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又有人说，看到沈惟敬上路的时候，带着一个黄包袱皮，形影不离，会不会是大明皇帝写给小西行长的敕封诏书？大家纷纷猜测那包袱皮里是什么东西。又有人说石星是主战的，他怎么可能派沈惟敬来和谈（《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甚至还有人提议不如趁敌人放松警惕，大军杀过去，趁势夺城——这就是成心要置沈惟敬于死地了。
听群臣这么一忽悠，这沈惟敬到底是存的什么心思，李昖又不踏实了。
沈惟敬对朝鲜人怎么想毫不关心，他一路晃晃悠悠，在二十五日抵达平壤。当晚日本人在平壤附近的斧山院请他吃了顿饭，次日入城。
小西行长见到沈惟敬来了，十分开心，连忙大开城门，盛情款待，还派了肩舆把他抬进城，跟上次白刃包围着进城态度大不一样。只是处处都有兵将巡游，暗伏杀机。沈惟敬面不改色心不跳，一面和小西谈笑，一面还有闲心偷偷数城内兵数——后来他估算的平壤城总兵力约在一万四千人到两万左右，与第一军团主力大体相当，十分准确。相比之下，朝鲜人跟小西交手了无数次，仍旧对敌人实力稀里糊涂，还不如沈惟敬一个大骗子精明。
两边坐圆，日方这边是小西行长、宗义智、义调与玄苏、宗逸，还是上次谈判的五人小组。小西行长开口问道，天朝对上次提的要求有什么意见？
沈惟敬不慌不忙，从怀里拿出黄包袱皮，捧出一封文书，递给小西行长。小西行长接过来，验看一下，发现上头盖的是北京兵部的关防，还有石星的印记，不禁肃然起敬——上次沈惟敬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游击将军的小章，只是个山寨货，这次的行政级别像样多了。
小西行长不懂中文，就让玄苏和尚代为翻译。听完玄苏读完以后，他笑得嘴都合不拢了。这份兵部文书是这么写的：“我们已经知道日本的苦衷了。原来你们起兵，只是为了通贡于天朝而已，都怪朝鲜背信弃义，才导致两国交兵。现在既然都是误会，你们赶紧把地盘和两位王子还给朝鲜，另外寻一条路来进贡就是了。”
这封回函相当地狡猾，行文暗藏玄机。小西提出的两条要求，它一条都没答应，但看起来又像是都回答了似的。日本打的旗号是通贡，没问题，你换条路来，不一定途径朝鲜嘛，这么轻轻一句就撬掉了日本的借口基础。至于小西提出的划大同江为治，文书里根本没提，反把归还国土和王子作为通贡的前提条件。（《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七绕八绕，把一个停战问题硬生生变成了通贡问题，把日本人的筹码拿过来化为己用。这种打太极的精妙技巧，只有石星、宋应昌这样久经大明宦海的人，才能玩得驾轻就熟。
小西行长果然被绕糊涂了，半天没回过味儿来。他的手底下宗义智、义调都是半文盲，玄苏、宗逸虽然对汉文化十分熟稔，可这种玄奥幽明的推手功夫没十来年官场浸淫可学不会。
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了一通，小西行长有点为难地对沈惟敬道：“两个王子，都是在加藤清正手里，这事我作不了主啊。”沈惟敬立刻回问：“那你能作什么主？”小西行长想了想，回答说：“把平壤城还给你们，划大同江而治，这事我能拿主意。”沈惟敬把脑袋摇得象个拨浪鼓：“不成不成，这样谈不成和平，那还是各自回去，等着打仗吧。”
小西行长挺着急，有点扭捏地说：“平安道是我的防区，我能作主。可是朝鲜其他诸道都有别的大将镇守，他们可不听我的。” 这一句话正中沈惟敬下怀：“说来说去，这两个条件你既然作不了主，那么赶紧回去禀报上峰吧。等贵方计议定下来咱们再谈。”一句话，把皮球踢了回去。
小西行长要回报在汉城的宇喜多秀家和长老团，然后汉城方面要回报在名护屋的秀吉，这一折一返，至少一个月时间。有这一个月时间，大明军队基本可以作好准备了——最绝的是，沈惟敬还让小西行长等人觉得，拖延谈判的责任不是大明方，而是日方。（《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
沈惟敬看到自己拖延时间的目的达到了，决定见好就收，不要把日本人逼得太紧。于是双方各退了一步，心怀愧疚的小西行长决定先把平壤城交还给大明，日军退到大同江以东，其他条款等禀明了秀吉再说；而大度的沈惟敬则慷慨地表示，他会先说服朝廷把册封秀吉的事办了，以表示诚意。
最后主宾双方约定，在万历二十一年的一月七日，大明朝廷特使会在平壤以北的肃宁馆恭候，与日军交接。当小西行长问他朝廷特使会派谁来，沈惟敬的回答充满了黑色幽默，极具喜剧色彩，他正色答道：“李如松。”（《明末纪事本末》）
他这个回答基本是诚实的，没有完全说谎。后来李如松确实在一月来到了肃宁馆，只不过带来的不是册封仪仗，而是数万兵马与各式大炮而已。
于是，第二次中日谈判便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下胜利结束。沈惟敬离开，并在十二月三日返回义州。朝鲜君臣正在惶恐不安，看他回来了，拽住死命问他到底谈的怎么样，大明到底出兵不出兵。沈惟敬给问烦了，嚷了一句：“我接到的命令就是谈判，其他的事别问我，问宋应昌去！”然后转身离开。
