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用老挝语喊叫着什么，眼睛瞪得很大，被粗藤条反捆着的双臂向外扣出，身体剧烈扭动试图躲避那名突击队员手里向她小腹内戳进去的匕首。
听到锡芒喊叫，贡席上尉站起身来走过去，同锡芒用急速的老挝语交谈着。
不久，突击队员把锡芒从藤条上解了下来，一个突击队员拿过她的裙子去为她穿上，这一切突如其来的骤变使我迷惑了，顷刻之间，每一个人似乎都恢复了文明期的理智；接着，锡芒在突击队员们的簇拥之下，向山岩下面走去，进入了浓密的原始森林。
“他们去找食物去了。”贡席上尉告诉我。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锡芒终于讲出了寻找食物的途径。她告诉贡席上尉，在山岩的密林一端有一条溪流，如果把手榴弹投进去，炸死河鱼，再把浮到河面的鱼捞出，便可以长久地解决食物断绝的困难。按照习俗和信仰，当地信仰佛教和拜物教的居民是不食鱼的。
锡芒后来说，几天以来她一直等待着我们将她杀死，甚至在两名同伴被吃掉以后也不想告诉我们这些敌人，而宁愿与我们一起同归于荆但是，当她被倒吊到藤条上的时候，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看到突击队员手持匕首将要剖开她的肚子，她突然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对生命的依恋，终于使她自己和我们都得到了拯救。
第九天上午9点40分，空中传来隆隆的马达声，五加H21型直升飞机开始在我们上方盘旋。贡席上尉立即命令突击队员立即把早已经准备好的三堆篝火点燃起来，向前来营救的直升飞机报告物我们的方位。
为了表示对挽救我们十几个生命的感谢，在到达泰国的晚干军事基地时，我们决定释放锡芒，然而她木然地垂着头说她已经不愿意再回到老挝去了。
切断胡志明小道的突击行动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入老挝境内。此后，龙镇的特种部队力量基地和茅汉——蒙干直升飞机基地相继陷落，富马首相三十个营的部队已经被迫集中在甘蒙省以南的地区。从表面上看，那三十个营与原来的巴色特种力量基地二十四个营的特种部队装备着最精良的武器和设备。但是，那些军队的素质非常糟糕，以致美国、越南共和国及泰国不得不派出武装部队与“老挝战线党”和游击队直接作战。
但是，老挝人特有的妥协性在共产党鼓吹的平民政策之下，使政府军不堪一击。终于，1973年2月22日，老挝政府与“老挝战线党”签订了停火协议。
在1975年春西贡陷落之后，西萨旺·瓦达纳国王于同年11月3日被“老挝战线党”的军队推翻，从而结束了长达622年之久的王族统治。共产党在老挝建立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政权，原亲王苏发努冯成为新国家的第一任主席，而第一任总理由掌握实权的老挝共产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担任。
1976年春季，新的老挝共产党逮捕了大批前政府领导人和前军政人员，开始了被称为“文化革命”的清扫运动。同年3月，五百名政治犯从万象越狱，其中大部分逃往一水之隔的泰国。
为大量增加人口，老挝新政府于1976年宣布法令，严厉取缔流产，违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凡是生育能力超过五个孩子以上的父母，将由新政府发给优厚的补助津贴；政府还放宽了对一夫多妻的禁令。这个尝试收效并不显著，尤其是1975年至1978年发生了大批老挝难民外流的现象更加剧了人口减少的威胁。因此老挝新政府下令对外逃的难民处以极刑。而后老挝军队协助越共政府部队占领了柬埔寨，将数以千计的高棉妇女运回老挝，同时，越南北部的居民也大量迁入老挝境内定居，才使人口危机得以暂时缓和。
老挝六十九岁的前国王萨旺·瓦达那和他的王后及子女1977年遭受了新政府的逮捕，被送到效仿越共政府建立的“再教育中心”监禁。在那个密林中的集中营里，那位前国王及家属至今仍在监守人员的强迫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如何种植蔬菜。
六、西贡国际犯罪中转站
1977年秋天，正当越战的往事渐渐在人们心目中淡漠的时候，我在土其其的伊斯坦布尔意外地遇到了两位来自西贡（现在叫胡志明市）的越南姑娘。
那是八月中旬的一天，我和《生活周刊》的摄影记者费利·格里费斯到了我们二十二天度假游泳的第四站古拜占庭帝国的都城伊斯坦布尔（旧称君士坦丁堡）。由于感到有些疲惫，我打算在迪万奥特利旅馆好好休息一下，于是对费力说我要取消原来商订晚上出去观光的计划。
“哈，你的确是老了。”费利失望地说，背起他的照相机走出去。
两个小时之后，正当我躺在装有空调的、凉爽的迪万奥特利旅馆的房间里酣睡的时候，床头的电话铃声把我吵醒了。我以为是旅馆服务台打来的，带着倦意拿起听筒。
