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 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 第29部分

基层战士也备受冷落。总统竞选期间，老布什拼命取悦右派，他允诺不增税，在福音派基督教聚会上发表讲话并谈论自己的宗教信念。但赢得总统选举后，他就把这一切抛到了九霄云外。里根时期，白宫设立了一个公共联络办公室，以招揽保守派活动家。苏努努却马上把这个办公室纳入他的白宫办公厅属下，并且把办公室与保守派打交道的官员减少到只有1人。同时，他把该办公室的接触对象范围扩展到所有的利益集团，而不仅仅局限于共和党利益集团。＇11＇到1992年春天苏努努去职时，保守派争相诉说被无礼相待的事情。当美国商会会长理查德·莱舍（Richard　Lesher）在电视上批评1990年的一揽子预算协议时，苏努努对他尖叫道：“我要用链锯把你那两腿间的家伙割掉。”＇12＇

老布什没有回报保守派，而对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则过于彬彬有礼。作为前国会议员，他对国会的评价很高，并且经常表现得像位英国首相，而不是美国总统。候任总统时他说：“我不会想到‘命令’这个词，我想同国会协力决定人民的意志。”从右派的观点来看，国会过于勤快地为老布什的总统任期设定议事日程，而总统对民主党同僚则太过宽容迁就——尽管在保守派的眼中，从泰德·肯尼迪卷入棕榈滩的强奸案，到众议院邮局的洗钱丑闻，老布什都有大量可以攻击的靶子。

右派有其道理。老布什不同民主党人发生冲突，证明了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短期获益，长期则是灾难。1991年春天从海湾归来的部队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经过他时，民众对他的认可率达到了91％，但他第二个总统任期的机会却被两个新的政治巨兽给毁了：一是国会中新出现的党派性极高的共和党人，另一个是在这个国家新出现的中间派民主党人。这两种类型以两个出生于婴儿潮的早熟的年轻人为典型代表——他们俩都绝顶聪明，都来自破碎的家庭，都对性很着迷——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将支配美国政治。


纽特和比尔


1984年5月，纽特·金里奇遭到长期担任众议院议长的蒂普·奥尼尔的愤然抨击，从而声名大振。在早期的午夜演讲中，这个年轻的佐治亚州国会议员嘲讽过几名民主党人，指责他们“对共产主义视而不见”，并要他们做出回应。而在那时候，C－SPAN电台的摄像机只被允许对准讲话的议员，因此观众并不知道金里奇所指责的那几个人没有一个在场。奥尼尔愤怒地说：“这是我在国会32年里见到过的最卑劣的事情。”但奥尼尔的举止打破了国会的礼仪规则，他说的话不得不从国会记录中删除——这是自1798年以来众议院议长从未受到过的侮辱。

对金里奇来说，奥尼尔受辱表示他应该加倍努力。6年前，这个理想主义的前大学教授闯进了国会，他的最低目标是把众议院从民主党手中夺过来，并推翻“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对金里奇来说，动力就是一切。1985年，他解释：“我有巨大的个人抱负，我要移动整个地球，我正在这样做。”＇13＇金里奇以惊人的速度抛出各种思想、备忘录和录像带。他甚至喜欢每天早上6点半给里根政府的一名官员打电话，因为他相信，这样能够在一整天里影响白宫的想法。＇14＇

在金里奇的世界里，民主党不仅犯了错误，且贪腐成性。他打破国会的友善规则，称对手为“笨蛋”和“缺德鬼”。＇15＇金里奇邀集保守派机会协会（the　Conservative　Opportunity　Society）的一帮同道攻击手，利用有线电视中C－SPAN这一媒体——由于该台当时的收视率不高，故为多数国会议员所忽视——就像那次激怒奥尼尔一样，对民主党人进行了一系列简短而锐利的无情攻击。1987年，奥尼尔放弃众议院议长一职后，金里奇集中精力揭露新议长吉姆·赖特（Jim　Wright）的罪行，但说得好听一些，他指控赖特的证据微不足道（赖特最严重的罪行似乎只是在一份著书合同上进行了特殊的交易）。许多共和党人敦促金里奇别再去挖证据，但是1989年众议院道德委员会以5项罪状指控众议院议长，宣称他违反了49条众议院规则。赖特最终被迫辞职。这使温和派共和党人感到尴尬，却使金里奇的激进派欢呼雀跃。

