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专家；张汤、赵禹、杜周，则是法律专家。他们也多半受过专门训练，甚至有着基层工作的经验。
武帝时代的文吏，就是这样一些人。宁成、赵禹、张汤、尹齐、杨仆、减宣、杜周，都做过小吏或刀笔吏，王温舒还做过亭长。他们平步青云，则因为能干。或者地方官“以为能”，或者汉武帝“以为能”。
这就跟文官的选拔不一样。成为文官的标准，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博古通今，文采斐然。这当然只有儒生才能充任。因此，文官的产生始于独尊儒术；而真正成为主流，则要到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
选拔标准不同，价值观念也不同。
文官的价值观是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
5态度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6追求是子夏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7优，不是优秀，是优裕。也就是说，做官长袖善舞就治学，治学绰绰有余就做官。
因此，他们也可以不做官。
相反，文吏却必须踏入官场走上仕途。做官为吏，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饭碗。换句话说，他们相当于律师和职业经理人，是靠为帝国打工谋生的。
那么，律师或经理的职业道德是什么？
为当事人服务。
文吏的当事人又是谁？
皇帝。
这就清楚了。据此，像张汤那样根据上意来决定判决的从宽从严，就不是缺德，反倒是恪守职业道德。
事实上，正是职业的要求，使文吏们也具有儒家主张的某些道德，比如忠。他们甚至就像训练有素的鹰犬，只要主子一声令下，就会迅速扑上前去，并不管那猎物是同朝官吏、功臣勋贵，还是皇亲国戚、公子王孙。
当然，皇帝要制造冤案，他们也干。
但这与文吏们的个人品质无关。汉代酷吏，贪赃枉法的有，克己奉公的更多。比如赵禹，家里没有食客，外面没有朋友，公卿宰相前来拜访也不答礼，就是要拒绝一切人情面子，全心全意为他的当事人服务。
景帝时的郅都，也如此。
郅都是号称“苍鹰”的。他没有任何人情来往，从不收受馈赠和贿赂，执法也以“不避贵戚”而着称。当时朝廷主张无为而治，只有郅都厉行严刑峻法。于是列侯宗室都对他侧目而视，窦太后更是找了个茬要杀他。
汉景帝说：郅都是忠臣。
窦太后说：难道被他害死的就不是忠臣？
汉景帝只好杀了郅都。
如此下场，应该在郅都的意料之中。他曾经说过：既然告别双亲出来做官，那就只能尽忠尽责，死于职守，哪里还顾得上老婆孩子？
请问，不道德吗？
然而这样的职业官僚，却是儒家痛恨的。
儒家痛恨文吏，并不奇怪。文吏的法家倾向、技术特征和职业习惯，都是儒家不喜欢的。儒家认为，忠于君主不等于唯命是从，王道应该大于王侯。所以，儒家出身的文官往往在朝堂据理力争，并不怕皇上的雷霆之怒。
这是儒家的可贵之处。
不过此类人物往往有一个毛病，那就是高谈阔论，不切实际。相反，文吏却是操作能力极强的。所以，文吏是行善还是作恶，全看遇到什么样的皇帝。遇到好皇帝，他们是帮手；遇到坏皇帝，他们是帮凶。
儒生务忠良，文吏趋理事。
一个有理想，一个有能力；一个讲原则，一个办实事；帝国该选谁？
汉武帝的首选，是文吏。
再反封建
号称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更喜欢法家倾向的文吏，看似奇怪，却是事实。他重用的人，卫青、张汤、桑弘羊等等，都不是儒生。大儒董仲舒，则其实被边缘化。
例外的是公孙弘。
公孙弘非同一般。我们知道，武帝朝丞相十三个，罢官免职四人，获罪自杀二人，下狱处死三人。其余，则石庆胆小怕事，田精神失常，车千秋唯唯诺诺。既平安无事又能有所作为的，几乎唯有公孙弘。
然而公孙弘这位儒生却恰恰是狱吏出身，所以他跟张汤情投意合，配合默契。张汤援引儒家经典解释判决，公孙弘则对张汤赞不绝口。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事情恐怕还得从头说起。
先说秦。
大秦帝国是“吏治天下”的，这当然与他们靠法家思想立国有关。在法家看来，一个国家只需要两种人：农民和战士。农民为君主种田，战士为君主打仗，如此便足以富国强兵。其他人，都是多余。
那么，谁来管理农民和战士呢？
文吏。从朝廷大吏，到郡县长吏，再到乡里小吏，都如此。事实上，一个只有农民和战士的国家，是不需要思想文化的。那些种田的“工蜂”，打仗的“兵蚁”，也不需要懂得太多，守纪律听命令就行。
故，秦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刘邦创立的新政权则是另一番景象。高、惠、文、景四朝，一般事务仍沿秦例交由文吏处理。占据要津的则不是功臣勋贵，便是他们的后代，比如曹参之子曹，周勃之子周亚夫。周亚夫还既当过太尉，也做过丞相。
也就是说，政由勋贵，事归文吏。
这并不奇怪。毕竟，勋贵们是刘邦的战友。刘邦及其继承人既需要他们的政治经验、崇高威望、影响力和号召力，也需要用封侯拜相的方式酬谢他们的功劳。这跟当年的分封诸侯建立王国，如出一辙。
同样，这两件事也都是封建残余。
