夷为平地，海防百分之八十的设施也被炸弹所摧毁。
“美国人早就应该对北越进行这样的轰炸。”我的越南同僚们认为美国人似乎终于觉悟了。
“那么，你们在北方的同胞会怎么看呢？”我问。他们愕然地望着我，感到很奇怪。
作为一名美国军事顾问，我是不便同他们过多谈论他们不懂，而且也不想讨论的问题。然而见到越来越多的事实，使我的确对美国帮助南越政府进行这场战争的性质产生怀疑。在这个国家里，邪恶似乎可以找到借口，是不得已的行为。当然，使我最不可理解的就是，有些越南人竟把残害自己的同胞当成一件乐事，甚至陷入一种疯狂的状态。
十几年里，我见到了无数他们的同胞被他们以极其残酷的方式紊宝了，各地的监狱继续暴满，而在社会中的残暴行径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本段中“紊宝”一词原文如此，可能系印刷错误。——South Guo注）当我把陀陀古跳舞场舞女注射空孕催乳剂的事情告诉民之后，他笑着对我说，那个名字叫“绒”的舞女自称刚刚生过孩子，不肯向他吐露实情。“美国人对这种事情还会感到惊奇吧？”他问。
“我个人确实如此。”我回答道：“总而言之，越南人对妇女的虐待似乎远远胜过了他们对战争的研究，这使我感到越南妇女遭受的苦难过于沉重了。”
民听了我的话并无反感，甚至饶有兴致地对我讲起了他与绒苟合之事：他告诉我，绒已经二十九岁了，在她的丈夫被越共打死之后，才从事这种生涯的。
“为什么警察局没有接到过一份对用药物摧残她们的控告呢？”我问：“那些被害的妇女自己甘于忍受这种折磨，还是别有什么缘故呢？”
“这种控告也收到过。”民若无其事地说：“但没有几天，不是控告人自己收回指挥，就是以控告人意外失踪而结束。所以警察局即使收到了这类控告，也不会过问的。”
“那么，你的意思是那些妇女因为受到黑社会组织的威胁而不敢控告，否则便会遭到匪徒的杀害吧？”
“其中大部分人根本没有想到过要举告，因为知道那是没有用处的。另外，西贡各酒吧和舞场的老板都与教派武装或者有背景的地下组织有关系，即使警察局出面干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何况对那些娼妓。”
民谈起了西贡教派的武装和黑社会的帮派组织。他说，政府和警察在市民中并没有什么声望，而高台教、和好教、平川教却可以直接控制他们在市民中的影响，甚至能够挑动一次大规模的游行或者械斗。西贡的黑社会组织大都与这些教派有关，经常进行暗杀、绑架等恐怖活动，所以市民非常惧怕他们。平川教有一个极为残忍的组织，就是众所周知的青林帮。青林帮主要进行贩毒、绑票等犯罪活动。警察几次与他们发生冲突，但都毫无结果。与青林帮平行的还有一个叫作“天地会”的恐怖集团。这个组织主要由堤岸的一些中国侨民组成，是一个成立较早的专门从事暗杀的匪帮，后来扩展为有许多越南恐怖分子在内的庞大的集团。在日内瓦公约签订之前，至少有二百多名法国人被这个组织暗杀。
在兰斯代尔上校主持中国情报局在越南的工作期间，我同许多教派组织的头目发生过接触，如农村武装高台教的郑世明将军、平川教派的领袖释智光等人。然而，当时我的主要目地仅限于协助吴庭艳总统与这些教派武装达成停水协议，所以对他们的内幕并不十分了解。自从阮文绍将军执政以来，许多教派武装都投靠了越共并把枪口直接对准了共和国的军队，另外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因此，美国在一方面加强对北越轰炸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绥靖工作的进行。在我把有关阮文新的情况报告给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几天之后，理查林站长指示我以个人的身份对此进行秘密调查。
1966年7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天正下着小雨，整个西贡好像都凝聚在一种忧郁的气氛中。我步行来到位于馆市的左关医院，走进那栋浅黄色的大楼。
医院的走廊里空空荡荡的，只有急诊室里停放着两辆载着病人的活动车，他们的家属在低声对大夫说着什么。一位中年的值班护士走过来，她把我当作了病人，请我到美国顾问专门诊室去。我告诉她我要见阮文新大夫，她让我坐在候诊处的椅子上等候，然后去挂了电话。十几分钟之后，身穿白衣的阮文新走了出来。
