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俊�
陶澍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朝野上下谁人不知？张亮基要陶家捐10万两银子，分明是勒索！左宗棠越说越气，把手一捋，高喊：备马！即和陶家仆人各骑快马，直奔长沙。
左宗棠跨进长沙城的陶公馆，还未进屋，就问：“公子呢？”
门房流泪说：“昨日下午，一群兵士把公子绑架走了。”
左宗棠立即策马来到巡抚衙门，怒气冲冲地向里面闯，守门的卫兵也不阻挡。
左宗棠径直上了大厅。这时，巡抚张亮基从签押房里踱步出来，拱手说：“左先生，鄙人在此恭候已久。”
左宗棠怒气冲冲，大喊一声：陶公子在哪里？快给我放了！张亮基哈哈一笑，说：从何谈起！我昨天请公子来舍下叙谈，公子正在后花园赏花呢。”
江忠源这时出来了，左宗棠见到他，又见到了陶桄，才陡然明白，逼捐10万两银子，并无其事，引诱自己前来自投，才是真的。
这段故事情节生动，引人入胜，但《左宗棠评传》作者杨东梁认为，张亮基扣留陶桄，逼他拿出10万两银子，从而引左宗棠赶赴巡抚衙门，是后继者骆秉章办的事，没张亮基什么事。
正史记录、野史编派、小说演义，众说纷纭。事实到底怎样？读者可以自判。
真实的历史是，在此之前，张亮基已经专程登门，邀请了左宗棠。
张亮基亲顾左庐，是在兵临城下的危局中紧急做出的。
太平军围住长沙后，主营安扎在城南妙高峰，营盘分扎长沙城南、东、西三面。城北是湘江，清军在这里布置了五千余兵力；江对面驻下三个绿营。湘江成了清军守城重点防守区，也是出入长沙城的唯一安全通道。
夜幕中， 50多个部下，簇拥着一位身穿便服、身材清瘦的官员，悄悄走出长沙城北门，登上了停泊在江面的一艘官船，轰隆轰隆向湘阴方向驶去。
官员正是新到的湖南巡抚张亮基，他冒险出城，是到湘阴去邀请左宗棠。
见面后，左宗棠被他的诚心打动，但并没有立即来长沙。
完整的故事情节是，先通过胡林翼、林则徐举荐，再江忠源写信力邀，然后张亮基登门拜访，左宗棠终于出山了。
既来之，则安之。左宗棠受命之前，丑话说在前面：“宗棠脾气不好，遇事又好专断，恐怕日后不好与群僚相处，亦难与大人做到有始有终。”
张亮基当面承诺：“鄙人今后大事一任先生处理，决不掣肘。既以先生为主，群僚亦不会为难，请先生释怀。”
左宗棠一听，这解决了自己关心的“授权”。
但怎么保证“授权”的有效呢？这需要对方保证自己有完整的独立性。如果没有独立性，无论是君臣关系，还是上下级，自己事实都是张亮基的部下。这就让独立成为一句空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上级要下级服从，下级都不得不服从，事实还是张亮基一个人说了算。
要保证“授权”不是名义，不是一纸空文，唯一的办法，是自己人身独立，有主宰自我的进退自由。
于是左宗棠再提条件：“宗棠乃湘上一农人，不习惯官场生涯，若与大人及诸公同僚相处得好，则在长沙多住几天；若相处不好，宗棠会随时拂袖而去。请大人到时莫见怪。”
张亮基毫不介意，满口答应下来。
既保证了独立性，又得到了“授权”，双方满意，皆大欢喜。左宗棠首次出山，就这样定下了。
1852年10月8日，左宗棠从湘阴赶到长沙，“缒城而入”，谒见张亮基。张亮基“握手如旧，留居幕府，悉以兵事任之，至情推倚，情同骨肉”。这天起，左宗棠正式做起了张亮基的幕僚。受命后第一件事，是打太平军，解长沙之围。
5天后，即1852年10月13日，左宗棠统帅湖南清军，与太平军在长沙天心阁展开了第一场决定湖南政府命运的生死大战。这一战，左宗棠指挥大炮，一炮打死了太平军现场总指挥、西王萧朝贵。太平军群龙无首，逃出湖南，冲向武汉，逼向南京。长沙之围轻易化解。
长期以来，民间野史广泛流传“萧朝贵是左宗棠指挥下打死的” 这个版本。但《左宗棠评传》作者杨东梁指出，左宗棠与张亮基于10月7日才从长沙北门登梯入城，而萧朝贵于1852年9月12日在长沙南城已经被城中炮火击中，伤重而亡。左宗棠到长沙时，萧朝贵已阵亡20多天了。
按前一种说法，左宗棠与诸葛亮出山时惊人地相似：“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按后面一种史实，尊重史家说法，则左宗棠出山时已经略微显得姗姗来迟。
真实的情况是，左宗棠第一次出山的作用，无疑被野史流传夸大了。左宗棠真正发挥的作用，是在张亮基幕府呆了一年，做了两件大事：一、 1853年1月12日，江忠源配合他，用12天时间，将浏阳的农民起义军，周国虞、曾世珍组织的“征义堂”镇压下去，斩首七百，解散万人。
二、 1853年2月，在太平军力克汉阳、占领汉口，半个月后，攻克武昌，取得第一座省城。左宗棠入主湖北，经过8个月奋战，将太平军驱逐出武汉。
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战果丰硕，但相对于后来大开大合、风起云涌的大战，更像是左宗棠一生战斗的小演习。
