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到市委去报到，与守大门老汉接头的暗语。老头看我对答如流，即刻笑逐颜开，说：“噢，请进，请进。”当时上海市委在四川北路109号院内办公，这儿是一家生产床上用品的棉纺厂，进门有一条狭长的人行道，两边植有成行的行道树。已是清明过后，春暖人间，行道树正长出新绿。阳光迎面照来，被树枝和树叶剪碎。老头门卫领着我，踩着一路树叶的影子，曲里拐弯，最后走进一个破败、幽静的四合小院，这就是当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神经中枢。
从这天起，我将在这里度过三个月时间。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充实、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几乎每一个白天和夜晚，我都和我心爱的人——高宽——亲密无间地守在一起，一起紧张地工作，一起努力地学习，一起甜蜜地生活。
我们搬了家，就在厂区内，是变电房配套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小屋，门口有菜地，有鸡窝。我们住过去后，警卫员又给我们找来一只断尾土狗，一身黑毛，生性凶恶（据说断尾狗都凶恶）。市委分配给我的工作是做高宽的助手，替他保管文件、电文，配合他工作，照顾他生活。因为办公地和住家很近，走路五六分钟，我有大量时间呆在家里，闲来无事，我就变着法子把家里布置成天堂。我亲自平整地面，还上漆，漆成红色，像铺了红地毯；墙面太脏了，我买来洋白纸，把四面墙都贴了，还请人画了芳草、青山，一线绿水从天花板往下流，流到我们的床前。总之，屋子虽小，却被我布置得温馨无比，所有来的人都发出连连惊叹。我还经常烧好吃的，请同志们来聚餐，每一个人吃了我做的菜，都夸我手艺好。其实我哪有什么手艺，我只是虚心、认真而已，见人就讨教，失手了就虚心总结、改进。
每天，我在鸡啼中起床，先学习日语半个小时，然后出门扫地，回屋烧早饭；吃了早饭，陪高宽一起去上班；中午，我提前半个小时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察看鸡窝，看鸡有没有下蛋。下了蛋，我会奖励它们一把谷子、玉米；狗赶走了黄鼠狼，我会替它梳理毛发，请它吃猪棒子骨；菜地里长了虫，我戴上手套去抓虫；瓜熟蒂落了，我要收摘回家。每天，我把鸡屎、狗屎扫在一起，在菜地边挖一个潭，埋下；菜叶黄了，我会给地里施肥。我想不到，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后，我还能过上这样惬意的生活，我成了个幸福的家庭小主妇，乐于围着灶台、家具、菜地、鸡窝、狗食转。关键是，有人爱，爱人在身边，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我都感到甜蜜、充实。
只是，这样的生活太短暂了！
一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高宽冷不丁问我：“听说你跟陈录很熟悉？”我说：“以前是，现在反目成仇了。”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二哥。”他问：“二哥怎么了？”我说：“说来话长。”他说：“说来听听。”我说：“你干吗关心这个，那都是些乌七八糟的事，我才不想说。”高宽说：“必须说，因为这意味着你下一步的任务。”
我惊了一下，问他：“你要给我什么任务？”
高宽笑了，说：“这要根据你说的情况，到底是些什么乌七八糟的事。”
我默想片刻，说：“陈录以前有个相好，叫吴丽丽，我一直叫她丽丽姐。她曾是我二哥的女朋友，因为贪慕虚荣，在二哥去日本留学期间认识了陈录，当时陈录是南京政府驻上海特派员，权势显赫。为了甩掉我二哥，丽丽姐把自己的表妹介绍给我二哥，自己则做了陈录的情人。陈原来答应要娶丽丽姐的，后来因为爆发战争，上海沦陷，陈转入地下军统工作，不便娶她了。丽丽姐当然不高兴，我二嫂去世后，便和我二哥又开始私下来往。我家被鬼子抄了后，二哥一直躲在丽丽姐家里。陈录知道二哥和丽丽姐的事后，公报私仇，把丽丽姐杀了，二哥侥幸逃掉。事情就是这样的。”
高宽听了点点头，说：“嗯，是够乌七八糟的。陈录这家伙是很毒辣的，现在他是戴笠的红人，下一步完全可能当上军统上海站站长。他对我们很不友好，经常对我们下黑手，我们想找个同志潜伏到他身边去，但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
“你想让我去？”
“你觉得他会接受你吗？”
“你希望我去吗？”
“不，我不希望你离开我。”
“但是别无选择，因为你没有别的人选？”
“你也不是最合适的，他跟你家的关系已经破裂了。”
“只要你舍得我去，我一定可以打进去的。”
“我不舍得。”
“但你没有别的法子。”
“我再想想吧。”