金里奇象征的是一个激烈的党派之争的新时期，强调政党不再是便于区分彼此的标签，而是意识形态的标签。1972年至1986年间，根据美国保守派联盟有关两党平均投票记录率评估，两党在众议院的分裂度从31％上升到55％（参见附录）。在里根时代，民主党人不顾司法任命中所有旧有的礼貌规则，他们猛烈地抨击保守派知识分子罗伯特·博克，里根于1987年提名后者为最高法院法官。泰德·肯尼迪不顾礼貌，咆哮着对博克说，他带来的将是地下堕胎行为。作为总统，老布什试图以绅士作风阻止更多“博克式事件的发生”，但不管用。他提名的第一位国防部部长候选人约翰·托尔参议员，在一阵蜂拥而来的、新闻媒体上惯见的夸大其词的胡乱猜测中，被他先前在国会的同事们指责有一连串的个人不当行为。＇16＇1991年，老布什提名黑人保守派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同克拉伦斯·托马斯的斗争，使得政治上对个人的毁灭性打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在年轻的法学教授阿妮塔·希尔（Anita　Hill）指控托马斯对她有不当之词后。民主党人透露托马斯法官租用色情录像带的细节，而保守派则在著作书和专栏中公开诽谤希尔。《美国观察者》（The　American　Spectator）杂志1992年3月份的一篇文章声称希尔这个托马斯法官的原告“有点疯狂﹑有点鲁莽”，但文章的作者戴维·布罗克（David　Brock）后来承认，该文是基于不实信息写成的。＇17＇

但老布什面临的问题不仅来自金里奇式的共和党人，也来自民主党人。20世纪80年代，美国共和党不断向两个阵营分化，一边是像鲍勃·多尔（Bob　Dole）这样的实用主义参议员，打算增税以减少赤字；另一边是死硬的减税派。老布什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从谴责1980年里根竞选时的“巫术经济学”，到1988年的竞选诺言“看清楚我的嘴形，不增税”。作为总统，老布什选择了持实用主义立场的学者，如理查德·达曼（Richard　Darman）和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为自己的经济顾问。他们使老布什相信，重振经济的唯一方法就是削减赤字。

1990年6月26日清晨，一项看似例行公事的声明钉在白宫的告示牌上。该声明是白宫与国会民主党领袖谈判的产物，它发出了双方同意就赤字项目进行改革的信号，其中包括“增加税收收入”。＇18＇当天下午，大约90个共和党国会众议员联名写信给老布什，发誓要否决任何这样的一揽子协议。白宫打赌金里奇及其同道会失败，他们将看到在未来5年中征收1300亿美元新税收的一揽子计划。但是，105名金里奇派的众议员和要求进行更多收入再分配的左派民主党人，合力将这个一揽子计划给否决了。由于金里奇不肯妥协，可怜的老布什为了使法案获得通过，只好以提高税收——包括将最高收入税率由28％提高到31％——来吸引更多的民主党人支持这一法案。总统对金里奇感到十分愤怒，但许多保守派基层战士则将老布什在税收上的退步看成是一种背叛。由于经济不断恶化，他们纷纷聚集到帕特·布坎南的旗下，这个保守派评论家对乔治王朝开始进行激烈的反抗。

布坎南代表的是正在快速分裂的右派联盟中另一股日渐增强的力量——旧保守派。对于内政，这些传统主义者要求税收更低，在文化战上立场更强硬；对于外交，这个激情四溢的前演讲撰稿人提出回归塔夫脱式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美国至上主义。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需要从帝国式的纠缠中脱身。谈论海湾战争时他说：“有许多事情值得我们为之而战，但绝不是为了一加仑汽油那额外的10美分。”＇19＇在与新保守派战斗的时候，布坎南把战争归罪于“以色列国防部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20＇。这种言论招致了反犹主义的指控，但是布坎南这种愤怒的本土论，为保守派怒对老布什政府提供了便利的栖身之所。1992年1月，布坎南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获得了40％的选票，奠定了老布什11月败选的基础。

如果民主党没有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值得信任的对象，那么老布什的失败还有可能避免。1985年，年轻聪明的国会助手阿尔·弗罗姆（Al　From）创立了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以使该党脱离代表激进利益集团的“彩虹联盟”（Rainbow　Coalition），弗罗姆戏称这些利益集团是“民主党的新大佬”＇21＇。弗罗姆有意地以保守派团体如传统基金会为榜样，创立他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1989年，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发展出了自己的智库——进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动力来自西部和南方那些杰出的年轻的民主党人，由于它过于具有白人的色彩，过于理性，过于亲工商界，因此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回避它。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尖刻地称其为“为有闲阶级服务的民主党人”。但由于它的分析绝对清晰透彻，因而影响力不断上升。

在文化问题上，民主党领导委员会所持立场不同于杜卡基斯这样的新自由派。其成员在国防问题上是鹰派，在社会政策问题上也很强硬。对那些要求黑人单身妈妈对孩子承担更多责任的人，民主党还要继续指责他们为“种族主义者”吗？民主党只是一个教师工会党或教育党吗？进步政策研究所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就反对更高的最低工资，并赞成更高的劳动收入抵税金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