他这一句话，让朝鲜人更害怕了。他们看到大明在辽东按兵不动，生怕这次谈判是玩真的，真把大同江以南割给日本，都心慌不已。李昖也不想想，大军都集结了，怎么可能不打呢？
这一堆糊涂君臣这也不是第一次犯浑了。他们跟日本人打了一年仗，连敌人到底有多少人都不知道，有的猜是八万，有的猜是三十二万，甚至还有人猜平壤城里只有九百人。如此懵懂之人，既不懂兵法，也不明形势，指望他们理性理解大明的布局用心，难度实在太大，以至连江湖骗子兼话痨沈惟敬同志都不想再跟他们废话了。
李昖跟手底下人商量了一通，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没被日本人杀死，也得被自己吓死。还是得问问上头意思（《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工曹判书韩应寅以前出使过大明，有丰富的辩诬经验，李昖便指派他前往辽东去见宋应昌，问个究竟。
韩应寅找到宋应昌的衙门，强烈要求面谈。宋应昌一脸无奈，自从他入镇辽东以来，朝鲜人天天要求见面，书信写了一封又一封，怎么说他们都不信，不说他们又惊恐万分，实在太难伺候了。于是他对韩应寅说我车轱辘话说了许多遍，信里也都不厌其烦地写明白了，你回去吧。明天我先派五千人马渡江，一半进驻定州，一半进驻义州，这总行了吧？
韩应寅问大军啥时候动？宋应昌回答说我就是个经略，主力移动要等李总兵来。也就这四、五天时间了。这个月肯定能出动，我求求你，就别问了行么？
韩应寅还死皮赖脸不肯走，最后提了一句沈游击去平壤谈判这事您知道么……宋应昌一听，脸色一变，狠狠瞪了他一眼：“这不是你该问的事！”又补了一句：“我奉命讨伐倭寇，其他的事都不清楚。”（《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六日）
得感谢朝鲜人留下的《李朝实录》，留下了这些对话细节，让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当时几位对话者的心境。
韩应寅是焦虑、痛苦以及小无赖；而宋应昌则是无奈中带着一丝不耐烦，还有几分警惕。
宋应昌从来没喜欢过沈惟敬——不独是他，所有人都没喜欢过这个夸夸其谈的骗子。
大明官场有自己的一套内在规则，文武官员升迁拔擢都有规矩依循——而沈惟敬本是市井无赖，没有任何功名在身，而且寸功未立，就这么赤手空拳闯进官僚体系，作为秩序破坏者出现、他得授游击将军之职也还罢了，居然还作为一国使者，代表大明与他国折樽冲俎，这实在是难以接受。在中国史料里对这个人的描述殊无好话，也是这样一种情绪的表现。
石星怎么想不知道，其他官员一提起这个人，可都是面上无光，觉得自己“被代表”了。
而且沈惟敬从事的工作，在大明官员看来并不光彩。和谈这种事太丢人了，就算是为了拖延时间的假和谈，若公开出来也会被那些言官弹劾，惹出大麻烦。因此，沈惟敬的和谈行动只在一些高层官员中流传，下层官员与军官都未曾予闻。
当韩应寅一提这个名字，宋应昌就极其敏感地顶了回去，不允许他继续说下去。这些朝鲜人太多嘴了，他那时候一定在心里这样想。
朝鲜对沈惟敬的疑虑，一直到十二月八日才被从北京返回的郑昆寿消解。郑昆寿回到义州以后，把中朝关于出兵的争论以及决策全过程都讲给李昖听，李昖这才明白其中的曲折。郑昆寿还拿出了薛藩报告的抄本，摘出里面提及沈惟敬和谈的一段话：“游击沈惟敬奋不顾身，单骑通言，约五十日，缓其侵犯，以待我兵之至。然而我以此术愚彼 亦安知彼非以此术而愚我乎。”
沈惟敬可以不信，薛藩是朝鲜大恩人，却不能不信。
很快在辽东的韩应寅也传回消息，他在辽东找到了一个军方的重量级人物：右协大将，副总兵官张世爵。张世爵早听了这些人纠缠的恶名，也不啰嗦，直截了当告诉他：李如松总兵已经到辽东了，十五天内必然发兵。又说你们错怪沈惟敬了，我们是打算借和谈之名诱敌人出来，再聚而歼之。（《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至此李昖方才疑虑尽消。沈惟敬之前的种种古怪举动，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朝鲜人还安慰自己，沈游击不愿意告诉我们实情，那是怕我们泄露军情而已。（《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十一日）
沈惟敬若是听见，肯定会叫起撞天屈。他早就把真实意图告诉过朝鲜人，谁让他们不听！
就在一切都看似烟消云散的时候，事情陡然起了变化。
十二月十三日，李昖与大臣们闲聊，说起沈惟敬，还在啧啧称赞沈惟敬的计策真是不错。正说间，韩应寅一脚踏进来，满头大汗，手里拿着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