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要打，我们就应该预先决定什么时候动手。同时，我们还应当根据这样的决定制订一个有步骤的长期备战计划。但我们应该坚决为贯彻这个计划不惜牺牲其它一切，尤其是在我们所规定的时间以前避免卷入战争。然后等时间到来，并在我们达到了足以保证胜利的战备水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意识地去挑动战争。”
不消说，我的论点惹起了激烈的反对。他们说我在鼓吹歪曲备战原则的邪说。
反对我的人说：“军备是为了保障和平，不是为了准备打仗。军备的真正目的是免于打仗。”
这当然是关于军备理论的公认的说法。但是，我的同事们的推理有矛盾，我立即指出：
“你们怎么能坚持这种论点的时候，又承认同美国打仗是不可避免的前提？你们的前提本身就是荒谬的。日本和美国并不是注定的死对头。
“事实上，我并不反对公认的备战思想。我只是对我们目前的海军备战的作法，有不同的看法。第一，我认为为了对抗另一个国家的军备而建设我们的军备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把我国的军备扩充到能够跟我们的假想敌美国海军旗鼓相当地作战的程度，我们仍然得不到真正的安全；因为，在目前条件下，爆发任何一场战争，都很可能发展成世界性冲突。我们可以继续造‘大和号’和“武藏号’那样的超级战列舰，但它们绝不能使我们具有单独在任何国际冲突中取得胜利的能力。因此，我认为日本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也采取比较灵活和妥协的态度。
“第二，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海军军备政策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政策已经不能适应战争方式所发生的根本变化。我们必须放弃那种以为只要我们比我们的对手造更多的军舰就行了的想法。今后，飞机将是决定性因素。以水面兵力为基础的常规武器现在大部分都成了装饰品。况且，空中战争将是总体战，需要彻底动员全部同力和各方面的工作。但是，我担心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还不够先进，不能使我们通过建立自己的航空兵力来确保安全。我们必须有一个更有远见的国内发展政策。”
我的同僚们带着难以忍受的表情听我说这些话，他们好象是说：“又是他那一套，胡吹他的航空兵万能论！”讨论就此结束。
但是，不论海军备战计划有多大缺点，自从1931年满洲事变以来，陆军方面成功地利用了海军军备作为它推行大陆扩张政策的跳板和掩护。到1937年，这种行动达到了高峰，结果竟发生了华北事变，不久就发展成为全面的中日战争。战场逐渐向南推进，最后终于在1940年9月，日军强行进驻印度支那北部。同月，日本与德，意订立三国军事同盟。从此，日美关系便迅速向决裂方面恶化了。
到1941年秋天，海军首脑面临着必须在战与和之间进行抉择的困难局面。我确实相信，他们当中多数人是倾向和平的。
在老一辈海军将领中，和平的思想特别强烈。他们告诫人们，不要盲目相信日本是无敌的，并且指出，1895年战争（指甲午海战，——译者）和1904年战争（指日俄战争。——译者），不是象历史学家所吹嘘的取得了什么“压倒的胜利”，实际上是通过政治上以及军事上的努力，好不容易才打赢的。在日本投降后的东京战犯审判中，可以看到，1941年退役的冈田启介和米内光政两位预备役海军大将以及丰田副武现役海军大将，都是代表反战观点的发言人。
就连当时在日本海军中很孚众望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也反对日本投入战争。他根据对日本海军实力和日本国力的估计，曾明确地提出警告说：不能指望联合舰队能胜利地作战到一年以上。
海军首脑方面的畴躇，被以俄国而不是以英美为主要对象的陆军以及盲目相信日本必胜的某些国民，视为怯懦和优柔寡断。在海军内部，也有主战派。他们认为日本必须从事战争，否则，必然慢慢地被美英荷三国越来越加紧的经济报复手段施加的限制所扼杀。
被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弄得眼花缭乱的日本自从同轴心国结成军事同盟以来，美英荷三国便加紧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1941年7月，日军开入印度支那南部之后，美英荷三国便给了日本迄今最狠的反击——联合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
切断石油供应，打中了日本海军的要害。它贮备的六百四十五万吨石油，一天比一天减少，即使严格节约，最多也只够用三、四年。没有石油，日本的作战部队就寸步难行，那末，日本就只好唯英美阵营之命是听了。
1941年春天，日美谈判开始时，曾指望能够找到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但当谈判旷日持久而且显然没有希望达成双方能够接受的协议时，主战派使强调石油禁运所产生的灾难性结果。他们说，日本必须在为时尚不太晚的时候发动战争，否则，最后只有全面屈服。
不过，总的来说，绝大多数海军军官部不参与这场关于和与战问题长期激烈的争论。他们让国家最高政治首脑对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作出决策，而把他们的全副精力倾注于加强舰队的战斗力和作战准备上面。
