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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神起的网站为成百上千的韩国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提供了一个平台，也提供了一个理由。在这个平台上，发生在校园或咖啡店里的原本稍纵即逝的对话获得了两种此前只有专业的媒体制作人才能拥有的特质：可及性和永久性。可及性的意思是一个人写的东西可以被一群人读懂，而永久性是指给出的作品一直存在。当人们接触了网络之后，可及性和永久性都会增加，而韩国是世界上人与人联系最为紧密的国家。首尔居民利用电脑和移动电话上网的质量、速度和范围的平均水平均好于伦敦、巴黎和纽约居民。
第23节：工具赋予的可能性（3）
诸如Pop Seoul 和KPopped这样的八卦娱乐媒体报道东方神起的时候，从未曾询问过读者对政府食品进口政策的看法。同前面提到的两个八卦网站一样，东方神起的公告板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但与八卦网站不同的是，这些公告板也不是完全无关政治的。它们由其参与者塑造，具有参与者所赋予的特征。主流韩国媒体报道牛肉禁令的解除，一小部分专业媒体制作者将此消息传达给一大批彼此不太搭界的业余媒体用户（这是20世纪广播媒介和印刷媒介的常态）。与之不同的是，无论什么时候东方神起的粉丝在“仙后座”上发布消息，不管是金俊秀剪了新发型还是韩国政府的进口政策有变，都会像韩国报纸上的文章一样被广泛公开地传播开来，远比电视上的消息更加唾手可得——因为网络上的东西总比电视上的东西更容易被分享。此外，这些零星而业余的媒体用户不是沉默的消费者，而是喧闹的制造者，他们本身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各种消息做出反应和转载。在针对疯牛病的抗议事件中，联合起来的韩国民众们一个比一个激进，既使是13岁的孩子也不例外。
韩国对美国牛肉的政策究竟应当如何，很多人对此其实不甚了了。但是李明博总统对协议做出的改变令韩国民众感到不安，他们本期望政府在更改决议时可以顾及自己的利益，然而政府却没有这么做。当因年幼而没有选举权的孩子们出现在街道上反对政府政策时，这一举动着实撼动了政府——此前政府习惯于享受缺乏公众监督的高度的行事自由。在这次围绕食品安全（当然，随着抗议的进行，教育政策和居民身份问题也被一并提了出来）这样的街头巷尾热点问题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中，李明博政府的声望大打折扣。2008年2月李明博是以接近75％的支持率进入内阁的，然而，仅在5月一个月，其支持率便骤然跌至不到20％。到了6月，抗议仍然没有结束，李明博政府终于决定让抗议者适可而止了，于是下令警察镇压抗议游行——警察饶有兴致地开始了行动。一时间，网络上到处充斥着警察用水炮和警棍袭击大量并无暴力行为的抗议人群的景象；成千上万的观众在线观看警察踢打十几岁小姑娘头的视频。镇压与李氏政府的初衷大相径庭。一时间，公众对韩国警察的谴责之声四起，甚至蔓延到国际社会，亚洲人权委员会（Asian Human Rights mission）等组织都开始着手调查此事。由于暴力镇压，抗议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规模也更加壮大。
6月10日是20世纪80年代韩国军国主义政府结束，重新恢复民主制的纪念日。在临近2008年6月10日时，针对疯牛病的示威活动呈现出一种全面的反政府抗议的趋势。无奈之下，李明博总统在电视上为没有充分征询民众意见就取消美国牛肉进口的禁令而向全体国民道歉。至此，抗议活动结束了。他不得不迫使所有内阁成员辞职，重新议定从美国进口牛肉的限制协议，从整体上向国民解释攸关自由贸易协议的究竟是什么。他对民众说道：“此前我以为，在我任期满一年之前我若不对政策做出些挑战就不能称之为胜任，因此，当选总统后，我有些操之过急。”
第24节：工具赋予的可能性（4）
李明博总统的一系列举措起作用了。虽然仍有人对李明博和李氏政府及其某些政策不满意，但听到总统承认自己未直接向公众征求意见是错误的，看见总统向采用极端手段镇压抗议的内阁直接开火，民众的不满情绪大大缓解。尽管耗费了大量的政治资本，李明博仍旧取得了部分胜利，而公园里的抗议者同样也赢得了一些东西。民众渴望在重要问题上有话语权，如果正常渠道无法实现，那么像东方神起的公告板这样的地方总能提供给大家他们想要的协调行动。
首尔的普通居民使用了一种对“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The People Formerly Known as the Audience）既不鼓励沉默也不禁止发声的交流媒体，这个说法是我纽约大学的同事杰？罗森（Jay Rosen）最喜欢用的。我们习惯了依赖媒体将信息传达给我们：电视里的人告诉我们，由于恐惧疯牛病，韩国政府禁止美国牛肉进口，同样也是电视里的人告诉我们，牛肉禁令解除了。
然而，在韩国此次抗议期间，媒体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来源，而同时开始成为协调的核心力量。参加广场上抗议的孩子们使用东方神起公告板，也使用Daum、Naver、Cyworld和其他一些门户网站的在线聊天室进行对话。他们还通过手机发送图像和文字信息，不仅为了传播信息和发表言论，也为了依靠这些信息和言论采取行动——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现实中。就因为这样做，这些孩子们改变了韩国政府的运行环境。
