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这种忧心忡忡，不即不离的态度，终于导致了它在奠边府的惨败，以致它不得不在日内瓦协议书上签字而永远失去了它在远东的这块殖民地。
1954年6月1日我随爱德华·兰斯代尔上校到达西贡之前，一直在菲律宾政府设在马尼拉郊外麦肯利堡安全训练中心任教员。那是一所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的进行反颠覆、反游击战和心理战的学校。我们一共十二名美国教员，主要教授如何开展非常规战和反游击活动，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采取主动来对抗东南亚各地区的颠覆活动。
正当我接到调往关岛附近的塞班岛训练基地的命令，并准备起程的时候，又一封变更调令送到麦肯利堡安全训练中心。变更调令通知我在二十小时内赶到马尼拉，随同雷蒙·马格赛赛总统顾问爱德华·兰斯代尔上校、菲律宾高级军事助手纳波莱昂·巴莱里亚诺上校和三名副手以M。A。A。G。（军事援助顾问团）的名义前往西贡，协助吴庭艳政府公安、警察部门进行工作。
爱德华·兰斯代尔上校当时三十六岁，已是一个享有盛名的传奇式人物。他曾协助雷蒙·马格赛赛总统平息了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民抗军分子的暴乱，以反游击专家而著称。他随后于五十年代在越南活动的如此广泛，因而他就以两本描写亚洲故事的小说主角的模特儿而闻名，即：格莱姆·格林写的《沉静的美国人》和威廉·莱德勒与尤金·柏迪克合写的《丑恶的美国人》。人们都认为他很象《沉默的美国人》一书中的“皮利”，或者《丑恶的美国人》中的“希兰达利上校”。他主张在越南建立反叛乱部队，而不是常规军队。
当时，兰斯代尔上校最操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让他的小组成员在8月11日以前进入越南，因为那个日子是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冻结外国军事人员人数的截止日期。随着日期越来越近，西贡军事代表团面临着可能只有两名人员在当地的危险，除非采取紧急行动。
我与M。A。A。G。团长兰斯代尔上校等人于6月1日下午4时在美国克拉克空军基地第十三航空队的SA16飞机的护送下由菲律宾到达了西贡。我们带去的物品极为简单，只有随身的衣服和必要文件，另外还有一台借用的打字机。
降落机场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点麻烦。当时西贡正下大雨，能见度很低，着陆时我们都被抛出了座位；等到走出机舱我们才发现，飞机已经滑出了跑道，并且一只轮胎也在着陆时爆炸了。
到机场迎接以兰斯代尔上校为首的中央情报局所属M。A。A。G。成员是美国驻西贡大使馆代办罗布·麦克托尔和国防部所属M。A。A。G。团长约翰·奥尔丹中将，以及法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让·卡博内尔上、越南国防部部长黎玉振、军事长官阮文伟等人。我们分乘八辆汽车，在一队全副武装的保安部队护送下来到了美国大使馆。希恩大使设便宴为我们洗尘，并宣布委任兰斯代尔上校为助理空军武官。他说，马上由M。A。A。G。的美国军官与越南军官举行咨询性会议是不适宜的，建议我们的一切活动应该在美国与越南政界领导人接触铺平道路之后进行。
当天晚上，我们住进了阮文伟上校为我们租的位于边城市场西侧一栋法侨的二层带花园的小楼里去，并通过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电台，建立了同华盛顿的秘密通讯联系。
与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卡贝尔立即取得联系之后，兰斯代尔上校立即召集小组成员布置任务。由于我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所以我的具体任务是通过法国远征军让·博内尔上校尽快同北上的天主教民兵接上头，并配合卢西恩·科奈恩中校招募一个由越南人组成的小组（即后来的“平”小组）。临行之前，我到美国大使馆向译员赫利尔先生请教了一些必要的越语，然后随阮文伟上校同一同前往西宁争取一支被称为“联盟”的高台教武装部队。
1954年6月17日上午10时，我们乘坐的CW4军用吉普车，在二十二号公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已经进入了“联盟”部队的防区。在一个叫作“盏盆”的小镇关卡，我们接受了身穿法式军装、腰挂手榴弹的高台教军人的盘查。阮文伟上校向他们出具了证明。
一个面目凶恶、满脸胡须的军官盯着我看了半晌，然后突然抓住我的手说：“oi cha oi！”（越语，表示惊讶）他命令士兵给我们拿来几个椰子和食物，然后十分亲热地与我们攀谈起来。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在那名军官的陪同下，启程前往“联盟”总部所在地西宁。
