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讲史:细说民国创立- 第13部分

上海当时有一家报纸。叫做《苏报》，原为托名日商报纸，因生意清淡而卖给了湖南衡山人陈范（梦坡）。陈范在庚子、辛丑（1900、1901年）之间，很拥护变法及君主立宪的主张。他的报，被社会认作保皇党的喉舌。到了壬寅、癸卯（1902、1903年）两年，他看到清廷对俄国之窃占东北，而不敢收回主权，对留日自费学生之请求学习陆军而加以阻挠，对留日学生之组织“拒俄义勇队”而大施压迫，深深地感到康、梁的保皇主张绝对不是一条可走的救国的路。便终于决心和革命分子站在一起。他自动把《苏报》贡献出来，作为中国教育会的“附属权关”。凡是中国教育会的文告，以及爱国学社的种种活动，都免费照登。而且，学社内部的鼓吹革命的讲义与演讲词，也一字不漏地登了出来。章炳麟被他聘为撰稿人。

陈范的女儿陈撷芬，热心爱国，颇有父风。她创了一家《女学报》，提倡女权。

中国教育会除了拥有《苏报》作为“附属机关”，“爱国学杜”作为它所扶植的学校以外，又在江浙各地设了若干“支部”，由这些支部创设了若干学校与学社，例如在常熟有“塔后小学”，在吴江的同里镇有“明华女校”，在上海华泾乡有丽泽小学，在苏州有“吴中公学社”，在杭州有“两浙公学社”。这些学校与学社，也都成了鼓吹革命的中心。江浙一带的思想界主流，于是便由君主立宪而蜕变为反清革命了。　

　




　


《细说民国创立》一八、《革命军》
一个十九岁的，来自四川巴县的青年，姓邹名容，到过东京，吸收了革命思想，回至上海，写出一篇洋洋洒洒、慷慨激昂的大文章来，题目是《革命军》。

开头的第一句，极长，有一百二十个字之多：“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

在这一个长句子之下，紧接着两句斩钉截铁的六字颂赞：“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次一段，他说明“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再次一段，他说明“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然后，加上三段，先叙秦始皇以来帝王之专制自私，以致“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似游牧腥膻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次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变换，皆是“野蛮之革命”，而非“文明之革命”；又说“卢棱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标本。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以上，还不过是第一章“绪论”。全书共分七章，第二章是“革命之原因”，第三章是“革命之教育”，第四章是“革命必剖清人权”，第五章是“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第六章是“革命独立之大义”，第七章是“结论”。全篇一共有两万多字。

在“革命之原因”的一章中，邹容不仅旧事重提，提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清兵入关时的残暴行为，如一般人之强调复仇，而且详详细细地列举清廷之厚待满人，歧视汉人：“如内阁衙门，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与）汉（人）侍

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额缺约四百名，而汉郎中、员外、主事，额缺不过一百六十二名。要之，皆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汉人刚积滞效十载，不得迁转，满人则俄而侍郎，俄而尚书，俄而大学士矣。……满人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拾芥，而汉人则大奴隶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伦，残杀数百万同胞。挈东南半壁奉之满洲，位不过封侯而止。”

邹容把清廷对于士农工商兵的虐待，也一一分别描写。对于士，清廷则“多方困之，多方辱之，多方汩之，多方羁之，多方贼之”。对于农，清廷则“多方刻之”，“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其鬻妻典子而后已”。对于工，清廷坐视他们“初则见拒于美，继又见拒于檀香山、新金山等处，饥寒交逼，葬身无地”，“受外人不忍施之禽兽者之奇辱。”对于商，清廷则“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之于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对于兵，清廷则“每月三金之粮饷，加以九钱七之扣折，与以腐朽兵器，位置其一人之身命。……及其死馁也，则委之而去，视为罪所应尔。……即或幸而不死，则遣以归农，扶伤裹创，生计乏绝，流落数千里外，沦为乞丐，欲归不得，而杀游勇之令，又特立严酷。”

清廷穷奢极侈，于圆明园既毁以后又造了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刮吾汉人之膏脂？”“开学堂，则曰无钱矣。派学生，则曰无钱矣。有丝毫利益于投入之事，莫不曰无钱矣，无钱矣。乃无端而谒陵修陵，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修宫园，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作万寿，则有钱若干。”

中国“有二百万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灵明之国民，有五千余年之历史，有（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之政治，……而为地球上数重之奴隶，……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国之驱追，内患外侮，两相刺激，十年灭国，百年灭种，其信然夫！……吾今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吾愿日日执鞭，以从我同胞革命，祝我同胞革命。”

在其余的几章，邹容所发挥的俱有独见之处。他认为“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所谓教育，便是“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并且应该养成独立不羁之精神，乐死不避之气概，尽瘁义务之公德，与“个人自治，团体自治”的习惯。他认为汉族为地球上“绝大蕃多，无有伦比之民族”，“即以二十世纪之主人翁推尊我汉族”，“亦非河汉之言”。然而“秦汉以前有国民，秦汉以后无国民”，“无所往而非奴隶”。“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历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必须先拔去奴隶之根性”，才能“进为中国之国民”。

他提出了二十五条具体办法，作为革命独立之大义，其中包括推倒清廷，建立共和，确定国民的各项权利义务，制定宪法等等。最后的一章结论，字数不多，却写得激昂慷慨，很像是一首军歌。　

　




　


《细说民国创立》一九、《苏报》案
邹容的《革命军）并没有一句一字，论及军事组织或军事行动，然而这篇文章的本身的的确确称得上是一支强有力的“革命军”。邹容于民国成立之时，被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权力追赠为“大将军”，也可谓当之无愧。

在这篇《革命军》以前，虽有过兴中会的《缘起》与历次起义时的布告，然而流传均不甚广，内容也不如这篇文章之淋滴尽致，句句动人。

《革命军》的第一版，由上海租界上的大同书局秘密印行，日期是癸卯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阴历五月。章炳麟在四月间替它写了序文。序文中称赞它是“雷霆之声”，又说“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邹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才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这时候，章炳麟住在南京路泥城桥福源里的爱国学社。他是爱国学社第三第四年级的国文教员。中国教育会的办事处也设在爱国学社之内。邹容既不是中国教育会的董事，也不是爱国学社的学生，却以革命同志的情谊住在学社之内，和学社的师生结成一片。学生之一章行严（士钊），受《苏报》之聘，于五月初一日（1903年5月27日）开始，担任主笔，每日发表“言论”一篇。第一，便是很惊人的《论中国当道皆革命党》，登载在五月初二日的该报。初六，他登载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书》；十四日，他登载了自己所写的《读革命军》。在此前后，他也登载了章炳麟的《介绍邹容革命军》与邹容的《革命军》自序。

章行严在当时是一个革命的弄潮儿。倘若没有他运用主笔的职权，在《苏报》上发表这几篇文章，《革命军》始终只是一本秘密的小册子而已，不致于导致轩然大波的“苏报案”，而连带成为轰动全国上下、人人想读的奇书。

章炳麟在《驳康有为书》里面，有“载湉小丑，不辨菽麦”八个字。章行严在《读革命军》里面，发挥邹容的“教育”理论，说“居今日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导之脱奴隶，就国民。脱奴隶，就国民，如何？曰，革命。……而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备省以压制革命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外乎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政策者乎？是以排满之见，实足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必不能不经之一途也。”

清廷的商约大臣吕海寰，在这一年四五月间，便已看不惯上海志士们的爱国活动，向江苏巡抚恩寿建议捉人。他在写给恩寿的信中说：“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他前后向恩寿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