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斯事件为20世纪50年代右派偏执狂的象征——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提供了舞台。麦卡锡绰号“死亡枪手乔”，从1950年2月他旅行到西弗吉尼亚州威林市（Wheeling）宣称掌握了国务院205个共产党间谍的名单，到1954年12月参议院以2∶1的多数票谴责他的行为，麦卡锡一直是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1946年，就在他40岁生日前夕，麦卡锡当选威斯康星州的联邦参议员。他赢得了大批追随者，全国各地自发成立了众多麦卡锡俱乐部。1952年和1954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正是傲慢自大的自由主义的化身。他说共和党一半是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者，一半是麦卡锡的支持者。这话并不为过。
麦卡锡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在中西部的一个小农场长大，在密尔沃基（Milwaukee）一所名叫马凯特（Marquette）的天主教大学读书，喜欢拳击。他是憎恶自由派精英的民粹主义的化身。他的言谈像一个码头装卸工，穿着邋遢且贪杯。他替数百万像他一样的人表达了憎恶之情，谴责“享有特权、满是娘娘腔的国务院”，粗暴攻击迪安·艾奇逊是个手拿花边手绢、装腔作势地用英国腔说话、刻板而“徒有虚名的外交官”，指责乔治·马歇尔（Gee Marshall）“参与了一个惊天大阴谋、是历史上最声名狼藉的人”。他对一群记者说：“伙计，如果你反对麦卡锡，那你要么是共产党人，要么是浑蛋。”＇15＇难怪普雷斯科特·布什觉得有必要给他上上礼仪课。
麦卡锡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国务院确实存在一些共产党人。但是他的不修边幅、恐吓举止和日益严重的酗酒行为，对他的事业无所裨益。甚至他的得力助手罗伊·科恩（Roy Cohn）也承认，由于他的“火暴脾气、单调而威胁人的话语、不苟言笑的神态以及下巴上永远刮不完的短须”，人们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到了1955年，麦卡锡已经使右派手中的王牌之一——反共——失去价值，自己也成了自由派长期打击的靶子。
偏执狂是右派最显著的失败，怪癖性则是右派更常见的病症。艾伯特·杰伊·诺克是战后右派为数不多的重要长者之一，但他却自称为贵族。他憎恶“我们的敌人——国家”（他的一篇文章就以此为标题），瞧不起普通老百姓，视自己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同人为脱离美国主流的“残渣”。而为了凸显自己脱离美国主流，他身披花里胡哨的斗篷，手拿拐杖，并把自传取名为《多余人的记忆》（Memoirs of a Superfluous Man，1943）。他指责自己的祖国奉行劫匪的道德准则，并认为全世界的理想社会存在于比利时。
另一位身披斗篷的十字军战士是安·兰德（Ayn Rand）。她是一个俄国流亡贵族，写过好几部赞美经济个人主义的小说，现在是一个受到右派尊敬的人物。她的两部小说《欲潮》（Fountainhead，1943）和《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1957）卖出了好几百万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一度是她的狂热爱好者，这也抬高了她的地位。但对许多当代人来说，围绕在她周围的一批信徒却显得有点古怪。她预言将出现一个纲领要求极低的国家——没有税收、没有任何传统，尤其是基督教传统。她身披飘逸的黑斗篷，由美元符号的金别针扣住，用浓重的俄国口音鼓吹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力劝人们尽可能多地享受性高潮。她向《时代》周刊解释：“十字架是苦难的象征，我更喜欢美元符号，因为它是自由贸易的象征，因而也是自由心灵的象征。”＇16＇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的结尾，一个劫后余生的主人公得到天启后在空中追逐一个美元符号，以祝福荒无人烟的大地。兰德坚信，人们有吸烟的责任，因为吸烟代表了人类对火的驯服。出版商在《阿特拉斯耸耸肩》的封面上画了一支香烟，上面饰以浮雕式的小金叶美元符号。1982年，在她的悼念仪式上，人们把一个6英尺高的美元符号放在她棺盖打开的棺木旁，房间里萦绕着《通往提伯雷里的漫漫长路》（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那悠扬的乐声。＇17＇
兰德至少还是着眼于未来，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守主义的第三个特点则是怀旧症。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ver）是个南方人，绰号“圣保罗的土地改革者”。他的大部分学术生涯是在芝加哥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他迷上了旧南方以及它的封建种植园世界、宗教忠诚和绅士派头的道德规范。在《港湾的南方传统》（The Southern Tradition at Bay）一书中（该书作为学术论文成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于他过世后的1968年），韦弗宣称，南方是“最后一片没有西方世界物质文明痕迹的净土”，是一个“没有认识到其正义性基础的正义社会”。他谴责内战使野蛮的自由市场契约准则流毒整个美国。他最有名的著作《思想产生结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1948）开篇即大胆陈述：“这是关于西方分裂的又一部著作。”他认为，自从14世纪末人们放弃对先验价值的信仰，转而喜欢上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的唯名论（2），西方就走上了一条大错特错的道路。