“联盟”领袖郑世明将军是一个双颊凹陷，身材彪悍的军人。他在一座浅黄色前法国官员的豪华官邸的大厅里接见了我们。谈话是用法语进行的，为的是使我能够及时了解郑世明将军的态度并作出反应。交谈中我发现，郑世明将军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具有不可遏制的排外情绪，对法国人和“越盟”（他认为“越南”的共产主义也与法国有关）有着种族仇恨，主张“把他们彻底从越南铲除掉”。为了证实他的决心，我们被领到“联盟”总部参观了已经沦为奴隶的法国俘虏。
在总部后院的空地上，十几名带着脚镣的法国人赤着上身，正在挖一个方型的大坑，周围有几名荷枪实弹的越南士兵在树荫下监督。大滴的汗珠从那些法国人头上落到土里，他们脚上的铁镣发出叮当的响声。郑世明将军告诉我们，他要在这里修建一座坚固的指挥部，作为防止受到其他教派攻击的堡垒。
与郑世明将军的会谈很快就取得了成果，他要求我们为他的由三千名士兵组成的部队提供电台和武器，他将以“联盟”的名义北上与“越盟”作战。事实上，由于日内瓦公约的签订，“联盟”北上计划很快就搁浅了。为了表达他的热情，郑世明将军以虎肉设宴招待我们，挽留我们在那栋豪华的总部里过一夜，并且第二天派专人护送我们返回西贡。
6月18日早晨，我们在二十名骑脚踏车的高台教士兵的护送下离开了西宁市，缓慢朝东南方向行进。此时，天下起了大雾，潮湿的空气吹来使人感到有些闷意。渐渐地，雾气在我们面前凝成了白色的屏障，几英尺之外变成茫茫的一片，我们不得不停止行进，下车来到附近一个橡胶种植园休息，等待雾气散去。
这家橡胶种植园主名叫陈助，大约四十岁左右，身穿黑绸的宽大衣裤。他告诉我们，他祖父经营的这块橡胶种植园一度被法国红土公司强行买去，而本应分五年付清的钱款被法国人单方面以一块贫脊的位于灰土地带的橡胶种植园顶替，他的祖父被逼着在契约上签了字。那块灰土橡胶种植园的面积只有五十公顷，而且产胶量极低。他的祖父万般愤慨地联合了几家越南橡胶种植园主上诉到法院，均被轻易驳回。最后，他的祖父含恨死去。1953年，陈助随同高台教的部队打回这里，从法国人手里夺回了这块橡胶种植园。
“现在我雇佣着140多名割胶工人。”他指着橡胶林用法语对我说。“另外，我还购买了一辆卡车。这儿再也不是法国人的天堂了。”说完，他哈哈笑了起来，同时还不断地用手传出口哨的声音，许多工人都放下工具向里跑去。
陈助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着他的橡胶种植园。那时雾依然很大，我们只能望到胶林淡灰色的边缘。我请求陈助带领我们去参观一下他的橡胶园和工人吃早饭的情形。陈助没有任何犹豫，就笑着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拉起他吵闹不休的七岁儿子陪我们朝橡胶林走去，然而还没有走到橡胶林的边缘，他的儿子忽然按着肚子大声哭了起来，陈助尴尬地笑了笑，告诉我们他的儿子患了痢疾，请他的助理陪同我们到橡胶林去，然后背起他的儿子走了。
进入橡胶林约二百码左右，我们来到一座低矮的小木屋的前面，那是给工人做早饭的伙房。可是奇怪的是，工人们并没有坐在小屋前空工设置的板凳上吃早餐，而是聚集到小屋西面围观什么。
他们看样子很高兴，不停地喊着：“Co hai！Co hai！”或者“Co con gai！”
“他们喊的是什么意思？”我问那个助理。
他摇着头告诉我：co hai的意思是大姑娘，而北方人则说co con gai。“看来这里的割胶工人也有许多北方人。”他说。
“他们现在围在那里干什么呢？”
尽管我从他们喊的内容里猜到他们可能在干着某种荒唐的事情，但却不能相信他们真地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搞卡博内尔上校告诉我越南人经常干的那种群交，何况其中还有许多女工也在一起喊着：“Co hai！”呢。
助理说他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许，”他说，“工人们在玩一种什么游戏吧。”
我们好奇地挤进人群，向里面望去。我们看到，工人们围在圈子中间，三个神色慌乱的白人妇女正在几名手持割胶刀的越南工人的逼迫下脱着衣服，其中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妇女脸上有一道刀痕，鲜血还在流淌。她们被工人的喊声吓坏了，惊恐的眼睛盯着他们手中的刀子，不住用颤抖的声音求饶。而工人显然不懂法语。听了之后反而哄笑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阮文伟上校奇怪地问。
“她们是‘联盟’部队刚从禄宁捉来的俘虏。”助理说。“一周以前，法国军队被人们打到柬埔寨去了，郑世明将军把抓回的法国士兵送去作苦工，把女人分给我们作仆人，这几个法国女人就是派到这儿给工人做饭的。工人都非常仇恨法国人，所以要拿她们取乐。一天前他们就要戏弄她们，被老板阻止了。看来，这次她们恐怕要遭殃了。”
这时，那个肥胖的法国中年妇女已经战战兢兢地脱下了她的裙子，许多越南人涌过去侮辱她，有人托起她巨大沉重的乳房或摸她的下身，还有人拿来绳子丈量她肚子的尺寸，一个越南女工嘻笑着挽起裤脚，比量起她那位可怜的、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被人当做稀奇的动物观赏的法国妇女的腿部。……忽然，持刀的工人揪住她的头发，使她向前弯下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