另一方面，自1941年初起，日本海军的计划人员便已仔细考虑修改海军战略的问题。显而易见，在日本本土附近水域进行纯防御作战的传统观念，已经不适应现在看来愈益可能发生的那种形式的战争了。
二、第一阶段作战的战略
过去，日本海军战略家们几乎一心只想到跟单一的敌人——美国单独进行较量，而现在，为了使日本适应一场多边的世界大战，他们不得不去修改原来的计划。作为轴心国结盟的成员国，日本必须准备同时对抗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海军大国——美国和英国的太平洋联合舰队，姑且不说还有荷兰了。当然，跟中国，日本自1937年以来就在打仗了。
如此大规模的冲突显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拥有充足的战略自然资源，将是决定最后胜负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日本必须迅速取得石油，这是现代战争的头等重要的支柱。所以，石油对于制订日本战争初期的战略，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后来，促使日本决定打仗的，恰恰也是石油。
为了获得石油供应来源，首要的是日本必须在战争爆发后尽快夺取东南亚富饶的产油区。因此，迅速占领这些地区是日本海军战争计划人员共同的中心目标。但是，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制订战略原则的两个主要机构——军令部和联合舰队之间却产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以永野修身海军大将为首的军令部精心制订的战争基本计划是比较正统的，至少在表面上是比较慎重的。这个计划坚持最大限度集中兵力的原则，概括地说，它要求在开战之初就用大部分水面兵力和航空兵力（包括航空母舰在内），大胆和直接地向南突进，占领产油区。军令部的战略家们希望，在以辽远的珍珠港为基地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能进行干涉之前就完成这一占领。如果以后美国太平洋舰队出击，日本舰队便根据老的防御主义原则，在西太平洋进行阻击并予以歼灭。
但是，当军令部按这个方针拟定作战计划的时候，联合舰队的某些重要人物却自行研究实施另一个更大胆、更积极的战略计划的可能性。大家都认为，这个计划的基本思想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在1941年初提出来的。
作为海军海外部队最高指挥官，山本海军大将对于集中在夏威夷群岛的强大的美国海军兵力的潜在威胁最为关注。山本海军大将认为，如果象军令部设想的那样，把大部分海军兵力用于南线作战，而没有使美国太平洋舰队至少暂时不能动弹，那么就有这样的严重危险，即：美国可能在西太平洋进攻，而日本海军却来不及重新部署兵力来对付这种进攻。所以，他觉得在发动南线攻势的同时，绝对有必要攻击美国太平洋舰队，使它失去战斗力，以消除上述危险。这就是袭击珍珠港的由来。
山本海军大将把他的设想告诉了当时担任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的大西泷次郎海军少将（后晋升海军中将，自1945年5月起任军令部次长，日本投降时自杀。——译者），指示他研究这个设想是否可行。大西海军少将是后来成立的第一批神风航空队的组织者，也是海军航空界元老。他有远见卓识，在整个海军航空部队中深受尊敬。他对山本的主张进行了仔细的考虑。
但是，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攻击夏威夷基地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唯一的有效办法是使用航空母舰部队即第一航空舰队。它当时包括四艘大型航空母舰、两艘轻型航空母舰和一支驱逐舰掩护兵力。大西所辖的第十一航空舰队是岸基航空部队，显然不能从二千海里以外的基地马绍尔群岛对夏威夷进行攻击，而只能有效地攻击菲律宾和马来亚。
大西海军少将找了第一航空舰队的颇有才智的参谋源田实海军中佐来帮助他研究。源田跟大西一样，也相信海军航空兵的重要作用。他身材不高，在他那雄鹰般的脸上，闪耀着一股强烈的战斗精神。他在海军中开始是个战斗机的飞行员。由于他技术超群和勇敢，他为他自己及所在部队赢得了“源田特技飞行队”的称号。
但是，源田不仅是一位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也是一位杰出的航空兵战术家。他在1937年调到上海出任第二联合航空队作战参谋时，对于采用战斗机编队作战和远距离出击的大大改进的新方法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在海军大学作为高才生毕业后，在伦敦当了两年主管航空兵业务的海军副武官，这个经历进一步打开了他的眼界。
源田在航空兵战术领域里最显著的贡献，是大规模使用战斗机夺取制空权以确保轰炸机作战和协同使用几支航空母舰部队在一个战术战场上作战。这些新方法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使用得十分有效，而且在美军航空界中享有“源田主义”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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