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普遍看来，以色列如果坐视埃及增强军力，时间拖得越久，与埃及之间的战争就会越吃力。不过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有另外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以色列背后是美国，美国不仅仅向以色列出售武器，还会向以色列出售军事技术，转移军工企业。时间拖得久了，埃及未必占优势。”
这两种说法都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一些偏颇。因为共和国对埃及的援建项目当中，基础军事生产企业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例如共和国的54式突击步枪以及相应的子弹生产线工厂。
共和国轻武器已经在全世界率先实现了枪族系列。这对于军事装备来说，可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它意味着除了各种武器之间可以进行极大程度的零部件互换，子弹则是在各个枪型间通用，陆军后勤压力大大降低。
这次战争到了很久之后，都没有搞清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实际上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和埃及都在尽最大努力准备第四次中东战争。美国对以色列解除了大批的军售限制。共和国加班加点的为埃及生产飞机、坦克、大炮。埃及新建成的兵工厂日夜开工，为埃及全面装备新的步兵武器玩命工作。
以色列全民征兵，埃及人则倚仗人口的优势，在共和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重编军队。上一次战争当中积累了经验的老兵和士官都得到了飞速的提拔。相比较而言，采取了军队政工体系的埃及军队，在重编方面更有效率。到了1961年7月，埃及组建了一支包括后勤部队在内的50万人军队。共和国军事顾问团私下认为，这 50万人的部队基本上达到了中国有组织民兵的水平。
这可不是个玩笑，以共和国军事力量的水平而言，50万有组织的民兵，在世界上绝对能够派得上号。1961年8月和9月，在埃以边界上，双方都摩拳擦掌。虽然距离双方的战争计划，大家的组织都还有很大差距，但是早布置一天，就可以争取到一定的主动。于是擦枪走火的事情无可避免的暴发了。
双方都组织不力，组织不力意味着控制力的不足，以及过度反应的倾向。于是在双反高层都没有决定发动战争的时候，战争就爆发了。对此，共和国军事顾问团的看法是，这就是一场烂仗。
无论是埃及还是以色列，都没有控制战争的能力。对于那屁大点地方的中东，随便一个持续几小时的冲锋，就可以构架出完全不出的战争态势。任何后撤与控制，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都，双方中级指挥官都不敢承担这样的责任。于是交火立刻就扩大了，然后中级指挥官们开始继续投入部队，以保证己方能够获得优势。战争从零星交火进入全面激战，用了不到五个小时的时间。
埃及还算好些，至少下面还有成系统的军队政工体系，可以随时根据预案独立作战，以色列人在此次战争初期的表现就显得拙劣了。在凶猛进攻的埃及军队面前，以色列很多阵地被迫撤退，而几支特别富有进攻精神的埃及部队，按照预案，已经在围攻戈兰高地了。
进入到这个地步，无论是埃及和以色列，或者是中国和美国，都无法停下自己的步伐。战争一旦进入全面开打的程度，比拼的就是战斗意志以及能够何种程度的承受消耗。
中美之间的特别专线立刻就开始运作，美国总统肯尼迪率先打电话给中国国家主席马前卒，质问中国到底想做什么。中国要在中东扮演何种角色。
马前卒其实也是刚接到消息，不仅仅是马前卒，共和国军委以及国防部同样刚接到战争消息。很多高级军官甚至是从电视上看到这些消息的。但就共和国而言，中东发生战争并非共和国的意愿，至少这种突发情况并非共和国所乐见的。而电话当中，肯尼迪也有些气急败坏的迹象。马前卒有些奇怪，这位年轻的总统也太沉不住气了吧。
安抚了一番肯尼迪之后，马前卒表示，中国从来没有干涉外国内政的传统，更没有干涉外国内政的意愿。中国的军事顾问团，本来就是埃及请求共和国派遣的。中埃两国的军事合作，到了1961年12月就将中止。中国军事顾问团将全部撤回共和国。马前卒表示，会和美国一起在联合国支持双方就地停火的议案。
电话那边的肯尼迪听了马前卒这样充满理性的发言，并没有缓和情绪，相反，他愤怒的几乎要失控了。马前卒用了半分钟才明白过来，肯尼迪错误理解了自己的话。年轻的美国总统认为，共和国要坚定不移的支持埃及到1961年12月。而从10月到12月的两个多月当中，埃及还将得到共和国大力援助。
这个理解当然不能说是误解，实际上共和国不少对埃及的军售已经装船，驶向开罗。为船队护航的，是共和国印度洋舰队。第三次中东战争当中，共和国舰队被堵在红海南端这件事，被共和国海军认为是奇耻大辱。为此，南海舰队已经调拨主力进入印度洋，目的就是加强对印度洋的控制。至少能够保证共和国的无阻碍通行权。从1937年开始建立的共和国海军，决不允许美国佬肆意挑战共和国的航路安全。为了避免马六甲海峡可能遭到刁难的情况，共和国与泰国已经在1959年底签署了一项协议，共和国获得了克拉运河的开采权，而且克拉地峡附近的十几个无人岛屿，在二战中已经被共和国占有，中泰双方就此问题签署了协议，这些岛屿搁置主权，共同开放。作为运河建设费用的偿还抵押，这些小岛先由共和国免费使用99年。而这些岛屿将不拥有领海权。而在这些岛屿之外的其他已经被共和国树立界碑的岛屿，完全归属共和国所有。