阮文新见到我显得非常高兴，立即把我带到他的一间私人办公室。一进门，我就看到阮文新的办公桌旁坐着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越南人正在吸着纸烟。他在我进门的时候，已经从椅子上站起身，向我迎了过来。
“你好，莫尔上校。”他握着我的手说。
原来，这个身穿警官制服的男人就是吴重孝的朋友、原西贡特别警察局的辉中校。
1963年发生军人政变之后，传说他流亡到老挝去了；杨文明将军曾下达过能缉令，但后来因阮庆将军的一次政变而作废。这次在左关医院遇到他，使我深感越南政府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美国人的预料，几乎达到了令人莫名其妙的地步。
辉中校告诉我，1963年11月的政变中，政府卫队首先发生了哗变，并与政变指挥部取得了联系。他得到情报以后，马上驾驶一辆吉普车到独立宫接出吴庭艳、吴庭懦等人，前往堤岸特种部队的一个兵营躲藏；然而当他在凌晨三点从堤岸警察局带领一个防暴警察连赶到兵营的时候，吴庭艳总统等人已经被政府卫队押上装甲车带往西贡。第二天上午，他听到吴氏兄弟被杀，黎文金少将已经派出部队搜捕他的消息，于是他立即搭乘开往顺化的火车，然后转道进入老皖的沙湾拿吉，并在那里参加了富米亲王政府的越南军团。直到阮庆将军再度发生政变之后，他才从老挝回到越南中部的顺化市，出任顺化市警察局特别事务科科长。
我当时十分怀疑辉从阮正诗将军曾经指挥的第一军区那边来，是否有可以与当地佛教领袖释智光最近的活动有关。他向我解释说他到西贡的目的是办理公务，在左关医院取一份越共分子的口供及其他材料。
辉走了以后，阮文新告诉我，由于左关医院是一家与西贡警察总署关系密切的医院，所以在特殊病房的窗子上几乎都装有坚固的铁栏，并有警察负责守卫，所接待的也主要是由警察总署送来的越共病人或伤员。
“新，假如我要请你给我配制一副空孕催乳剂，想必你是不会拒绝的吧？”我故意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拿起桌上的一个药瓶摆弄着问道。
听了我的话，他微微愣了一下，但马上又露出了笑容说：“是陀陀古的那个舞女对你讲的吧？”
我点了点头：“我想你还不会因为这个把她装到麻袋里淹死的。”我有意加重了语气对他说。
“我是不会那样干的，但是至于她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还要看你是否觉得她真的有什么价值。”
“你的意思是说，陀陀古的老板有可能惩罚把他对妓女使用性药的情况泄露给他人的舞女，对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向我保证他不把这件事告诉陀陀古跳舞场的老板德焕。
“你知道，给妇女使用这种药物是非法的。但是在西贡，几乎每家妓院都可以从国外搞到各种春药。我在闲谈中对德焕讲了这种应用于牲畜的内分泌促进剂之后，他提出付给我很高的报酬。于是，我便花了一段时间利用兽用药注射剂的配方，成功地配制了这种用于女人的空孕剂，并加入了适量的绒膜促性腺等药物。”
他从桌子上拿起一份药物的配方给我看。
“这种药物会带来很强烈的副作用，甚至会把一个好端端的姑娘毁掉。”我把多依拉的感受告诉了他。
“我了解你说的那种‘好端端的姑娘’。”他狡猾地说：“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就是不会再真正怀孕，那对像陀陀古跳舞场的女人再合适不过，她们就会在任何时候都乐滋滋地对待每一个顾客，而不必担心怀上孩子。德焕告诉我，陀陀古的舞女注射了这种空孕催乳剂以后，顾客骤然增加了一倍，使他不得不通过青林帮再招募十五名训练有素的马来族肚皮舞舞女。”
“我经常听说青林帮这个组织，它是否专门从事贩卖妇女之类的勾当？”
“不，他们只是经手。几乎西贡所有的妓女都由他们经手送到妓院或夜总会去，从中他们可以获得一些酬金，据我所知，酬金的数目大约是一千元左右。”
“那么你收取过这种酬金吗？”我问。
“我只把药品卖给他们，每亳升一千五百元。”他又拿起一个装有白色晶状粉末的药瓶补充说：“你知道，虽然在医院工作，我的生活是很拮据的。”
我站起身对他说：“假如你一直到现在还要欺骗我，并且编造一些只能哄骗德焕那类人的借口，我感到十分遗憾，因为我在找你来的时候是把我们看作朋友，而不是企图搞你的情报。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对此保密的话，我是不会一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