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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第一本书（１９６１年出版）中，伯尔尼用心理能说对这三种自我状态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如何在任一时间点上统帅外显人格这个问题作了解释：“……以某种方法受到精神倾注的自我状态将具有执行权。”但是，当他那本有关小动作的更广为流传的书出版（１９６４）时，他却主要强调了控制论语言。三种自我状态在书中被说成是几组连贯的行为模式，本质上是在编制人际间不断进行的交易程序过程中的中介因素。这种交易本身就是洛克式积木的一种形式，是一个含有所谓的人际“安抚”交换或安抚失败这样的社会交往单位。安抚类似于正强化物，是一种比喻，就像母亲爱抚着躺在她充
满爱的怀里的婴儿一样。
按照伯尔尼的说法，我们在生活中都渴望得到这样的安抚刺激。这种渴望到头来变成了渴望承认，即我们寻求别人眼里的赏识和有地位的表示。我们也有构筑自己生活的动机。我们渴望构筑，还需要避免平凡乏味。我们的时间就这样被我们的文化（如在社交礼节方面）、现实需要（如做饭需要时间），以及我们个人对人际关系顺序的处理，以团团转的方式为我们规划好了。这就是游戏出现的地方，因为它是一组反复出现的、有个人时间结构的交易。所有三种自我状态都可以加入游戏或任何交易中去。伯尔尼用控制论的口吻说：“交易通常以系列的形式进行。这些系列不是随机的，而是有规划的。规划方法来源于这三者中的一个——父母态、成人态，或孩子态；或者一般来说，来自社会、物质或癖性（即具有个人特色的游戏）。”
游戏基本上是不诚实的交易。在这样的交易中，某个“运动员”要么寻求安抚，要么受骗上当而相信他将会受到安抚，但到头来却得不到！例如，在“滚吧，小鬼”的游戏中，一位妖娆的妇人在鸡尾酒会上与一位男人眉来眼去，恣意挑逗。当他把她带回家中，完成了这个游戏中明显的“最后一步”时，她就要他滚蛋。这个游戏的要点是：那位妇人又一次证明所有的男人都是“畜牲”。她并不是在卖弄风情；她的所作所为只是像她平时“总是”在鸡尾酒会上作的一样——而且，总是有个“畜牲”对她作出过分的举动。性求爱之所以莫明其妙正是因为人是自发的，在人际关系中是不受限制的。坦胸露背的服装“够风度”，这就是她穿这种服装的原因
……等等。从医学诊断的角度说，那位妇女没有意识到她的游戏计划，但她的行为却是勾引性的。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游戏。然而伯尔尼却也勾画过好些甚至相当简单的交易。在这样的交易中，一个人可以使另一个人丧失警惕，或如俗语所说，把人“打倒”。
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伯尔尼描述的第一个游戏基本上是以辩证交流为基础的。这个游戏叫“你为什么不——是的，但”游戏。它可以按如下方式进行。一个人对听者抱怨自己的工作，听者就以明确的观点回答：工作总是可以变换的。然后前者对此提出反驳：“对，但我在目前的工作中已资深位高，我不想失去它。”这个游戏的下一轮是：“那么，你就得设法更爱你的现工作了。”“是的，但如何设法呢？”第三轮：“唔，由于你如此讨厌早起，或许你可以转上午班。”“好的，但那样当我的孩子们放学回来时我在傍晚就不在家了。我会牵挂着他们。”……等等。这种游戏是没完没了的，因为说“是的，但”的那个运动员并不愿让对方得到已经解决了问题这种安抚。辩证论者会指出，在这样的交流中，这个游戏不单单是一个人“发出”、另一个人“接收”信息的问题。实际发生的事是：在一个运动员提出一个建设性意见时，另一个运动员则照例把道理推向其反面，直接摆出根据拒绝在对话的另一边表达出来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那位“提供帮助”的人总是在造就自己的否定。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伯尔尼认为也可能发生没有游戏的交易。在这样的交易中，人们会更公开更容易地互相安抚。这就是哈里斯书中“我好——你好”一语所指的那些交易，即