对网络的传统看法大多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信息空间，是历史的一种偶然。追溯到当初网民数量还很少的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认识的大部分人还都不在这少数的网民中。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虚拟信息空间的整个概念都在退化。我们的社会化媒体工具不是现实生活的一个选项，而是它的一部分，尤其是社会化媒体已经日益成为现实世界中应对突发事件的协调工具时，就像在清溪川公园里所显示的那样。
这种与日俱增的公众参与所带来的的长期影响将会怎样，现在还不十分清楚。韩国总统的任期是五年一届，所以李明博再也不用面对选民。另外，韩国政府强势推行上网实名制2005年10月，韩国政府发布和修改了《促进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等法规。2006年底，韩国国会通过了《促进使用信息通信网络及信息保护关联法》，规定韩国各主要网站在网民留言之前，必须对其身份证号等信息进行记录。——译者注。（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规定只适用于月访问者超过10万人次的网站，这无疑给该规定增添了政治意味。）政府试图将百姓带回到我们称之为知足常乐的状态。就这样，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竞争开始成为一场军备竞赛，但这场竞赛的参与者是崭新的阶层。当十几岁的小姑娘们无须专业的组织和组织者发起，就能帮忙组织一场令政府焦躁异常的抗议时，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正如伊藤瑞子所形容的：他们参与抗议大多并非立足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具体条件，而是源于他们共享同一媒体而凝结成的团结力量。尽管孩子们在网上所做的很多事都被看做是琐碎而无关紧要的，但正是这些事练就了他们相互团结、相互交流的能力，最终，他们动员起来。从口袋妖怪（Pokemon）到大量的政治抗议，不是独特的媒体表达形式，而是如何将这种媒体表述和社会行为绑定在一起，造就了这独一无二的历史性时刻，也造就了当今崛起的一代。
第25节：工具赋予的可能性（5）
关注数字媒体的人通常会担心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会没落，但是在首尔，世界上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最为发达的地方，数字媒体的影响却恰恰相反。数字工具对于协调人类交往和现实世界活动至关重要。认为媒体是相对隔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领域的传统观念，将不再适用于类似于针对疯牛病抗议的情况，事实上，也不适用于人们利用社会化媒体安排现实活动的多种方式。不仅社会化媒体在崭新的族群——也就是我们的手中有了新的一面，当沟通工具掌握在新的族群手中时，也会呈现出新的特点。
新方法，解决老问题
交通问题，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时段的交通问题，是现在亟待以社会方式解决的现实问题。上下班都要历尽一番周折，更有千百万的人一周有5天都要忍受这样的折磨。乍看之下这个问题似乎和媒体毫无关联，但有效解决交通拥堵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合伙搭车（carpooling），合伙搭车的关键并不在于汽车本身，而在于协调。合伙用车并不需要新车，需要的仅仅是现有汽车的最新消息。PickupPal？是众多新消息渠道之一，它是一个为协调路线相同的司机和乘客而设计的合伙搭车网站。司机提供报价，如果乘客同意的话，系统就会让司机和乘客彼此联系。就像任何一份一句话商业计划书一样，有太多的细节藏在后面，大到如何找出相近路线、相同时间以达成一宗可接受的组合，小到如何在最少泄露个人信息的前提下让司机和乘客相互联系。
PickupPal同样面临着规模的问题——当司机和乘客的数量处于某一临界数字以下时，系统很难运行，当然超过临界数字越多则越好。同样是使用该系统的两个人，一个三次中配对成功了一次，另一个十次中配对成功了九次，这两者对该系统的认可程度一定截然不同。三中一是备选方案，而十中九则变成了常规。解决PickupPal规模问题的最基本方法是从社交可能性较高的地方着手，再向其周边扩展。由于该系统对大城市周边通勤最有效，与PickupPal合作的是可以向员工或成员发布拼车信息（该策略亦能协助增强使用者之间的信任感）的公司和组织。PickupPal同样整合了像facebook这样的现有社交工具，以便尽可能容易地找到合适的拼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