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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非常难写。要肯定造反的大方向始终是对的，又要严肃地指出已经偏离方向的种种问题；要充分说明成绩是主要的，又不能因此而掩盖了缺点错误；要把少数人的先见之明写出来，又要使大多数人接受得了；要依照常规那一套说明永远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又要提醒大家注意，前方的道路是曲折的。依照实际情况是，教训多于经验，问题大于成绩。但照实写来，怎能为大家所接受呢？不照实写，总结的作用又在哪里呢？赵大明知道，有一种规矩是需要遵守的，无论什么时候，必须大谈光明面，涉及阴暗面时需要特别小心，弄得不好就是右倾。从来没有听说过吹牛皮、说大话是叫左倾。“左倾”这个词只在历史上有过，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人发现存在着左倾，那只能说明他思想右倾。
最近几天来，赵大明有点感到害怕，担心自己的思想发生了右倾。在那天晚上被抓去坐牢的时候，他面不改色，大步地走向囚车，真有一种革命家的气概。在被拘禁的那几天里，有的人哭哭啼啼，一个劲儿地检查又检查，交代又交代，生怕叫他在招待所老住下去。而赵大明却老老实实地遵循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在后来是为人们所称道的。问题发生在彭司令员的数小时谈话以后。那次谈话，司令员在赵大明心目中的形象完全变了，过去从外表看，感到他是一个不好接近的人；后来又听说他犯了错误，更觉得他的毛病太多了；到了他下令抓人的时候，这个老头子简直成了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可是，那几小时谈话把他的心搅乱了，甚至连头脑中一些基本观念都在开始动摇。他同情老头子，赞成老头子讲的那些杂乱无章的道理，他为自己的幼稚无知而感到惭愧。他想起了湘湘，想起那天晚上与湘湘分手的时候……可是，后来听范子愚传达了江部长的意见，又针对老头子的讲话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赵大明的心里更乱了！从理性出发，老头子重新变成了可恶的人。他的讲话，不过是用人性论来骗取幼稚的青年人的同情而已。为了使他老实交代问题，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需要同他作斗争。但是，那奇怪的“人性论”怎么会那样厉害呀！要逃脱它的俘虏又怎么那样困难哪！难道赵大明参加文化大革命，心还不诚吗？难道斗私批修的决心还不大吗？不，他不承认，他坚信自己的胸怀是坦白的，他没有欺骗自己，也不准备欺骗任何人。他一直以为，人之最值得骄傲者，在于他是正直的、纯真的、心地光明的。那么，却又为什么轻易地成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俘虏呢？人性论啊，神通广大的魔鬼！因此他感到害怕，似乎他自己身上有一种很难察觉的病正在悄悄地作祟，这个病是不是就叫“右倾”？
他吃力地写着那篇文章，感到很难写，写一张，撕掉，再写一张，又撕掉，一时间已到零点三十分，大楼里却并没有安静下来，常常有急急忙忙的脚步声走进走出。也不像平常那样哼着歌子打打闹闹开玩笑，所有在走动的人都显得又忙碌又紧张，偶尔还有嘀嘀咕咕的说话声。“这是在干什么？”赵大明想，“我是头头，我怎么不知道呢？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他笼上钢笔，准备出去找人问一问。正在这时，有人来敲门，他走去开了，邹燕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进来。赵大明接住面条问：
“外面在干什么？”
“谁知道！”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哟！什么事儿要瞒着你呀，你又不是外人。”
听她这一说，赵大明不好再问了。但他总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心里很乱，莫名其妙地担心着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写得怎么样了？”邹燕拿起一张画得很乱的稿纸问。
“不好写，才开了个头，不满意，得重来。”
“又不是登《红旗》杂志，那么讲究干啥呀！”
“不，”赵大明认真地说，“不写就拉倒，要写就写好它，真能起点作用。”
“别那么认真了！”
赵大明听出，邹燕的话里好像有什么弦外之音，更加觉得奇怪，便盯住邹燕，想从她脸上看出点什么来。邹燕也察觉了赵大明的异常反应，连忙引开话题说：
“大明，你跟彭湘湘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了？”
赵大明埋头吃着面条，不做声。
“你们过去是不是都谈妥了？”
“什么谈妥？”
“就是说是不是明确了那种关系？”
“不知道。”
“那天在小竹林里，为了什么事儿？”
赵大明过去就不愿意跟别人谈起他和湘湘的事，现在更加忌讳了。原因是很复杂的，只有他自己知道。