张亮基在1852年调任湖南巡抚，授权左宗棠不到一年，就因左宗棠指挥得力，战功显赫，被提拔署湖广总督。
太平军见攻湖南无望，便将兵力转到湖北。左宗棠在湖南指挥，张亮基便亲自率领清军在黄安（今红安）、麻城夹击太平军，不料大败于田家镇。
1853年10月17日，张亮基被免去署湖广总督，改去山东做巡抚。冠冕堂皇的调任理由是他善于守城，山东济南府需要他才守得住。真正的原因，是他得罪了僧格林沁亲信大将胜保。
太平军在长沙受挫，便从湖南转向江西、湖北、安徽、江苏，一路杀过去，指哪打哪，一路攻城略地。长沙在左宗棠的指挥下，成了当时全国唯一一座没有被太平军攻进的孤城。
这也预示着，左宗棠将要成为太平军的最大克星。
眼下，张亮基要动身，离开湖南去山东赴任了，他有点舍不得左宗棠，力邀同往。左宗棠像上次拒绝做林则徐的幕僚一样，婉言谢绝了。张亮基知道，自己去年被提拔做总督，是左宗棠“防守湖南之功”，自己领了功劳，丢下左宗棠就这么走了，怎么也过意不去。他向皇帝“奏保知县加同知衔”。左宗棠又坚决辞谢。
张亮基终于纳闷起来。与左宗棠合作了一年，他居然还没弄明白，左宗棠这样卖命地帮政府办事，到底图的是什么？
事实上，左宗棠对县官看得很重的。早在1845年10月，妹夫张声玠到河北保定元氏县做县令，左宗棠写信给他说：“天下有两官员好作，一宰相，一知县，为其近君而近民也。宰相不可得，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矣！”
县官既然跟做宰相一样，左宗棠为什么不要？“同知衔”即“相当于知府”，已经不低。何况，左宗棠此时已41岁了。经历了世事的困苦，战争的残酷，他不再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高调青年书生，而是务实的中年办事人。
根本原因，是左宗棠将自己看得很清楚，在陶家自学成材，自己的才能，“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必不能为人用”。这次合作，他更加看清楚了，自己如果得个“同知衔”，职位权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卡在中间，以自己的个性，不但办不成事，而且搞不好关系，一时利令智昏，终将一事无成。
左宗棠同时看出官场关系的复杂与微妙，他不愿放弃湖南根基而去山东，于是决定辞归，回老家湘阴。他对张亮基拱手道谢，表示领了心意，说：“虽已固辞，然其意则可感矣。”
回想这一年的合作，左宗棠与张亮基配合得天衣无缝。他们都履行第一次见面时的诺言：所有需要批复上报朝廷的奏章，张亮基全部放手交给左宗棠办理，左宗棠跟张亮基谈主意、策略，张亮基全部同意按左宗棠的意见办。左宗棠既感激，又高兴，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地埋头苦干，死气沉沉的清军，被他用激情与智慧盘活了。（“所有批答咨奏，悉委吾手。昼夜劳思，竟无暇晷，委任之专如此，言行计从又如此，虽欲不感激奋发，其可得乎！”）
40岁时第一次出山，比诸葛亮晚了14年。但出山第一年干得不错，比诸葛亮26岁强出不少。
“人生起步四十始”，左宗棠开创了一个先例。他胯下那头慢驴，开始变成一匹骏马。
出山大捷，前路光明；卧龙入湖，鳞爪飞扬。
左宗棠如何从湖南地方小幕僚，出湖入江，将事功迅速做大？
＇1＇ 举孝廉是汉朝的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孝廉是功名，可实授官职。孝廉方正科是清朝特设的制科的一种。仿照汉代的“孝廉”、“贤良方正”，将两者合为一科。雍正元年（1723），曾下诏直省每府州县卫各举孝廉方正，高中者赐六品服备用，并规定以后每逢皇帝即位即荐举一次。到乾隆五年（1740），定荐举后赴礼部验看考试，授以知县等官。道光间改在保和殿考试。此科历朝荐举颇多冒滥，汉朝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晚清与汉朝类似，完全流于形式。
＇2＇ 1847年春，郭嵩焘第五次进京会试。这次他一口气接连通过“会试”、“殿试”、“朝试”三关，成绩列最优等一类，道光帝授予翰林院庶吉士。这年农历11月，他离京南归省亲， 1848年农历三月抵家。正碰上湘阴洪灾，他随叔父在家救灾，忙乎了一年多。 1849年，忙完正准备回京，湘阴再次遭遇洪灾，灾情比去年更严重，城中水深数尺，仅城北一隅不为水侵，郭嵩焘只得继续留家救灾。正当他日夜操劳救济灾民，置个人仕途于不顾之时，父母先后病倒，农历九月母亲张氏先期因病去世。隔半载，父亲相继去世。 1850年9月到1852年9月，郭嵩焘一直居家守丧。除为父母寻找葬地，没有离开过湘阴县城，闲时读书著作，静观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