因此，秦始皇未竟之事业，还得由汉武帝来继承。当然，彻底铲除封建残余，要到隋唐以后。但，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却势在必行。
贵族政治，怎么就要不得？
因为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是共生并存的。在封建制度下，国是诸侯的，家是大夫的。如果国破家亡，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诸侯和大夫。所以在封建前期，诸侯无不治国，大夫无不齐家，这就叫“首长负责制”。
何况封建前期的家和国，都不大。一国则一城，一家则一邑。诸侯和大夫，国君和家君，完全可以直接面对国民和家人，这就叫“直接君主制”。
当然，即便是直接君主，也要有人协助。这些助理、帮办或官员，天子的是公卿，诸侯的是大夫，大夫的是家臣。
后者在理论上都是前者的兄弟子侄，实际上是族人们一起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叫“家族共治制”。
首长负责，直接君主，家族共治，这样的政治当然是贵族的，也只能是贵族的。
很难说这种政治好还是不好，但肯定不适用于帝国时代。帝国不是小国寡民的城市国家，而是幅员辽阔的领土国家。直接君主并不可能，首长负责更不可能。帝国的统治，只能是皇帝授权，政府负责。
那么，由贵族组成政府，不行吗？
不行。因为凡贵族，都有特权。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事权。封建时代，天子不能任命国卿，诸侯不能任命家臣。这些职位甚至是世袭的，叫世卿、世职。结果，天子管不了诸侯的国，诸侯管不了大夫的家。
这当然为帝国所不能接受。
更重要的是，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是逐级效忠的。家臣只效忠大夫，不效忠诸侯；大夫只效忠诸侯，不效忠天子。
大夫一齐造反，则举国皆反；诸侯一齐造反，则天下皆乱。
中央集权的帝国，岂能认可这套逻辑？
家族共治也不行。共治，就不能独裁，而帝国是一定要走向独裁的，只不过需要时间。
事实上，正如汉初的制度是封国与郡县并存的半封建制，两汉政治也是半贵族政治──先是功臣集团，后是外戚集团，与皇帝共掌朝政，共治天下。这种状态，也要到隋唐以后才发生根本改变。
这样看，公孙弘和张汤的意义，就很不寻常。
公孙弘和张汤都是平民出身，也都是文吏出身。是平民就“非贵族”，是文吏就“专业化”。专业化和平民化的倾向，都是反封建。不难设想，如果满朝都是张汤、公孙弘，贵族政治就必定会转变为官僚政治。
毫无疑问，这是大势所趋。但这个转变由汉帝国来完成，却未尝没有机缘巧合。作为平民建立的王朝，西汉开创了一个“布衣将相之局”，不但“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10而且其后也往往出身卑贱。景帝王皇后是再嫁女，武帝卫皇后卫子夫、成帝赵皇后赵飞燕则是歌妓，照样母仪天下，也没人说三道四。
文吏为官更不足为奇。大秦传统仍在，萧何、曹参也都是文吏出身。何况文吏受过专业训练。事归文吏，便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可谓“专家治国”。
这，就是公孙弘和张汤平步青云的背景。
然而公孙弘和张汤又是不同的。他们代表着两种思想：
儒家和法家；两种官僚：文官和文吏；两种仕途：文学和吏道；甚至两种政治：官治和吏治。
只不过，要弄清楚这些，并回答前面的问题，还必须先讲清楚官僚制度。
中央与地方
官僚制度的第一要素，是机构。
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
中央的是政府机构，地方的是政权机构。
具有政治意义的“中央”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原文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11这说明战国末年集权制已成定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提到了议事日程。
但，中央的真正建立却要到秦汉。
秦汉帝国的中央，结构和层次非常清楚。机构，是皇宫、相府、卿寺；首长，则是皇帝、三公、九卿。皇帝在汉代也被叫做县官，宋代则叫官家。这就是说，皇帝不但是天子，是君主，也是最大的官僚。
帝国的政治，岂非官治天下？
中央首长的分工也很明确。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九卿是政府部长。宰相三公，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三权分列。至于九卿和九寺，则官职与官署同名，其职责是：
太常，负责宗庙礼仪和皇家祭祀；光碌勋，负责宫殿大门和宫中宿卫；卫尉，负责宫城屯兵；太仆，负责皇宫车马和皇帝出行；廷尉，负责刑律；大鸿胪，负责蛮邦事务；宗正，负责皇亲国戚；大司农，负责国家经济；少府，负责工商税务（用作皇帝私房钱），以及皇帝的饮食起居、医疗保健、文化娱乐；中尉，负责京城保卫。
显然，这里面只有大司农（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