“就那样崩了？”邹燕又问。
仍不做答。
“那回抓人的事儿，你是怎么打听到消息的？是不是你又到彭司令员家里去了？”
“你这是干什么？”赵大明有些生气，“老钉着我问，问个没完。”
“哟！想到哪儿去了！不问不问，再不问你了。”邹燕觉得扫兴，半天没有言语，后来终于熬不住寂寞，自言自语地又说，“唉！看着是个好事儿，谁知又……”
赵大明注意听着，感到话中有话，见邹燕不往下讲，便主动问她：
“你说什么？”
“嗐！没说什么。我只说呀，大明，你跟彭湘湘那事儿，趁早算了，别惹些个麻烦到身上。”她见赵大明瞪着一双大眼，进而又说，“人家是掌上明珠，千金小姐，那娇贵的脾气儿你消受不了。一会儿好了，一会儿崩了，朝三暮四的没个准儿，害得你神魂颠倒，笑一阵，哭一阵，最后还说不定只是拿你开开心解解闷呢！像你这样的小伙子还怕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人儿，何必背那个政治包袱呢！”
“什么？”赵大明吃惊地反问。
邹燕发现自己失言，忽然收住，再也不说了。赵大明已经听懂她说的意思，预感到自己将而临一种困难的处境，但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不能容忍别人对湘湘加以不公正的评论，不管后果怎么样，先得把想说的话说了。
“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他难以抑制地激动地说，“我也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跟我说这番话的。但是我要说，我不能为了自己而伤害一颗纯洁无辜的心。我相信革命并不需要我们昧着良心做事。哪怕我跟她从此再不见面了，我也没有必要对她进行卑鄙的诽谤。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我的权力管不住别人的嘴巴，但我有权管住自己。是的，我和她有矛盾，矛盾可能还不小，也许完全没有调和的余地。但这决不意味着我和她要互相伤害，像惟利是图的奸商一样，无情无义，自私，残忍。”邹燕听了这些话，早已尴尬地红着脸，说不出话来了。赵大明也似乎知道自己出言不慎，误伤了旁人，却又无法控制自己。不等邹燕开口，他接着又追问道：
“是不是由于我和湘湘的关系，引起了他们对我的不信任？”邹燕有些惊慌，不知怎样才好。
“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是不是以写小结为名把我关在这里不让出去？”
赵大明一连串的追问，嗓门越来越大，把邹燕吓得连连后退。
“哎呀！我真怕你。”邹燕拿了碗筷，边走边回头说，“人家好心好意劝劝你，还不是为了你好？你那么激动，冲着我来，犯得着吗？我可不敢再跟你说什么了。”这时她已走到门边，拉开门，侧身出去，哐的一声，门又扣上了。
赵大明感到内疚，但已无法挽回了，望着房门发了一阵呆，扭头坐下，抱着头进入了痛苦的思索。在这个非常的革命年月，最光荣、最幸福的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革命者；如若能成为革命的外围成员，也是可以感受到幸运的；不幸的是那些被革命宣布为敌人而剥夺了革命权利的人，或那正在被革命另眼相看，从而即将丧失原来的光荣地位的人。赵大明此时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而自己正在蒙受冤枉，大概是肯定无疑的。他感到坦然，因决无任何一点对不起革命的地方；他又觉得受了侮辱，一个没有瑕疵的革命者竟落到这样的境地。他诅咒着范子愚和其他那些没有头脑的盲动主义者，比往常任何一天都更加看不起他们。他也在苦苦地想着他和湘湘之间的事，眼前一片迷茫，心中隐隐作痛。在这种情况下，他哪有心思写那个东西！但也不愿意就去找人打听什么消息或提出什么质问，心一横，想道：“管它呢！看把我怎么样。”干脆往床上一倒，睡觉了。
他半睡半醒地挨过了好几个小时，起床时已是八点多钟了。他赶紧洗了个脸，跑到食堂去，原来并没有按时开饭，许多人还在睡梦中呢！
早餐以后，有人告诉他一个消息，说政治部收发室打来电话，那里有人找他。他想起上次湘湘约他在营门外见面正是这样传递消息的，难道今天又是她？一想到她，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又希望是她，又担心真是她。不管如何，他一听到消息，马上就往那里跑去了。
传达室并没有湘湘，一个公务员问清他的姓名以后，告诉他到党委办公室去。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党委办公室门口，迎接他的是陈政委的秘书徐凯。
“彭湘湘托我向你问好。”徐秘书盯着赵大明的眼睛，一面说一面与他握手。
赵大明保持着警惕，只答以微笑，不敢随便开口。他们来到里面一间小屋里，关上房门。徐秘书特别郑重地说：
“赵大明同志，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我？帮你的忙？”
“对。”
“我帮得上吗？”
“帮得上，只有你能帮得上。”
“你先说说是什么事吧！”
“是这样，”徐秘书胸有成竹地说，“兵团党委就要开会解决彭司令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