打电话的是费利·格里费斯。他急匆匆地告诉我，在一家名叫艾兹瓦尔的夜总会里，他发现了两个越南姑娘，要我立即带上录音机赶到那里去。
当时我正在写一部有关越战的回忆录，所以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记下了那家夜总会的名字和地址之后，我马上要了一部出租汽车动身前往。
艾兹瓦尔夜总会位于哈里奇河加拉塔大桥北端滨河的一条大街上，我赶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在夜总会里，我见到两个南越陷落前由西贡去的名叫阮氏娇和潘氏谨的越南籍舞女。
象伊斯坦布尔任何一家夜总会一样，艾兹瓦尔夜总会的舞女同时也干着卖淫的行当。
为了进一步了解两个越南姑娘的经历，我和费利决定在那里过夜。
开始，那个肥胖的侍者对我们共要一个房间感到惊奇，但随即会意地朝我们报以微笑，并在把我们带到房间之后，向我建议“再来一个贱兮兮的土耳其妞儿。”
比起我在西贡见过的那些舞女来，这两位越南姑娘既不比她们年轻，也不比她们漂亮，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人只付了四百土磅（约36美元）的缘故吧；而一个土耳其姑娘，那个侍者告诉我们，则需要七百五十土镑（约83美元）的价格。
当晚，在艾兹瓦尔夜总会为我们提供的房间里，我有越语先向两个姑娘介绍了我自己在越南的经历以及找她们来年目的，然后问起她们是怎样来到这个遥远的国家及她们能够告诉我们的一切。
起初，她们听到我操着南方味儿很浓的越语十分惊讶。直到我把话讲完，她们才消除了我们这两上携带录音机和摄影器材的不速之客的疑惑，并且出于对我的信任，开始毫无拘束和保留向我们谈起了她们的经历。
⒈阮氏娇的故事
1949年3月15日，阮氏娇出生在越南北方城市海防。日内瓦协议签订以后，她的父亲从海防携带着家人乘坐运接难民的飞机来到了西贡市，并在一家法侨开设的亚当时装店做裁缝；后来，由于商店倒闭，他又到西发火柴厂做工。阮氏娇的母亲于1959年死于肺病，她的三个哥哥中有两个在越南共和国军队服役，另外一个哥哥丧生于一场车祸；她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同她住在一起，作为长女，阮氏娇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同她父亲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直到灾难降临到她的头上。
1966年春，当时十七岁的阮氏娇开始到西贡市白雪棉絮厂的包装车间作女工。作为一个学徒，阮氏娇的工资只有越币一千八百元，加上父亲的二千五百元工资，按当时的物价只能买四公担大米。极度的贫困使她不得不在晚上下班后，做一些洗衣之类的零活来维持家用开销。
一天，经过锦絮厂一个名叫坞雪的女工介绍，阮氏娇来到了黎文悦大街的德士古酒吧做夜间女招待。这样，她就可以在下班后挣到一份固定的额外收了。
然而，阮氏娇当时并不知道，从那天起她就注定要沦落成一名出卖肉体的妓女了。
德士古酒吧的老板公是西贡一个黑社会组织“青林帮”的头目，专门从事贩卖毒品和妇女的勾当；而德士古酒吧的女招待，实际也象公开的妓女一样卖淫。在阮氏娇到德士古酒吧上班的第二天，就被公带进储藏室里强奸了。
第二天，她找到了那个名叫坞雪的女工，说她已经决定辞去那份工作。
她摇摇头，只是说她要照看弟妹，晚上没有时间去打工了。她记得公在储藏室里威胁她的话：如果她找麻烦，不管她跑到哪里，他都会抓住她，把她装进麻袋扔到海里去。
她相信公干得出来。这种事在西贡早已屡见不鲜了。一次，她在码头公园亲眼见到人们捞上来的一具被海水泡得惨白浮肿的尸体。或许，她想，公很快就会把她忘记的。
然而，公并没有放过这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阮氏娇在下班的路上，被两名手持利刃的男子绑架上了一辆汽车，带到德士古酒吧去了。
她被带到那间曾经在那里遭受强暴的储藏室。在那里，公告诉她，如果她想卖淫挣钱的话，他已经为她找好了主顾，如果她不干，那么就会被立刻塞到酒桶里扔掉。
阴森恐怖的储藏室和公狰狞的面孔使她不敢反抗。十几分钟之后，她被带到了德古士酒吧楼上一个早有两名美国士兵在那里等待的房间里。
后来她得知，那个把她介绍到德士古酒吧的坞雪原来也在干着卖淫的勾当；她每带一个姑娘到德士古，公付给她二百元（约15美元）的报酬。
从此，阮氏娇在德士古开始了卖淫的生涯，后来又被公卖到西贡龙家码头一家名叫“伊春”的中国人开办的妓院。在那里，妓女经常到街上去找客人，有时还要到美国军舰上去卖淫。伊春妓院的老板也是黑社会的成员，他规定妓女每天交回三百元南越币，然后给她们“抽头”。由于从1959年开始物价暴涨和失业增加，越来越多的妇女从事卖淫活动，这就使她们对客人收取的“报酬”越来越低，甚至有的妇女只能得到二、三十元。那么，这就意味着她们每天必须接待十个客人才能完成规定的数额。对于那些没有完成数额的妓女，伊春妓院的老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