所有交易参与者之间的互相承认和共同价值感。从哈里斯更强调控制论术语这种情况看，在６０年代，交易分析已明显地偏离了心理分析。伯尔尼和哈里斯都从彭菲尔德的著作中寻找他们的理论根据。伯尔尼说：“人类的大脑是精神生活的器官或组织者，它的产品则以自我状态的形式被组织和存储起来。彭菲尔德及其同事的发现中已有这方面的证据了。”哈里斯把人脑比作计算机的磁带，把它看作一部高保真录音机。而且，他还引用彭菲尔德的话来证明人的脑子就等于人的心灵（自我状态）。为了使事物保持历史的原貌，我们不应忘记彭菲尔德那时还未写出《心灵的奥秘》一书。在此书中，他特别否定了心理活动可以与大脑官能划等号的说法（见第十章）。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就如皮尔的著作所反映的，５０年代的通俗心理学运动明显地具有目的论倾向，而到了６０年代，我们就看到越来越大的趋向把人说成机器了。哈里斯说：“成人态（自我状态）是一台数据处理计算机，在处理了三种来源的信息后他才作出决定。这三种来源是：父母态、孩子态，以及成人态已经收集和正在收集的资料。”他谈到孩子态资料使病人的计算机超负荷。这不仅是用在出版物中的半科学行话，而且适用于实践的说法被他的一个病人如下的话否定了：“可我的计算机最终还是启动了。它使我意识到我还有别的选择——我的成人态能评价当时的情景并为我的孩子态说情。”请注意反映在上述措词中被动的、洛克式的人性形象。我们可以把交易分析的治疗目标概括如下：给人们编制新的程序；使他们处于平等的关系中；相互承认各人都是
成人；偶然使用孩子般行为作为自发的源泉，但基本上避免依靠父母的态度。正如伯尔尼令人开心地表达的：“这整个准备过程（即交易分析中重新编制治疗程序的过程）实质上是使一个人能友好地脱离父母［和父母态的其他影响］，以便间或惬意地去探访他们，但他们不再处于支配地位了。”
虽然这种与父母分离的建议或许是明智的，但是，事实上伯尔尼和哈里斯是如此地混淆了目的和非目的术语，以致他们的方法能够在临床医疗上行得通的原因变得含糊不清了。阿德勒就曾谈到过人际关系［交易］中的小动作，但他还认识到，这些原因是具有内在目的的有机体所采用的、然后以响应的形式显现出来的前提（见第八章，ｐ．１５５）。按照阿德勒的心理学，那位病人的计算机并没有“启动”，但肯定和辩证变化无疑是出现了。哈里斯的书特别充满了目的论词句，而且他一度引用特鲁布勒德的话，大意是认为人的心灵是以目的因为依据而工作，所以不存在的东西也能影响存在的东西。哈里斯还支持杜兰特如下的提法：当我们知道为什么在做着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时，我们是自由的。哈里斯似乎不如彭菲尔德那样认识到计算机或无论是自我状态或别的什么都绝不可能知道为什么自己在做着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这就是彭菲尔德把心灵双重化并提及程序编制者的原因。知道存储的信息与认识到一个人的思想是以它为之而着手工作的“那个”为根据，并不是同属一个种类的“先验认识”（见第十章）。
从交易分析中得到裨益的人们并不单单在输入更多的资料，或给旧电路更新程序。正如上述那位病人所说的，他们
已开始认识到在生活事实的模式方面具有一个以上的视角可供选择。这种马赫式见解（参阅第五章，ｐ．８６）并不限于科学描述；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理解任何与所有人心灵中所意欲的意义，我们就必须总是考虑到他们的倾向、他们的康德式观点、他们的卡内基“角度”（参阅上文）。彭菲尔德绝不能用电刺激得到这种观点、这种对立面。所以，他得出了恰当的结论：心灵和大脑并不是同一种东西。记忆库肯定有，但这种机制总得由编制程序者来解释和分析。尽管伯尔尼对彭菲尔德的发现有自己的见解，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程序编制者具有孩子态、父母态或成人态的特性。的确，可以肯定地说，孩子般或父母般行为的内容一定是在记忆库里，而不在程序编制者这个角色里。
这样，剩下来的就只有一个极大的可能性：人们正从一种研究社会关系的方法中得到相当大的好处，但这种方法却利用他们的自由意志以非目的行为解释的错误类比来解释它。弗洛伊德总是意识到用里比多理论解释人类行为似乎是多余的（见第三章，ｐ．４７）。我们只能怀疑现代交易分析的推崇者究竟如何严肃看待充斥自己的方法之中的伪控制论术语；或者，他们究竟是否体会到在解释病人体验到的好处时，心理疗法医生运用的这个或那个理论解释所暗含的因果区别。
心理控制论
国际著名的整形外科医生麦克斯韦莫尔茨创立了称为心理控制论的自我管理方法。他把宗教主题和机械论结合起来并告诉他的读者：“……在创造人的时候，我们的造物主赋予人一种伺服机制。这种机制比人至今创造的任何电脑或导引系统更为奇妙，但都根据相同的基本原理进行工作。”动物不选择生活目标，