“别想了，就让我去吧，没人比我更适合的。”
“可是……你们的关系已经破裂了。”
“他恨的是我二哥，不是我，而且他也知道事情发生前我已经从家里出走。所以，我要去找他，他应该会接受我的。”
“我舍不得你去，很危险的，我先找找其他人再说吧。日本鬼子是我们当前的大敌，但国民党是我们的天敌，因为他们把我们共产党当作了天敌。”
高宽站起来，走向窗边，他沉思的背影显得忧思忡忡。
尽管高宽很不想让我离开他，但找来的一个个人都没有我适合。要接近陈录，非我莫属。就这样，六月底的一天晚上，我穿着漂亮的裙子，拎着一袋行李离开了我的鸡、我的狗、我的菜地、我心爱的人、我收拾得十分温馨的小屋，住进了一家小客栈。我行李里有武汉的纪念品、良民证、土特产、标有武汉风景胜地的照片等等。总之，我来自武汉，我离家出走后的日子都是在武汉度过的……负责安排我和陈录“邂逅”的是郭阿姨老P和阎诗人。
7
陈录回家，经常要坐一路电车，我寄住的客栈楼下便是这路电车的一个站点，离二哥公司的办公楼相距也只有百十米远。那几天，我天天在房间里守着，郭阿姨则在二哥办公室守着电话。一天下午，郭阿姨接到阎诗人的电话，便来通知我：陈上车了，让我跟她走。我急忙站起来，她又说：“不急，车过来至少要二十分钟。他今天穿一件白衫衣，戴着一副大黑框眼镜，有一个戴墨镜的人跟着他。我们有个同志已经跟他上车了，戴一顶毡帽，手上拿着一把折叠扇子，应该就站在他的身边，他会偷听你们的谈话，你要注意他的帽子，如果他脱下帽子，说明你可以跟他走，否则就算了。”我说：“好的。”她又交代我：“记住，你刚从武汉回来，准备在上海找工作做，暂住在客栈里，家里发生的事你一点都不知道。”天气热了，正是梅雨季节，客栈里潮湿闷热，她一路跑来，热了身，在房间一闷，便出了汗，脸上施的粉走了形。我帮她处理时，她发现我的手在抖。她安慰我不要紧张，可我还是有些紧张。我知道，从此我单飞了，以后一切都要靠自己。
本来，郭阿姨是要陪我上车的，可上了街，在等车的时候，老G突然拉了辆黄包车来，把郭阿姨拉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突然的变故，让我变得更加紧张。事后我知道，这是高宽的决定，他这样做还是为了小心，因为郭阿姨的胖形象很扎眼，我们以前会过那么多次面，万一被人瞧见过，对我今后在那边潜伏很不利。
我上了车，很快看到穿白衬衫的陈录和他戴墨镜的保镖，还有那个戴帽子的同志。车上人不多，也不少。我有意往陈录那边挤，快到陈录身边时，有意借着车子启动之后的一个踉跄，踩了陈录保镖的脚，随即连忙道歉，说了一大堆话：“啊哟，对不起这位先生，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今天人不舒服，身上没劲，控制不住。哟，你看，把你鞋子都踩脏了，真对不起。”保镖说：“没事，小姐。”我说：“谢谢，谢谢您，这位先生，您真好。说真的，上个月我在武汉也是坐车不小心撞了一个人，被臭骂了一顿。啊，还是我们上海人文明。”保镖很职业地淡然一笑，不开腔，随后让出一个抓手，示意我抓好。我又是连声道谢，完了转过身来站好。
刚才我说话时故意背对着陈录，但我相信，我的声音已经引起了他的敏感，我感到他一直在暗暗偷看我。稍后我转过身去，他便一眼认出了我。“这位武汉来的小姐好面熟啊。”他笑着小声对我说。我看着他，问：“先生是……”他摘掉眼镜，我认出他，失声叫道：“姐夫……”我以前就是这么叫他的。他立即用目光示意我安静。他戴上眼镜，往我挪近一点，悄悄问我：“你去哪里？”我说：“去医院看病。”医院和他家是同一站，这样我们可以同时下车。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刚从武汉来，路上太辛苦，几天没睡觉，可能感冒了。”他问我回来几天了，我说：“前天夜里到的，昨天在客栈里睡了一整天。”他看着我，好像想说什么又没说。我说：“你可不要跟我家里说我回来了，也不要跟丽丽姐说。”他点点头，问我：“你回来干什么？”
感谢上帝，这是我最希望他问的话，原以为他要等下了车，有更好的交流机会时才会问的，没想到这么快就问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反正想找个事做，我从家里带的钱花完了，再不挣钱就只有当叫花子了。嗳，姐夫，你能帮我找个事做吗？”我有意轻叫一声姐夫，明显是一种有求于他的媚俗。为了表明我跟家里誓不两立的关系，趁他迟疑之际我又加了补充说明：“你可别把我回来的事告诉丽丽姐，否则我只有再流浪去了。”我已经巧妙地打了两张牌，表明我跟家“素无来往”。他沉默着，静静地看着我，甚至似乎有点同情我。他说：“待会我跟你一块下车，下车后再聊吧。”我想，第一步计划落实了：他愿意让我接近。
那个戴毡帽、拿扇子的同志一直站在我们身边，一声不响的。车到了站，我准备跟陈录下车，“扇子同志”抢在我们前面下了车。我注意到，他下车前拿掉了帽子。刚才我虽然几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