共和国运河筹建部门早已经决定，开挖克拉运河所掘出土石，都将用于扩大填建共和国临近泰国的小岛屿，以保证这些距离泰国海岸不足20海里的岛屿都拥有足够的面积供人居住。这样的工程是耗资巨大的，但是比这些耗资更巨大的，则是共和国海军的决心。
马前卒绝对支持共和国海军，所以对于肯尼迪总统的误解，他除了温言安慰之外，就没有别的表示了。
1961年10月3日，南方周末的总部来了一位访客。时任副总编辑的马立诚对这位客人的来访十分惊讶。来访的客人是陈布雷，蒋介石的重要侍从官。这位1890年出生的男人，现在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
在蒋介石于上海被俘的时候，陈布雷是仅有几名还忠心耿耿追随蒋介石的男子。在擒拿蒋介石的行动当中，这位文弱书生甚至也执抢进行过抵抗。只是他没有料到的是，出卖蒋介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而在最后关头，陈布雷一度以为蒋介石会选择体面的自杀。结果蒋介石在穷途末路的时候，选择的是果断投降。
陈布雷是个文人，最高也不过是一个文官侍从。共产党对他自然是网开一面，陈布雷甚至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或者民事审判，与蒋介石一起被俘后的第三天，陈布雷就被释放了。但是接下来，陈布雷倒是展现出极大的勇气。他为蒋介石上下奔走，力图营救。在审判蒋介石的时候，陈布雷还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为蒋介石寻找辩护律师。
这样终于旧道德的行动，让陈布雷本人得到了相当的好评。加上共产党本来也没有准备对一干战犯大开杀戒。蒋介石仅仅被判处无期徒刑。
为蒋介石辩护，算是尽到了陈布雷的心意。不过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传统道德当中，“不闻师长之过”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作为蒋介石忠实的侍从，陈布雷在极力为蒋介石辩护的时候，不得不正视蒋介石的罪恶。在最终审判下达之前，陈布雷本人并不相信共产党会饶蒋介石不死。在旧道德当中，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而蒋介石曾经下令杀过那么多共产党人的亲人，那些共产党人在1937年，很多已经身居高位。如果按照蒋介石的一贯做法，失败者必然人头滚滚。
共产党没有判处那些战犯死刑，固然让陈布雷不敢相信。但是对陈布雷来说，蒋介石的形象已经倒塌了。而他一度为止服务的国民党，同样不再值得追随。
陈布雷在报业非常有影响力，蒋介石政权覆灭之后，陈布雷先是在申报，又来又去了广州，成为南方报业系统的创始人之一。在陈布雷的主持下，南方报业的龙头《南方周刊》以不党不群，贴近民生的角度，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共和国城市化的激烈进程当中，南方周刊以还算是善意的立场，对不少有些激进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和建议。特别是在严打行动当中，南方周刊是为数极少敢于直言的报刊。
1955年，陈布雷辞去了南方周刊主编。在最后一篇署名文章《理当归去》当中，陈布雷对共和国给与65岁公民养老金这件事，还是称赞了一番。这年，他正好 65岁，正好开始了他领养老金度日的时代。陈布雷声称，既然已经领了养老金，那就没有必要占着本该由年轻人发挥能力的位置。他在文章中建议共产党高官们实行退休制，都已经是老人了，何必恋栈？
从那之后，陈布雷除了参加一些联谊性质的活动之外，安心在家养老。对政治是一言不发。马立诚没有想到，陈布雷居然会在养老六年之后出现在总编辑部当中。
“陈公，请喝茶。”等秘书把茶杯放在桌子上，退出副总编办公室之后，马立诚说道。
陈布雷微微笑了一下，拿起茶杯抿了一口。茶很好，味道稍微重了点，不过这样的浓度也在陈布雷绝对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他内心里面那点不满并不是茶，而是马立诚对秘书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种态度陈布雷在蒋介石时代见过太多了，身居高位的人可谓都是如此。陈布雷不由得想起半个月与邵力子前去拜访周恩来的时候，邓颖超亲自给客人沏茶，续水倒茶都是宾主亲力亲为，气氛十分融洽。
“立诚，我看了国庆专刊，不知这专刊是谁审定的。”陈布雷开门见山的问道。
“陈公，这专刊是我审定的。”马立诚得意的说道。1961年南方周刊的国庆专刊里面，以十问共产党为标题，相当“深刻尖锐”的对共产党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