美国最老牌的怀旧症人物要属拉塞尔·柯克，他企图为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重新阐释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在《保守主义的心灵》（The Conservative Mind，1953）一书中，柯克认为，美国革命是一项以怀疑人性和崇敬传统为基础的保守主义事业。柯克的确得到了《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的热情评论，但有征兆表明，由于受到内心某种邪恶力量的驱使，他使自己从主流社会边缘化。他生活在密歇根州仅有200人的梅科斯塔村（Mecosta），称自己为“残缺不全的乡村里最后一个戴着软帽的地主”，并把汽车这一美国生活的标记描述成“机械雅各宾”。＇18＇对于柯克来说，资本主义就好像共产主义的幽灵，“洛克菲勒和马克思仅仅是同一股社会力量的两个不同代理而已”。人们只能在神意许可的固定社会等级里才能得救。无怪乎有批评家指责柯克，说他说话就像是“一个晚出生了150年并且生错了国家的人”。＇19＇
是什么把这些古怪的乌合之众转变成保守主义革命的拥护者呢？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有三股力量在表层下涌动：一是出现了一批知识型企业家；二是南方越来越对民主党失去耐心；三是美国的重心向西转移。巴里·戈德华特则把这三股力量拧到了一起。
思想开始的地方
一群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崭露头角，证明右派的知识生活并不只是一场疯狂的闹剧。不过这些经济学家的灵感却来自于奥地利这个最不可能的地方。按照奥地利学派创始人之一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说法，该学派认为，“主要的问题是，人们是否应该放弃自由、私人的主动性和个人责任，是否应该屈从于人为设计的巨型装置——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制性和威胁性监护”＇20＇。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米塞斯的学生，是他使美国人相信，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他们的战斗任务。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哈耶克对凯恩斯主义正统理论在经济学学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发起了全面攻击，这种攻击有时也会令凯恩斯（Keynes）本人感到恼火。《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1944）这本引发争论的书的缩写本，使之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哈耶克在全美国进行演讲。他在书中认为，中央计划是极权主义的前哨征兆。哈耶克的一个早期皈依者是人到中年的好莱坞明星罗纳德·里根。1967年，保守主义运动主要的历史记录者李·爱德华兹（Lee Edwards）去拜访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州长里根，发现罗纳德·里根书架上那些哈耶克和米塞斯的著作里有密密麻麻的注解和评论。＇21＇
哈耶克还帮助右派建立了两个不朽的机构：自由市场热情支持者的朝圣山学会（the Mount Pelerin Society）和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发人深省的是，朝圣山学会于1947年成立于瑞士而非美国。1950年，哈耶克移居芝加哥大学。尽管他在社会思想委员会（the mittee on Social Thought）而非经济系任教，但他还是使得芝加哥大学成为他反叛思想的指挥中心。芝加哥学派向“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引自《时代》周刊1965年的一期封面用语）以及“苏联经济证明……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不仅能够运行而且能够繁荣兴旺”［引自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那时候的标准教科书］这样的观点提出了挑战。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则坚持认为，政府开支应仅限于数量有限的“公共事业”——尤其是国防——其他一切则由市场决定。
芝加哥学派年轻的经济学家们对大政府干预主义发出了轻蔑的声音。他们说，以房租控制为例，要想减少可租房产的总量，除了限制房东收益量，还有人能设计出更好的方法吗？像哈耶克一样，弗里德曼不仅向学界同仁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也向街头的普通人提问。他在《新闻周刊》上开辟了一个专栏，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论战，由此产生了他1962年的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那时，右派已经开始聚集起一些思想阵地。20世纪50年代初，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困境不仅仅在于他们的怪癖性。这些自由市场倡导者，迫切需要像伯纳姆这样的改良派共产党人，以及像柯克这样的传统派保守主义者，他们同样迫切需要机构的重要影响——他们需要在可怕的“自由主义”大学墙外，有地方供他们聚会讨论自己的观点，有平台来提升他们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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