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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跟左宗棠最早打交道，可追溯到湘勇刚创办那阵。
1852年，左宗棠在张亮基幕府，每天军务虽然繁忙，但他办事效率高，多出的时间，常去曾国藩幕府串门。
从湖南巡抚衙门到曾国藩的幕府，骑马也就十几里路。
曾国藩为人好客，家里饭甜菜香。左宗棠刚好饭量大，又是个美食家，特别爱吃鸡（今天的宫保鸡丁，又叫“左宗棠鸡”），有事没事去打牙祭。他吃起来很快，席间有说有笑，与朋友辩论。
时间久了，李鸿章与左宗棠、彭玉麟在饭桌上辩论时常谈不来。李鸿章北方高个子，一米八几，在矮个子湖南人堆里十分打眼，不免经常被拿来开玩笑。玩笑开得多了，他感到恼火，就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发牢骚说，从左宗棠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出“湘人胸有鳞甲”；从彭玉麟身上呢，可以看出“老彭有许多把戏”。
即是说，左宗棠的倔强骂人，彭玉麟的灵活骗人，让他受不了。
这话后来传进彭玉麟耳朵，他很生气。下一次吃饭聊天时，想到借拿湖南人与安徽人来做个比较，贬一贬李鸿章。
左宗棠放下筷子说，我最近读了宋朝沈辽一首《答谢杨圣咨》的诗，发现一个怪事，里面有两句话，“当时皖皖同朝露，不计星星向暮龄”。两个皖字连用就是“明亮”的意思，为什么一个皖字就不是呢？
彭玉麟说，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呢？因为安徽人心地不光明的太多了。
李鸿章想起背后书信，顿时满脸通红。他反驳说，一个安徽人就叫“皖人”，很多安徽人，就叫“皖皖人”，可见安徽人本来都是心地光明的。现在为什么不光明了呢？因为有鳞甲的湖南人将安徽人带坏了。
“鳞甲”本来是攻击左宗棠的，但彭玉麟的父亲（尊人）在合肥青阳做过很长时间的司巡检。说湖南人带坏了安徽人，不是摆明来攻击他？
彭玉麟火起来了，质问：你怎么可以辱骂我的先人？挥起拳头冲上去。李鸿章也正在气头上，挥拳迎接。一高一矮，两人认真起来，打得热火朝天，扭成一团，难分难解。旁观的来劝架，强行拉开，但两人用力过猛，都拉不开。（“二公互殴，相扭扑地，座客两解之，乃已。”）
官员口角扯皮打架，诗文换拳头，顶多有失风度，算不得什么大事。因为不好说，曾国藩只旁观，从不掺和。他忍不住时，也偶来发表意见，左宗棠就据理力争。左宗棠思路快，口才又好，曾国藩反应跟不上，不知不觉被问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
生活小事大约可以看出他们的性格、行事风格。
生活上谈不到一块，在大是大非上，左宗棠与李鸿章也谈不来。
左宗棠后来训练楚军时，规定将帅要以诚对待部下，曾拿李鸿章来做反面教材，说：“淮军以诈力相高，合肥又以牢笼驾驭为事，其意在取济一时，正虑流毒无底。”＇2＇左宗棠批评李鸿章以欺骗和设圈套来作为做事的手段，虽然取得了一时成功，但后患无穷。
其实欺骗和设圈套不是李鸿章个人，而是清朝官场流行惯用的潜规则，左宗棠最好的朋友胡林翼也是“骗子专家”、“圈套高手”。左宗棠也批评胡林翼，但跟他交好，因为胡林翼有血性，重情谊。左宗棠接受不了李鸿章温和性格里的心机。
左宗棠自嘲为“狭”，就是气量小，其实是爱较真，不怕得罪人，将别人见不得人的一面曝光。他以“诈力、牢笼驾驭、流毒”这些字眼来评价李鸿章，当事人听上去十分刺耳，旁人听就比较客观了。
左宗棠与李鸿章第一次合作，是剿灭捻军。
左宗棠南方人，不习惯北方捻军的游击战，非但没有赶跑，反而将西捻军快赶进了北京城，李鸿章受了连带责任，气得直骂左宗棠是“当代曹操”。而清朝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曹操都被描成白脸大奸贼，而不是后来鲁迅说的“至少是个英雄”。左宗棠听了十分生气，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当代诸葛亮，怎么成了曹操？
两人最糟糕，关系最僵的一次，是西捻军剿灭后。
李鸿章以为大功告成，大办酒席。没想到，左宗棠又向皇帝上奏折，说西捻军首领张宗禹并没有投河自杀，而是逃走了。
他要李鸿章拿出张宗禹的尸体来证明自己举报错了。
李鸿章自然找不出来。
皇帝果然怀疑起来，问李鸿章：怎么回事？
李鸿章说：已经消灭了，只是找不到，不信朝廷可以派左宗棠去找。
左宗棠当真派出士兵，到处悬重赏去找张宗禹尸体。当然，最后也没有找到。
淮系将领刘铭传听说了，气得半死，破口大骂：左宗棠这个王八蛋，也不想想，现在盛夏，张宗禹尸体早腐烂了，到哪里可以去找来做证？我如果碰到左宗棠，非一刀砍了他不可！
李鸿章则无所谓，笑着说：麻子，你气什么气呀？让人家去搜嘛。
这次左宗棠举报张宗禹没死，就像湘勇打下南京后，他举报幼天王没死一样。当年曾国藩与此时李鸿章的反应一样，很生气。但幼天王确实没死；至于张宗禹，是死是活，永远是个谜案了。
民间至今还在流传，张宗禹确实没有战死。后来或者出家为僧，也有可能落难到了孔家庄。＇3＇
左宗棠的举报，看准事实，认死理，死较真。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都在那里。
