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是情景喜剧（sit）。看喜剧，或者肥皂剧（soap opera）、古装剧（costume drama）以及电视上播出的各种娱乐节目，侵吞了发达国家公民的大量自由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教育水平以及人均寿命迫使工业化社会去努力解决一个全国性的、之前从未遇到过的问题，那就是自由时间。受教育人群可支配的自由时间不断累积并激增，究其原因，一是受教育人群自身数量飞涨，二是人们寿命越来越长但工作时间却越来越短。（有部分人口在20世纪40年代前便经历了教育和自由时间的急剧上升，但当时这种趋势仅发生在城市地区，并且大萧条推翻了很多当时的潮流，无论涉及到教育还是下班后的时间。）这一改变还削弱了传统消磨时间的方式，而这种削弱是郊区化的产物——远离城市，远离邻里，不断更换工作，不断搬家。战后美国每年积累的自由时间总计有数十亿小时之多，但是人们野炊的频率和保龄球社团的数量却开始出现倒退。我们究竟用这些时间做什么去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看电视。我们看《我爱露西》（I Love Lucy），看《盖里甘的岛》（Gilligan’s Island），看《马尔柯姆的一家》（Malcolm in the Middle），看《绝望的主妇》（Desperate Housewives）。我们有太多有待消磨的自由时间，但能消磨这些时间的趣事却太少，以至于每个发达国家的公民都开始看电视，好像这是一种义务似的。很快看电视就消耗掉了我们最大部分的自由时间：全世界的人们平均每周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超过20小时。
第8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3）
在媒介史上，只有广播和电视一样做到过无处不在，并且很多时候，收听广播都伴随着其他活动，比如工作或者旅行。而通常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来讲，看电视就是他们在从事的活动。因为电视同时调动视觉和听觉，甚至只是稍微关注一下的人都会挪不开步子。作为消费的先决条件，电视把人们粘在了椅子和沙发上。
情景喜剧就是我们的杜松子酒，是在面对社会变迁危机时的一种能够无限扩张的反应。通过饮用杜松子酒的行为，不难解释为什么人们会看电视节目——有一部分确实不错。令人难以解释的是，收看电视节目是怎么一步一步成为每一个发达国家市民的第二职业的。药理学家会说：“过量成毒药。”适量摄入酒精和咖啡因都没问题，可过量就会致命。同样，电视的问题也不在于节目的内容，而在于节目的量：对于个人以及整个文化的影响都取决于量。我们不仅收看好节目和烂节目，其实我们什么都看——情景喜剧、肥皂剧、电视导购节目（infomercial）以及家庭购物节目。人们往往在关心当时正在播放什么节目之前就已经决定要看电视。关键并不在于我们看什么，而在于我们一生会看多长时间，是一个又一个小时，日复一日，还是年复一年。某个出生于1960年的人到目前为止已经看了约5万小时的电视节目，而且很有可能在他离世之前还会再看3万小时。
这种状况并非美国独有。20世纪50年代以来，任何一个GDP持续增长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面临人类事务的重新排序。整个发达国家社会做得最多的三件事，分别是工作、睡觉和看电视。尽管已经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看电视过多是造成人们不快乐的原因之一，但现实依然如故。2007年，在由《经济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发起的一项《看电视让我们变快乐了吗？》（Does Watching TV Make Us Happy？）的让人如梦方醒的研究中，行为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克里斯蒂娜？贝尼希（Christine Benesch）和阿洛伊斯？斯塔策（Alois Stutzer）断定，不仅不快乐的人群比快乐的人群看更多电视，而且人们常常会为了看电视而把其他活动推到一边，而那些活动虽然并非即刻愉悦人心，但却能提供长久的满足感。从另一方面来说，花过多时间来看电视和不断增长的物质欲以及焦虑感存在着联系。
对于看过多电视可能对身体有害的思考一直被人提及。近半个世纪以来，媒介批评家们面对电视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不断地绞着他们的双手，连手掌心都快搓破了。从牛顿？米诺（Newton Minow）牛顿？米诺（1926—） ，美国律师，曾任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译者注称电视为“茫茫荒原”（vast wasteland）的著名论述，到“傻瓜盒子”（idiot box）或“蠢材显像管”（boob tube）等绰号，再到罗纳德？达尔（Ronald Dahl）在《查理和巧克力工厂》（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中对痴迷于电视的迈克？蒂维（Mike Teavee）的缺德描述。《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是英国作家罗纳德？达尔于1964年出版的童书，描写了查理？贝克特和其他4个孩子在一家巧克力工厂中的冒险。其中一个叫做迈克？蒂维的孩子因为爱看电视，做了很多蠢事。——译者注尽管说了那么多刻薄话，他们的抱怨却从来都没起作用——在过去50年中，人们用于看电视的平均时间每年都在增长。我们已经了解了电视对人们快乐程度的影响，这些了解起初只是道听途说，后来有数十年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做支持，但仍然没有阻碍人们看电视时间的增长，这一活动仍然主宰着我们的休闲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9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4）
议会的反对并没有减少人们对杜松子酒的消费，出于同样的原因，急剧增长的电视观看本身也并不是问题，它只是问题的一种反映形式。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但自由时间的激增和某种社会资产的稳步减少趋于一致，这种社会资产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依靠。线索之一便是，观察电视收看时间的急速增长是如何导致其他活动，尤其是社交活动被取代的。正如吉伯？福尔斯（Jib Fowles）在《为何观看》（Why Viewers Watch）一书中所解释的，“看电视主要替代了三项活动：其他娱乐、社交，以及睡眠。”一种叫做“社交替代假说”（social surrogacy hypothesis）的理论认为，电视的消极作用之一是，它减少了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间。
社交替代分为两部分。福尔斯陈述了第一部分——我们已经看了太多电视，以至于取代了我们消磨时间的其他方式，包括和家人及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另一部分则是荧幕上的人物组成了一群想象中的朋友。来自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心理学家杰伊？德里克（Jaye Derrick）、希拉？加布里埃尔（Shira Gabriel），以及来自迈阿密大学的库尔特？胡根伯格（Kurt Hugenberg）共同研究得出，当人们感觉孤独时，会转台到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收看这些节目会让他们感到不那么孤独。这种转移解释了电视是如何成为最受拥戴的可选活动的，甚至当收看时间多到和不愉快密切相关并诱发不快时依然如此：不管看电视有什么坏处，反正总比感觉自己很孤独要好，即使事实上你确实是孤独的。因为看电视是一件可以独立完成的事情，而且电视在缓解人们孤独感的同时，恰好具备能够流行起来的特性，尤其是当社会由人口稠密的城市和联系紧密的乡村走向通勤工作和频繁迁移造成的相对断裂时。只要家里有一台电视机，那人们即使想要多看一个小时也不需要付出额外的代价。
于是看电视创造了某种单调的重复工作（treadmill）。路易吉诺？布鲁尼（Luiginao Bruni）和卢卡？斯坦卡（Luca Stanca）在《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anization）中一篇《独自观看》（Watching Alone）的论文中指出，看电视在通过单独活动推掉社交活动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可？桂（Marco Gui）和卢卡？斯坦卡在他们2009年的论文《看电视，满足感和幸福感》（Television Viewing；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中也提到了相同的现象：电视在提高人们的实利主义和物欲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而能导致个体低估人际关系给生活带来满足感的相对重要性，也因此导致了人们过多地从事产生收益的活动而对关系活动投入不足。将“对关系活动投入不足”这句干巴巴的经济学术语译成通俗语言，就是指花很少时间来陪家人和朋友。正是由于看太多的电视使我们将更多的精力转而投入到物质满足上，因此花在社交方面的时间就减少了。
第10节：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5）
我真正弄明白人们为何决定把最大部分的自由时间花在对单一媒介的消费上，是在2008年我写的一本关于社会化媒体的书《未来是湿的》（Here es Everybody）本书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注出版以后。当时一位电视制片人在试图决定是否让我在她的节目上讨论这本书时问我：“你认为目前社会化媒体有哪些有趣的用处？”
我向她提起了维基百科，一部经协作完成的百科全书，我还向她提及了维基百科上关于冥王星的文章。早在2006年，冥王星就被从太阳系行星俱乐部中剔除了——天文学家认定它和其他行星很不一样，因此他们计划对行星进行重新定义，以将冥王星排除在外。此事件引发了对维基百科上冥王星这一词条的编辑高峰。考虑到冥王星地位的改变，人们频繁地对该词条进行编辑修改。最热衷于此事的一小组编辑人员，在如何最贴切描述冥王星地位的改变这一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他们更新了关于冥王星的词条——从章节到句子，甚至到词语的选择都互相较劲，最终把文章的本质内容从“冥王星是太阳系第九大行星”改成了“冥王星是一颗位于太阳系边缘，形状不规则，围绕不规则轨道旋转的石头”。
我原以为那位制片人和我会开始一个关于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