这种性格好还是坏，福还是祸？左宗棠自己不会去考虑。
与认死理、死较真风格对应的，是他的刚正、直率、敢担当的性格。易中天曾提出“性格互补结构”概念，认为湖南人“霸蛮”，必然有“灵泛”补充。性格矛盾对立、相互转化，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依存。
左宗棠因为这种性格，得罪了李鸿章，也得罪了曾国藩，还得罪过许多朋友。可也有人喜欢：陶澍临死前与他“结亲托孤”，看中的是他这点；林则徐对他“事业托孤”，还是看重他这一点。
现在，慈禧太后也发现了他这个性格。
清廷国防正危机四伏，“少争论”、“不争论”需求强烈，朝廷不允许重臣左宗棠与李鸿章把大量时间花在空口辩论上。大敌临头，大事在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但在封建集权社会，“不争论”首先得靠一个实权人物来平息。
已经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的眼光与判断，变得重要起来。
海防，还是塞防？到底起用左宗棠，还是听信李鸿章？
她要二选一。
西北危急
中国海防与塞防同时出现了大危机。
左宗棠知道，要破解这个危机，首先得弄清楚：这些危机，在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
中国东南沿海的危机，最早起源于日本的处心积虑。
1609年，萨摩藩发动了侵略琉球的战争，以武力征服了琉球王国，背着中国，将琉球北部的几个岛屿全部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
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成立侵略台湾的机构：台湾都督府。授命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率军舰5艘，从厦门进犯台湾。
此时已经经过两百多年，日本企图篡改历史，禁止琉球群岛向清廷进贡。
总理衙门派何如璋去日本交涉。
交涉首先需要确定中方原则。李鸿章下指示说：“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百唯不暇，亦且无谓。”按照这个意见，琉球舍弃给日本，对中国有大好处。原因是琉球跟中国远而跟日本近，为琉球每年对清廷的那点小小的贡品而跑大老远跟日本打一仗，是贪图虚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
如此现实功利，难免目光短浅。用长远眼光来说，李鸿章错得彻底。因为本来独立自治的琉球，一旦沦落为日本附庸，则完全可以成为日本侵占台湾，进而侵略中国的一块跳板。以军事家百年的战略眼光，以政治家千年的长远布局来看，李鸿章等于在为中国挖坑。（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已经证实）。
晚清朝廷伤病缠身，病痛不止。相比于远隔东海的琉球，另一个发生在陆地上的更大危机，正如一把尖刀，锋利地插入中国的脊背。那就是新疆刚成立的阿古柏政权。
阿古柏政权是怎么产生的？
1864年，新疆民间发生动乱，库车、和阗、喀什、吐鲁番等地，动乱的首领，先后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与清兵互相攻伐，局势陷入一片混乱。
占据喀什旧城的柯尔克孜伯克司迪尔自立为“帕夏”，为了树立威信，决定派手下金相印去浩罕城迎回号称“圣裔”的布素鲁克。其父张格尔多次入侵南疆，被立为傀儡。
1865年春，浩罕阿力木库尔汗派阿古柏率领50名骑兵护送布素鲁克去喀什。
一到喀什，布素鲁克和阿古柏便组织兵变，将司迪尔逐出喀什。 3月，司迪尔率7000余柯尔克孜兵回袭喀什。阿古柏仅带100名骑兵夜袭敌军，击溃了司迪尔，接收了司迪尔势力的阿古柏迅速组建了数千名士兵的军队。 4月11日又攻克了英吉沙，并将司迪尔残部彻底逐出新疆。
在阿古柏的扶持下，布素鲁克于1865年4月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意即“七城汗国”，表明了一统南疆七大城（一般认为是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的野心。
1868年，英国派遣特使会晤阿古柏。
1868年，阿古柏分两路，一路派侄子沙迪·米尔扎去阿拉木图，到了塔什干和圣彼得堡，一路派亲信穆罕默德·那扎尔赴印度旁遮普会见英国总督，争取英国支持。英国给他赠送了一大批军火，还允许他在印度招募工匠回喀什设立军工厂。
同年，俄国派赖因塔尔上尉来喀什沟通， 1872年6月，俄国派人前往喀什会晤阿古柏，双方签订通商条约，俄国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
有了大批先进的杀伤性武器，阿古柏1870年5月攻占了吐鲁番，切断了北疆和河西走廊的联系，又收降了以白彦虎为首的陕甘回民起义军残部，实力进一步增强。
到1871年底，迪化、玛纳斯、鄯善先后被阿古柏攻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